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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之毀壞道德篇(10)

共產暴政錄:上山下鄉運動

編寫:愛德華

文革十多年中,大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打發到中國農村,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網絡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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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1月30日訊】

目錄

上山下鄉緣起
知青生活
回城及走後門
雲南知青抗爭
新疆上海知青抗爭
女知青被強姦
離婚潮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影響

上山下鄉緣起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打發到中國農村,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鄉並非開始於文革,上山下鄉是中共政府搞出來的應付失業問題的辦法,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包袱甩給農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因此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劃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同時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副總理譚震林擔任組長。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個15年計劃,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下放1,100萬到1,200萬知青。

從1955年到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在初始階段,知青下鄉還有一點自願(騙他們去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這一切實質是用共產黨的騙字訣)的成分。但是從1962年以後,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動下,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開始帶有強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還有,把各種成分不好的人從城市遣散到偏遠農村,也是中共的一貫作法。

除了經濟及就業因素的考量外,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等勢力的目的,精於權術的老毛則反手對付紅衛兵,文革中紅衛兵大部分都隸屬於各個派系,文鬥武鬥不止,雖最後被彈壓下去,但數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紅衛兵成為無業青年後隨時可能發生不測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主要是一種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至此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的任務。到家裡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登出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號是:「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文革中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更是被用來推行上山下鄉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公布了毛澤東在12月11日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甩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有失業問題。把知青甩到農村當農民也算「就業」。把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政治化,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僅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知青生活

毛澤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麼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 的准軍事化生活,但卻非正規軍隊,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鄉青年由城鎮戶口變為農村戶口,失去了城鎮糧油定量供應,由於城市和貧困農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難養活自己,還要家人接濟,在一兩年的激情過後,發現回城無望,有些人甚至偷雞摸狗,打架鬥毆。

插隊知青一般還受到善良的村民的關照,但知青農場,生產建設兵團中的知青更慘,有些甚至遭到幹部(如指導員、連長、營長等)捆綁、吊打、強姦。

回城及走後門

由於農村生活的艱辛,知青都在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回城,找一個有國家工資的活計,於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額就成為爭奪的目標。每個家庭都開始動用自己的各種關係,託人情,走後門的歪風邪氣正是從上山下鄉運動之後大規模地盛行起來的。

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大批老幹部復出,他們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農林場/兵團,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複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一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

如新疆一師十四團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專門派了兩個祕書,花了幾千元錢,帶了各種證明,連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調走。五團某上海知青,父親是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只給新疆方面打了一個電話,就打通了關節, 該知青後進入西安交通大學,妻子也調到西安市。

但沒門路的知青要上大學(工農兵大學生)、調回城、請假回家,甚至僅僅為免受刁難、欺侮,則要以錢物通關。生產建設兵團、農場、農村公社大隊裡等手裡握有黨票、團票,招工、調動、提幹、病退等特權的幹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許諾升學,或答應回城等條件,威逼利誘一些女知青就範。有的女知青被姦污後,精神失常甚至自殺。

雲南知青抗爭

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用請願和罷工的形式表達迫切回城的要求。

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1978年10月,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中共上層震驚,隨即派出調查組。

當雲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聯合工作組,與罷工的知青進行了一次正面接觸時。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這些領導人並沒有誠心,便問一個問題:「各位領導,……你們是不是可以向我們交交底,你們的家裡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這個問題讓領導們目瞪口呆。確實,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子女此時還在鄉下當知青。領導們發怒了,對著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談判代表拍桌子,大聲斥責起來。知青罷工代表立即全體退場,表示抗議。

1979年1月,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萬餘名知青為進入絕食場地的壯士們送行,一時間淚飛如雨,哭聲慟地。當中央調查組趕到那裡,北京知青吳向東當眾割腕自殺,三萬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其場面震撼人心,見者無不為之動容。

中共對挑戰其政策的活動的鎮壓從不手軟,但當時的形勢對知青有利(除這場知青抗爭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並講究策略外,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及計劃中對越南的戰爭,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抗爭得以和平解決。

1979年2月,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雲南知青請願成功勝利返城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激勵各地的知青爭取回家的權利,並達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雲南等地知青的抗爭促使中共1980年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新疆上海知青抗爭上訪

1979年初,雲南農場知識青年通過請願、上訪實現返城夙願的消息迅速傳到新疆,新疆農墾系統以上海知青為主也起來為自己爭取回城的權利,從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屢僕屢起,前後持續長達兩年之久。

從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蘇、喀什和庫爾勒的知青發起並堅持了漫長的請願運動,並舉行了幾十次罷工,甚至絕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絕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關的「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違者依法處理。

1980年11月下旬,請願知青在總指揮歐陽璉組織下舉行了100小時的絕食活動,從23日上午10時開始,提出「戶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蘇,堅決回上海」等口號。為顯示決心,上海青年還在絕食現場擺放了三口棺材。參加絕食的知青以歐陽璉為首,從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時,絕食宣告如期結束。期間因體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當地醫院治療。

12月11 ,阿克蘇地委不得不發出給上海知青簽發回滬准遷戶口的232號檔,並緊急簽發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滬准遷戶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組抵達阿克蘇。並於1980年底,邀請阿克蘇的知青代表召開座談會,半夜時分全副武裝的軍人架著機槍上了房頂, 12月26日淩晨兩點,知青代表歐陽鏈等八人被逮捕,並關押了許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滬戶口作廢,原來這是一場騙局。阿克蘇地區宣布全面戒嚴(出動軍隊實行軍事管制,封鎖要道、火車站,嚴防上海知青拿著戶口准遷證返滬),而且延伸到烏魯木齊吐魯番。後來歐陽璉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請願運動被中共鎮壓下去而失敗。

新疆請願運動的失敗,是因為中共對挑戰自己的政策的活動的鎮壓從不手軟,並且隨著高層權力的鞏固,對越南戰爭的結束,則對新疆知青抗議活動恢復採取強硬的立場。

女知青被強姦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八團三十個單位,有二十三個單位發生過捆綁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綁吊打的知青達九十九人。據當時一份新華社《情況反映》記載: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一營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二十餘人,捆綁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師二團六營的連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五十多人;內蒙兵團被姦污的女知青達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現役軍籍幹部二百零九人。為平民憤,各地大開殺戒,將以上罪犯處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複查後撤銷原判)。此外,各地農村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涉及姦污、殘害女知青的也為數不少。

根據1973年的一內部報告,「全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識青年 1,034起,受害知知識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調戲猥褻姦污女知識青年的幹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離婚潮

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這離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約八十萬永留農村的知青,雖然保全了家庭,卻註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影響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後果。從1951 年中共批武訓,就可看出,中共懼怕百姓有知識、有文化。

儘管青少年當時所受到的那點可憐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還是唯恐他們學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剝奪了升中學或考大學的權力,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剝奪所有青年繼續受教育的權力。受教育本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由國家憲法保障實施的基本人權,是關乎每個人生存、發展的關鍵。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快速退化。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失去了最佳年華。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不僅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本有富餘,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把知青的生計轉嫁給農民負擔,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知青由於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時機,在八九十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裁減的對象,被下崗,被裁減而失業,淪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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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0 4: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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