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1月10日訊】
目錄
中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
精心策劃的反右運動
勞動教養制度
反右運動到底劃了多少右派
株連政策
魯迅會被打成右派嗎？
北京大學反右概況
中共從未否定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的實質及惡果
1957年的反右實際上是一場中共及其黨魁毛澤東領導的針對知識份子乃至全社會各階層的全國性政治迫害運動。
中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呢？
毛澤東之所以把數以百萬計的人推到對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窮根究底，緣於對知識份子的仇視，及認為民主黨派對他的潛在威脅。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的1925年，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發表論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一部分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時在3個刊物上刊出，並出過單行本。在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此文是開篇，但文字刪去近半，上述這些話全不見了，卻又加上原文所沒有的「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
中共的理論及綱領都是暴力、獨裁的，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說：「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了。」當時的民主黨派成員大部分是知識份子。毛1947年11月30日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說：「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中共奪取政權後初期，由於中共幹部大部分是土包子，根本不瞭解如何治理國家，因此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才通過了《共同綱領》精神，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的政府部門，都有一些民主黨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職，儘管職務不很重要或多為副手，讓中共幹部有個瞭解政權的運作過程，這只是嗜鬥、嗜殺的中共的策略而已。待熟悉政權的運作過程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毛澤東正是借反右，一舉清除異己，讓他們離開政治舞臺，清除民主黨派對他的潛在威脅，了卻其鬱結多年的宿願。
精心策劃的反右運動
1）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整肅知識份子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但胡風案件以及此後掀起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肅反）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中共暫時找不到切入點。而在國際上，一九五六年三月開始，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活躍起來（「裴多菲」俱樂部引發的要求民主與公開性的訴求，後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此處不表），先後舉辦了一系列大型研討會，討論經濟、哲學、歷史、新聞等問題。參加這些研討會的有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名流，也有年輕的知識份子甚至還有人民軍軍官。發言者在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情緒也越來越激動，人們內心燃燒多年的要求民主與公開性的烈火「噴發」出來了。這給中共的啟示很大，於是「引螞蟻出洞」 （以後改稱「引蛇出洞」）的計畫出籠了。
毛澤東於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雙百」）方針，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
在1957年1月毛澤東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可以找到藉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思路。他說：「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毛澤東還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當時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辭，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絕不秋後算帳。」
經毛澤東和全黨組織「誠懇」的動員，並在「言者無罪」的保證下，鳴放開始了，許多人誠懇地給中共提出了許多建議,黨報天天整版刊載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
等這些意見和建議發表得差不多時，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
一九五七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出：「……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狂。……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注意，毛澤東使用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樣的軍事語言，可見他是把反右派鬥爭當做一場戰爭來看待的，是要把右派當敵人殲滅的。
2）中央發指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1957年6月8日，反右鬥爭終於出籠了，《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中共的大刀終於出鞘了，大鳴大放中提的意見都成了罪狀，三百多萬人被打成右派。
勞教制度
如何處置這些沒有觸犯刑法的眾多右派，配套措施出臺了—-勞教制度（勞動教養制度),它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發動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中逐步建立起來的，1957年8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准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於8月3日由國務院公佈，從法律上正式生效。
勞動教養制度，不經法律程式，可以隨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進行無限期關押，並強迫勞動。
反右運動到底劃了多少右派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份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
但據後來的解密材料，實際上當時被打成右派的，含各個階層，為317萬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317 萬和55萬兩個數字的巨大差異，55萬是平反的數字，右派人數遠超過55萬，否則那來「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份子失去職位」，有些右派還在本單位接受改造，沒有失去下放和勞改。317 萬和55萬的差值就是各次運動中被中共搞死的右派、自然死亡的及農村的右派，比如：大饑荒年代，各地勞教所都有人餓死，僅1960年甘肅省酒泉縣的夾邊溝農場2,400名右派餓死了1,300人。
中共說中國農村沒有反右，但《反右絕密檔》顯示，中共農村「反右」整死了好多人。1957年中共在農村開展了主要針對中共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的大辯論，還有1958年全國各地開展的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等，不同意見者就被整肅。「統購統銷」就是國家強迫農民交出所有「餘糧」，『統購統銷』 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如同城市裡的人對農村的大饑荒慘狀知之甚少，農村的「右派」也就沒人給他們申冤和平反，自生自滅。
在反右運動後期，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在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不劃右派，那些已劃為「右派」的，改劃成「地主」或「壞分子」，他們以後的遭遇比右派還要慘。他們的總人數估計約50萬人。
全國年齡最小的右派是四川達縣（今達州市）的小學生張克錦（畫家），十二歲被劃為右派（「右童分子」），在監獄裡度過了7年時光。「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屬於「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此外，還有「內控右派」，檔案中記著，由中共書記等秘密監視其言行表現，但本人及普通群眾並不知情。
株連政策
由於共產黨的株連政策，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右派分子們的全家和所有親屬都連帶遭殃。父母、妻子、兒女乃至兄弟姐妹，無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體摧殘、舉家被驅趕到農村等等一連串令人髮指的株連……。中共滅絕人性，慘無人道，許多夫妻被迫離異，許多子女被迫與右派父母斷絕關係……。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雙雙上吊自殺；著名化學家曾昭掄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剝去上衣，用皮帶抽打，不堪其辱，當夜服毒自盡；著名學者彭文應妻子鄧世容被活活嚇死，年僅19歲的兒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鋼針、安眠藥自殺；章伯鈞女兒章詒和為父申辯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學新聞系女生林昭被槍決後，其母被索要5分錢子彈費而氣瘋，後來在街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此類事例數不勝數。每個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淒風苦雨，驚心動魄的血淚史！由此看來，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是317萬的五倍。
魯迅會被打成右派嗎？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沉醉於反右運動的勝利，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壯著膽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個曾被毛澤東讚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魯迅，在1957年必然也會成為右派，並且還要坐牢！
北京大學反右概況
現在看看極具高度代表性的北大的「反右派運動」的大概情況：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反右派時劃了716個右派份子（589名學生，110名教職員，和後來又「補劃」了17人），還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種處分的人842名。
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收集毛澤東於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只有極少數，像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比較毛澤東的講話和在北大反右實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規模的「劃右派」的行動，是按毛澤東的具體指示並制訂百分比劃取右派分子，按預先設定的指標抓出一些人作為「階級敵人」打擊。
北京大學反右劃了716名右派分子中，有八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文革中造成北大63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華大學反右劃了571名「右派分子」，清華文革中造成了58人死亡（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農業大學反右劃了143名右派分子，全校有13.4％的教授、副教授，4.7％的大學生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農大有30人被害死。
各大學受迫害人數呈現明顯的均勻現象，是因為反右都是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中共多次發出內部檔或者通過公開報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紹給全國效仿，因此北大反右極具代表性。
前幾年，北大反右受難者校友維權上書上訪北大黨政領導，要求校方「賠禮道歉，推翻冤案，發還蒙難22年間被扣押的工資並索賠」，還多次上書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均無回復，有的被打壓，甚至被打。
中共未否定反右運動
中共從未正視和反思歷史，不肯賠償與道歉也是中共的方針，與其它後來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還有，「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間遭受的經濟和財產損失沒有得到償還或者賠償。中共僅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性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份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反右運動的實質及惡果
反右後，各級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沒有民主黨派人士的辦公桌椅。他們被收容進了各級政協，夾著尾巴做人，雖不當家，只要百依百順，唱唱頌歌，可保錦衣玉食，富貴尊榮。
反右運動扭曲了人性，運動中，在中共的慫恿和威逼利誘下，背信棄義成為時尚，吹毛求疵的檢舉揭發，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終日；運動後，仍互相防範戒備，摧毀了人類文明賴以生存的倫理道德準則，敗壞了彰善癉惡的社會風尚，埋葬了誠實博愛的傳統美德。中共政治及其運動的特點就是用小人約束好人，從而社會風氣日下，道德淪喪。
對於難改造之人，抓起來勞動改造，殺雞儆猴，誰敢再對共產黨的政治說三道四，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反右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人們汲取「禍從口出」的血淚教訓，從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歌功頌德、假大空盛行，說假話受獎，說真話遭罪。整個社會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棄，人性遭踐踏，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罕見的精神浩劫。
參考資料：
網路綜合
《反右絕密文件》
維琪百科 ：反右運動
丁抒：「千方百計引蛇出洞」，《陽謀》第七章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