【大紀元2017年09月26日訊】編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開始密集抓捕、傳喚全國各地的維權律師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周世鋒、謝陽、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師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謝燕益在被非法監禁553天後，獲釋回家。他在監獄中遭遇了怎樣生與死的考驗？謝燕益親自寫下近20萬字的《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大紀元網站有幸首發此書，將分兩大部分連載：其一為《709紀事》，其二為《和平民主100問》。
七、關於吃藥、認罪與抗爭
（接上文）有人問我你認罪了沒有？寫認罪書了沒有？在長達五百多天的日子裡，我寫過這樣幾份東西，我絕食爭取來紙筆寫給妻子的信、反省書、申訴書還有悔過書，都寫了。至於悔過類似的東西前後一共寫過兩份，第一份主要是敷衍他們，其中沒有認罪和悔過的表述和字眼，對自己表示一些反省，進行一些必要的批評，但文章的核心內容是通過批評和反省的方式強調了人權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國這一政治主張。後來他們認為無關痛癢沒有觸及深處不滿意，又逼迫我寫第二份。在第二份悔過書中，有了認罪的表述，承認自己主張和平民主，通過文章、書籍以及行為「山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最後按照他們的意思寫完後還不忘讓我加了一個「悔過書」這樣一個標題。
誰都想美化自己，這是人性，但是我想客觀地描述一下自己當時的心態：第一，你可能面臨要判刑，還是想輕一些，想早點出來與家人團聚。第二，一定要儘早出來把酷刑披露出去，好讓裡面的弟兄受到關注，使更多的人免遭酷刑，也使得這個冤案的全局能夠獲得根本扭轉的機會！第三，由於信息完全封閉，我在裡面時，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做工作，包括我不配合，號裡的人就不讓放風，告知你所有人都出去了就只剩下你自己了，包括播放胡石根先生等認罪的庭審錄像，以及向我出示他們的認罪書悔罪書。給我播放孩子的錄像、讓我看剛出生女兒的照片，各種攻心之戰，而且我想既然我們的一切信息都無法讓外面知曉，既然一場冤獄審判不可避免，為了讓這場冤獄還有一些現實的價值，就像胡石根老師做出的選擇那樣，通過認罪的方式為自己換來一個在法庭上宣傳自己政治主張求仁得仁的機會，也不枉自己的一場牢獄之災。
後來他們又給我喬裝打扮一番，錄了個像，讓我對著鏡頭念了一遍他們通過的稿件，當然這個稿件我還是加入了有關和平民主的主張，但是後來我想，錄像視頻是可以經過剪輯後選擇性播出的，完全可以按他們需要的內容播出。他們一再向我表示並對我承諾，該視頻是給大領導看的，絕不對外公開。後來一次一次地做工作，讓我寫東西、錄像，我那時就在想，他們其實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一切都為了他們在面子上過得去，在我這裡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想專制當權者要面子不是壞事，懂得妥協也不是壞事，對我們來說面子沒那麼重要。出不出來到後來已經有些麻木了，完全是被動的，我曾經明確跟他們說，現在不是我需要什麼，而是領導需要什麼，我在裡面和外面都是一樣承擔責任，哪一個也不輕鬆。還有一點是出於同情專案組底下扛活的人，他們也不容易。
鬥爭以及為了早日出來、揭露酷刑的目的都做過努力了，至於說什麼時候出來，一切皆有定數。而且我還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在裡面多待一天就一定有一天的收穫。應當說監居的前三個月比較煎熬，人幾乎要瘋掉，後三個月又相對比較殘酷一些。他們專門為了有所突破，將我們從北京轉移至天津祕密關押審訊，在裡面為我們預備了各種手段。但是到了看守所，後面的時間長了，習慣了、麻木了也就無所謂了。
儘管我寫的個別讓他們能交差的隻言片語主要還是為了把自己所堅持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張表達出來，那種看似在批評自己、反省自己而實則是表揚自己的遊戲，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人應該表裡如一，言行一致，我還是很敬佩那些一個字都不吐的毫不妥協的純粹的硬骨頭。反過來講，一般來說，在面對強權專制的抗爭中，一般人不必為此背上過多的道義負擔而做出無謂的犧牲。
舉一個例子來說，坊間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以及流傳出來的他在東北監獄對於監獄裡的狀況給予了正面評價，稱自己得到了人道的對待、得到了友善的對待這樣一種表述，有人對此做出過度的解讀和嚴厲的批評，我認為這是一些外面的人不了解裡面的惡劣、殘酷情形的表現。這無疑大大增加了民間的抗爭成本，要求抗爭者去做無謂的犧牲，政治抵抗者必須都是聖徒。那些歷史書上通過寥寥幾句話描述出來的歷史故事和概括出來的英雄形象它並非帶有生活細節和生命特徵的具體歷史真相，它並不是每一年、每一個月、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秒鐘的生活現實和生命體驗。
為何說這種苛責是不了解現實的表現：第一，即使劉曉波做出過一千句、一萬句對人道待遇、人權問題以及專制邪惡的譴責批評、詛咒的表達，而僅僅表達了一句似是而非的中肯的話，那麼可以肯定的是，在專制鐵幕之下，人在完全被監禁、徹底隔絕的情況下，向外傳遞的信息也只能是讚揚專制的話被無限放大，而批判的聲音完全銷聲匿跡。第二，劉在那樣一種困境中，對人道和人權的改善做出一個評價來，我們倒不妨從劉想用善意來化解惡來解讀，與其說是一種事實的描述，不如說是一種對人性的期待與呼喚，作為一種倡導而存在的。況且在專制牢獄的困境之下保證一個政治犯自己高貴的人格尊嚴，本身就是對人道與人權的最大捍衛，他的《我沒有敵人》與對監獄的改善一以貫之的態度，傳遞出一種不可屈服的人格高貴以及最大的善意和愛，背後他自己不知道要承受多少苦痛、屈辱與寂寞，或許是一個心聲，或許是沒有選擇，這樣的指責只能讓那些先行者流淚又流血。當那些指責批評者進入到那樣一種困境乃至面對生死的考驗之時，或許連他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未必能做到。
關於謝陽、江天勇認罪、認錯的問題，他們承擔的夠多了，面對專制權力的殘忍和惡毒，這原本就不應該是個問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外面時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乃至有救世情結，他們在裡面都不希望牽累他人，我想連同監號的嫌疑犯以及迫害自己的人，恐怕他們也都是抱著慈悲救度之心的。
當然我們也不要低估了專制統治者的邪惡，他們樂見於人性被摧毀、意志被壓服，因為他們說謊作惡時就無法接受別人還在堅守的良善正道，他們背負重罪時希望所有人像他們一樣也背上罪債，他們想讓政治犯人格分裂，他們想讓公民社會分裂，用道德大棒綁架你，對此我們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與警惕！
他們的辦案方式是把你的所有電腦、手機、書籍、個人物品、人際交往、人生記錄都查個底掉，你的一切包括從小學到中學，你的父輩、家人、親戚朋友都在他們的調查之中也盡在掌握之中。這是一場超限戰，超限辦案方式，總之要達到他們的目的，沒有什麼限制可言，儘管這嚴重侵犯個人隱私、人格權，但一切都變成了一種手段，這種辦案方式本身就是思想犯、言論犯的做法，嚴重侵犯人權和人格尊嚴，誰也不知道這個邊界在哪裡。政治犯的模式是，他們給我看我剛出生的女兒的照片，看我兒子在課堂上做題以及演出馬頭琴時的視頻，他們威脅要把我妻子原珊珊抓起來，我當時真的有些崩潰。
從2003年我提起憲政第一訴，起訴江澤民違反憲法、違背民意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開始，到2005年營救朱久虎律師時的聯署、參與推動北京律協直選，到「08憲章」聯署、人權律師團大家一起討論各種法律、人權案件營救同行、共同聯署，到我發起的一些呼籲比如恢復唐吉田等律師執業權利的呼籲書、釋放陳永洲保障記者權利的呼籲書，從建三江、鄭州研討會為被抓律師捐款到劉家財「山顛」案、張向忠案、法輪功案、許東案、慶安槍擊案等，再到擔任秦永敏人權觀察法律顧問營救秦永敏、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香港學術研討會、本人編訂的拙作《信仰之路》書籍、網上發表的和平民主系列文章以及2015年初本人在北京召集的一次飯局等等，都成為他們審問的內容。
當然，我也感受到了他們的糾結，集體無意識，從上到下，他們都是以利相交、以勢相交、以權相交者，毫無道德感，都做好了棄船而逃的準備。而這個案子應該說從一開始就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可以公開地說，前後審過我的包括自稱老姜、曹建光（前面兩位是北京的）、自稱老王（其實後來我知道他姓嚴）、劉博（劉隊長）還有李警官（天津），還有兩三位不知其姓氏的，還有一位可能是公安部的、自稱姓劉的，給我背誦過心經。他們自稱常年審理大老虎、詔獄等案件，他們在公安系統內顯然也都非等閒之輩，這些體制內的人他們明知自己是在違法，儘管他們表面上看起來很強勢，但是這一次他們面對的顯然是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對手，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讓我感受到了他們的游移、煎熬、不知所措，還有包括那些負責看管我們的武警戰士，除了讓我感受到監禁的殘酷之外，我真切感受到了是非之心、人性之善、人心向背！
除了天津市二分檢察院宮寧處長、盛國文檢察官，還有一位忘了姓名，天津市檢察二分院的張處長、霍處長（自稱偵察處或大案處）也多次找我談過話做過工作，甚至我不給他們寫東西，他們就不走。有一次他們告訴我黃興國在雙規前的最後時刻，去旁聽了周世峰的庭審。他們給我舉這個例子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訴我，所謂中央反腐是在動真格的，中國如何如何有希望了，讓我們等著看專制統治者如何改革、如何為中國開拓一條光明的道路，而我卻看到了如黃興國一樣的體制內的封疆大吏們各懷鬼胎、當其走到窮途末路時的心之所向，或許他想在體制外找到終結這個垂死的專制極權的希望。這無論是一種內心的追問也好還是良心發現也罷，其實在體制內已廣泛存在，只是人們都善於隱藏起來。黃最後尋求精神出路的現象類似王立軍，他們都自知身陷黑暗與邪惡當中而沒有出路，當然王立軍有一個迫切求生的緊迫情勢，不過往往人在窮途末路時最能顯現出其真實人性的一面。
在我被羈押期間，我的同胞們包括專案組的所有人，毫無疑問也都展示了良善的一面，其間不時感受到人性的覺醒、人心所向，因為大家都不傻，即便曾經打過我的劉隊長後來竟然再也不來見我了，很明顯，我感受到，我的這些心存良善的同胞大都不情願迫害無辜、踐踏人權背上歷史的債務，大家很明顯都是被綁架來幹髒活的。
我開始被強制監居直到後來面對可能的判刑，儘管也有些糾結，但是也總有這樣的感觸，在外面時，每天看到冤獄遍地、人道災難頻發，心裡總是焦慮不安，自己總有無力感，代理的一個個案子盡心竭力卻無力回天，這回自己總算也進來了，進來反而覺得心安理得，在裡面是承擔責任與眾生一起受難，在外面也是擔當責任，一樣並不輕鬆，這是多操蛋的時代，一個黑白顛倒、義人受難的荒謬時代。
到天津強制監居的後期，我們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可以吃飽飯了，專案組甚至詢問過我飯夠不夠吃，當然經過他們的反覆詢問後，自己也覺得要吃飽飯，養好身體保存實力，以應對將來可能會發生的更艱難情況，無論到看守所還是監獄以及遭遇到其它什麼情形，因為萬事不由人。在外面自由的人是無法體會裡面的心理的，因此我也向他們提出了早中需要各加一個饅頭（比較小的那種），可是他們在執行時，不單早中，晚上也給我加了一個饅頭，我又向他們提出撤掉晚上的，他們就不理解，甚至提出吃不了可以剩下。對我如此斤斤計較，態度又變得有些惡劣。
其實沒有人會理解，我的目的是，能夠保障基本生存基本吃飽就可以了，如果吃得太飽，主食有哪怕那麼一點富餘了，習慣一旦養成了，那麼日後到了監獄看守所，再到更困難的處境中怎麼辦？因此必須要養成和習慣於接受一個較低標準的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這才是最有利的，我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正面對什麼。
當然這可能也反映出當時我的某種心態，當我向號裡的朋友們講和平民主思想時，我講和平民主必勝、暴力專制必亡，這件事情的發生不會超過三年，號裡的弟兄們大都認為，即使我出去了，我還得進來，嘿嘿！他們不相信的事，我出來後一看，估計要提前實現了！
差不多從我被抓的第一天起當局就要求我認罪，轉變思想認識，關鍵看態度，放著河水不洗船，聽話聽音等等。弔詭的是，他們在公然破壞法治，摧毀他們這個所謂政權的法統，我們的堅持與抗爭反而還是在維護他們的這個法統。他們還給我舉例說明，告訴我，別不服，連周永康的大祕什麼什麼博士後都認罪了，都是他們辦的案子。而我也在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與他們進行這場意志的較量，不斷以自己的方式抗爭著。記得我們自監居轉批捕，在監居場所我向執勤戰士講，我是因為和平民主而被抓的，中國未來一定可以實現民主。當局將我們從監居場所運往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向車上的四個人表達我的觀點，我說，和平民主一定能夠實現，我們不要被暫時的困難所嚇倒！和平民主必勝，暴力專制必亡！儘管在車裡，嚴隊長不時打斷我的講話，但是在車裡時空氣都凝滯了，死一般的沉悶讓我知道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當中！#
（大紀元首發）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