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11日訊】海耶克小凱因斯十六歲。當他於一九三一年由維也納前往英國，應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之聘擔任教授的時候，一場影響後世甚為巨大的凱因斯革命正在醞釀。海耶克也就很自然地躬逢其盛。但由於他的見解與凱因斯的相反，終於引起了一場頗為熱烈的辯論。
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J. R. Hicks）對於這場辯論，曾在一九六七年如此說：「當一九三零年代之經濟分析史被寫成時，在這場戲中（這確實是一場相當可看的戲）的一位主角是海耶克教授。海耶克的經濟著作—我不討論他後期在政治理論與社會學方面的著作—不多是現今學生所不知的；今天許多人都不記得海耶克的新理論曾一度是凱因斯的新理論之主要勁敵。誰的理論對呢？凱因斯的，還是海耶克的？」在當時顯然是凱因斯勝利了，而且勝得很徹底，成為一九三零年代之後的主導理論。無怪乎，希克斯要說那是一個凱因斯時代了。
那麼，海耶克此後的遭遇又如何呢？他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曾這樣表示：「我在一九三零年代已是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接著卻發生了兩件事：一為凱因斯迥然不同之分析的成功，二為我寫出《到奴役之路》一書，使人增加對我的厭惡。由於這本書在我同仁中是如此不受歡迎，三十年來，我的聲譽就一直在下降，僅在過去十年才開始恢復，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獎，可說就是這種聲譽好轉的象徵。」
究竟海耶克對一九三零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看法如何呢？為何不被認同呢？
我們知道，凱因斯認為當時世界經濟之所以蕭條、失業之所以眾多，基本上是由於社會中總合需要的不足；而所謂總合需要之不足，則由工人於充分就業時按當時之工資率所可收到的工資總額來決定，如總合需要不若工資總額之多，就是總合需要的不足。這就使社會可能製成的產量不能全部銷售，結果就引起經濟衰退，以至蕭條。這時唯有由政府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才能將這種逆勢扭轉過來。
海耶克則不以為然。他認為眾多失業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勞動（以及其它生產要素）在各業（及各地）之間的分配與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間不能協調。這種不能相互協調的現象，是因「相對」價格與工資之體系受到扭曲所引起的。這只有將它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加以調整之後才能改正。也就是說，在各經濟部門中，所有各種價格與工資都須遵照由供給與需要相等的原則而決定。換言之，失業之所以發生是由於各種在自由市場與穩定貨幣之下，所自行產生的均衡價格與工資發生偏差之所致。這種偏差是不能以通貨膨脹來改正的；而且相反的，運用通貨膨脹只會使失業更為增多。
為何我們不能運用通貨膨脹來使失業減少呢？原因有二：第一、為了達成這種目的，通貨膨脹必須經常迅速進行；通貨膨脹一旦加速推行，則最後必會到達一種程度，使價格經濟制度無法有秩序地運作下去。第二、最重要的，在長期間，這種膨脹就使失業不得不大量增加，以致超過了通貨膨脹原來所想要消除的數量。一般的論調是通貨膨脹不過是將社會生產數量重新分配而已，而失業則會減少社會生產的數量，所以害處較輕。海耶克認為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因為通貨膨脹是失業增加的原因。
通貨膨脹使得有些工作暫時具有吸引力。當通貨膨脹停止時，或者甚至當其進行的速度減低時，這些吸引力就會消失。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通貨膨脹會發生兩種變動：第一、將貨幣數量在各生產部門與各生產階段之間的分配變動了。第二、使物價將會再漲的預期形成了。
一般對貨幣之充分就業政策表示支持的人，通常認為只要總合需要能增加一次，就足以在相當期間保持充分就業。這一論據卻忽視了這種政策帶動在各產業間的分配所發生的影響，也忽視了其對於各種工會之工資政策所發生的影響。
只要政府不管工會要求多少工資，都一律負起維持充分就業的責任，工會自然沒有理由會考慮它們這種工資要求會對失業發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每次工資的增加如果超過勞動生產力的增加，那麼就必須增加總合需要，不然就會發生失業。這種新增的貨幣供給，一定會引起對各種貨物與勞務之需要的相對數量的變動。這些相對需要數量上所發生的變動，一定會進而引起相對價格的變動，最後自會引起生產方向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之配置上的變動。
海耶克認為通貨膨脹進行愈久，則依賴通貨膨脹之繼續才能找到工作的人就愈多，這些人甚至還依賴這種通貨膨脹能加速地繼續下去。這不是因為他們如無通貨膨脹就找不到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已暫時被通貨膨脹所吸引，而參加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現在這些工作卻在通貨膨脹緩和或停止以後而又告消失了。
海耶克的這種論斷當時固然沒有人聽信，就是在第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正過著二十五年史無前例的大繁榮的期間，他仍不斷地提醒世人這種依賴通貨膨脹所形成的繁榮是不能持久的。為防止經濟蕭條之來臨，就須趁經濟正旺盛之時立即採取行動，停止通貨膨脹，但仍沒有人聽信。結果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通貨膨脹與失業同時併發的病魔終於來臨，這就是可怕而難解的「停滯膨脹」(Stagflation)。
其實，海耶克曾懷疑凱因斯是否真的會同意以他的名義，提出這種通貨膨脹政策。因為凱因斯早在一九一九年就這樣告訴我們：「要摧毀社會存在的基礎，沒有一種方法比傷害其通貨更巧妙、更有效的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法則所蘊藏的全部力量就被運用於破壞方面，其進行的情形是一百萬人中也不會有一人能覺察的。」
凱因斯還指出列寧曾提出這樣一個結論：「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之最好的方法是破壞它的通貨。」
凱因斯對於通貨膨脹之為患既有如此深切體認，又怎能提出以通貨膨脹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呢？
海耶克在一九八四年曾這樣說：「在這一緊急的時期，我曾密切注意這種發展，有時也曾與凱因斯討論一些重大問題。在許多方面，我對他都是很敬仰的，我一直就認為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無疑的，他是他所處的時代中，最有力量的思想家與宣導者之一。但是，聽起來也許是矛盾的，他實在不是一位受過高度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他甚至也不是對於經濟學之成為一種科學的發展，表示十分關懷。到了最後，他甚至並不考慮要使經濟成為一種科學，而只是想利用他的卓越才能，對於一些他的靈感告訴他是當時切需的政策，提出一些理論上的根據，以使大眾信服。」
凱因斯從不承認，為了增加貨幣需要以促進就業之永久的增加，是須以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來支持的。但他後來已徹底地體察到，對貨幣需要之不斷增加，最後必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危機。到了晚年，他已對這一問題之發生甚為憂慮。但是，不是活著的凱因斯，而是他的理論，繼續享有影響力，決定了以後事態的發展。
海耶克曾以他自己的經驗加以證明。他說，當他於一九四六年最後一次與凱因斯討論這些問題時，凱因斯已表露出對一些與他最接近的同仁，不斷極力主張信用擴張表示驚慌。凱因斯甚至誠摯地對海耶克保證，如果他這些為一九三零年代之通貨緊縮所切需的理論會發生危險的影響，他將會立即挺身而出，設法改變輿論，使之步上正確的方向。但不幸的是，三個月以後他就逝世了。不過，縱使凱因斯真能公開承認他的理論有問題而回收，各國政府還是會繼續使用，因為它與權力密切結合，實在是太好用了，二十一世紀QE（量化寬鬆或貨幣數量寬鬆）政策到處氾濫可以為證。
儘管海耶克對凱因斯有許多批評，但他仍認為凱因斯是他一生所遇到的感人最深的學術領袖。同時，在另一方面，凱因斯對於海耶克的卓識亦多美言。例如：他曾寫信給海耶克稱讚《到奴役之路》一書是一部巨著，對其中所提出的論點是「在道德信念與哲學思想上都完全同意的，不但是同意，而且深受感動的。」如果凱因斯不英年早逝，而兩人又能不斷交往下去，則彼此在思想上的差異或許可因而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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