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鞋子」所衍生出來的故事

作者:謝行昌
1953年,本文作者一家四口,在鳳山誠正新村(日後改名為黃埔新村)的眷舍前與林豐炳將軍夫婦(右一、二)合影留念。(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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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了年紀的人最喜歡看到的,大概就是「充滿歡笑的童顏」啦,因為它能讓你瞬間忘卻心中的憂愁與世間的煩惱,融入了一個純真與充滿希望的境界。咱們老中那句「含飴弄孫」的成語,就含有這意念吧?

前些日子,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群非洲某國的孩子,歡欣地試穿「新」鞋子,那得意且滿足的笑顏,固然讓我內心充滿溫馨,卻也勾起一些令我感傷的往事。

那條新聞是報導幾間美國基督教會的聯合慈善義舉,他們募集了數百雙舊童鞋,送交非洲某國一個生活艱難的部落。之前,這幾家基督教會就已「認養」(Adopt)了這個村落,捐了不少衣著、食物與日用品。當義工們見到部落裏的孩子們打著赤腳來領取救濟品時,十分心疼他們,所以返美後又再募集了許多舊童鞋送過去。孩子們成長快速,童鞋通常都還相當新的時候就已不合腳,捐出來算是廢物利用,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讓我想起以前父親講給我們兄弟倆聽過的,兩個與「鞋子」有關的故事。在閩南山區窮鄉僻壤成長的父親,因為家中生計艱辛,經常連隔宿之糧都有問題,遑論其它生活日用品呢。所以他童年時也是長年打著赤腳,與那群非洲孩子沒有太多區別的。

父親去集美師範前的故事

故事就從頭講起吧。話說清末民初時,福建出了一位大善人,就是在南洋經商致富的華僑陳嘉庚先生。他十七歲時去新加坡,在他父親經營的小米店裡幫忙,繼承父業後將之擴充,業績逐漸興隆。日後他轉進馬來西亞經營橡膠業,逐漸成為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億萬富豪。

致富後,陳嘉庚先生亟思回饋鄉里,乃於1918年斥資在福建廈門興辦集美師範學院(他畢生的善舉多得數不清,「興學」只是其中之一)。這不但是間學、雜、住宿膳食費全免的義學,就讀之學生還按月發放少許零用金。

不過要考進這家培養師質的學校還真不簡單,因為福建全省的每一個縣份,最多只收兩名學生而已,且寧缺勿濫,考試若是不過關,該縣份一個都不收。所以當年能夠考入集美師範的學子,就有如科舉時代中了舉,在福建當地是件十分光榮的事。我的父親謝肇齊,就是集美師範第一屆招生時,在武平縣錄取的兩名學生之一。

集美師範學制有如台灣當年之「五專」制,應考生之基本資格是至少初中肄業或是畢業生。父親(1905年生)小學畢業後,因家貧而輟學務農一年,原本是無力升學的,幸虧有位仁厚的地主(這地主在早期紅軍盤踞贛南搞土改時被惡鬥,不幸全家遇害,讓我父親日後報恩無門),見到他佃農之子聰慧優秀,憐惜之際決意栽培,乃出資供我父親去與鄰近的福建省上杭縣城升學,就讀於縣立上杭中學初中一年級(住校)。集美師範招生時,我父親是以初一的學歷應考的,居然就考取了,在鄉里算是件殊榮,一時舉家歡慶,賀客盈門。

武平縣城裡有位員外(富商),家中子弟沒有考上集美師範,乃託人到謝家說項,希望以兩百銀元之價,讓他的孩子頂替,用我父親之名入學。兩百銀元對貧苦的謝家而言,是夢寐以求的鉅款,可以買到幾分薄田,讓他守寡的母親(我祖父去南洋打工時染病,返鄉後不治亡故)成為自耕農,能立即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

父親的童年經常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著,即使有飯吃時,也只是稀粥配野菜,所以因營養不良而體型瘦小。當得知有人願出價頂替學籍時,興奮異常,願意犧牲這入學機會,心想大不了明年換名再考,至少家裡人暫時不會再餓肚子啦。我的祖母廖氏,也經不起這兩百銀元之誘惑,再加上我父親毫無異議,乃初步答應了這項「交易」。她老人家是文盲,也沒有「受教育」的觀念,自然怪不得她。

幸虧父親的三叔(懋恭公,是我祖父承恭公之三弟)出面,力排眾議,堅持要他去廈門唸書,三叔公在謝家算是屬於「少數」見過世面的讀書人,家人決定尊重他的意見。懋恭公了解教育之重要性,也知道他這位聰慧的姪兒,是眼前光大謝家門楣的唯一希望。

集美師範雖然是學、雜、住宿膳食費全免的義學,但父親趕路去廈門入學,沿途還是要有花費的,家無分文不說,欠債也不少。所以在我父親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比他小七歲的妹妹(就是我那與民國同壽的淑莊姑)被賣到鄰村王家做童養媳,換得的少許銀兩除還債外,剩餘幾文就是我父親去廈門的路費了。

父親的祖母何氏(自然就是我的曾祖母)是平日最疼他的長輩,在他動身去廈門唸書之前,親手為他縫製了一雙新布鞋,根據父親日後追憶,那雙布鞋之鞋底是雙料的,慈母(祖母)手中線,遊子「腳上鞋」,對他而言,意義非常重大。

哦,這雙鞋子的故事才剛開始,它的下落是我現在都還可以感受到的,父親那錐心之痛。即使事過幾十年,每當他講到那雙鞋子的下落時,都還會熱淚盈眶,這份自然流露的親情,偶一念及,也會毫無遮攔地觸動我心靈中最脆弱的那一環。

我的第一個「鞋子的故事」

話說那日父親穿著祖母替他縫製的新布鞋,挑起行囊動身去廈門,舉家老小都站在祠堂門口,目送這還不滿十五歲的孩子啟程,可以想見當時雙方依依不捨之情。父親走到第一個山丘上,揮手向送行親友告別後轉身上路。一旦離開眾人視線,就趕緊脫下鞋子,放進包袱裡收好,下面的兩百多里山路,他居然是打著赤腳走完全程的。

父親沒料到的是,離家的當天下午,平日與他兄妹情深的淑莊姑就被鄰村(二十餘里外)的王家接走,成為童養媳,為了怕我父親行前鬧情緒,全家都瞞著他們兄妹倆,可以想見謝家當時的心酸,與還不到八歲的淑莊姑流著淚被帶離家門時的吃驚與無奈。我問過父親,他是何時得知此事時,他說是兩年後第一次返鄉,找不到妹妹時,才知曉部分「賣妹妹」的錢,是他去廈門的盤纏。父親紅著眼告訴我們,當時他「大慟」。就因為他咬文嚼字地用了「大慟」這個字眼(還當場寫了給我看,因為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時還不到十歲),也讓我一輩子牢牢記得這樁慘事。

還記得我當年在成功嶺受軍訓時(預備軍官十七期),全連官兵在結訓之前,曾奉命著全副武裝,往大肚山方向急行軍二十公里,當時學員們頂著鋼盔,手持三零步槍,揹負一個約十公斤重的實背包(有別於日後做樣子用的空心背包,因為就在那一次行軍時,有位受訓學員當場體力不支,倒斃在台中的大肚溪橋上),加上水壺與乾糧等。即使是腳穿膠鞋,每個人腳底板都還是走起了好幾個大小不一的水泡。

閩南山巒起伏,雖非崇山峻嶺,但是去廈門得翻越許多大大小小的山丘(有高逾數百公尺者),沒有捷徑,所以我問過父親,全程沒搭舟車(為省錢),又捨不得磨壞祖母親手縫製的布鞋,打著赤腳走兩百多里山路,難道沒有走起水泡?

父親的回答是,他從小打赤腳,腳底早就磨起一層厚繭,幾乎有鞋子的「功能」,即使如此,七天後他走到廈門時,腳底還是起了水泡的。

開學後,集美師範規定學生在課堂裡得衣著整齊,當然也得要穿上鞋子,他們是學習將來如何「為人師表」,這項要求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父親只有這「101雙鞋子」,又是奶奶親手縫製的,所以把它當寶,除了在進課堂裡才穿上外,課餘時間都穿雙木屐,腳下「格支格支」地,成為同學們取笑的對象。

暫且先撇開「鞋子」不談,父親還告訴過我們兄弟倆,他在校時曾經歷的另一個故事,那是與「吃肉」有關的。

話說集美師範開學的第一天,創校的陳嘉庚先生不但親自蒞臨主持典禮,並發給廚房一筆額外加菜金,所以當天學生餐廳的晚餐相當豐盛,大概不乏雞鴨魚肉之類的菜餚。

我父親是貧農子弟,以前從未見過如此豐盛的大餐,大快朵頤之際,竟然分不出肉的種類,用筷子夾起一塊帶皮的肥肉放進嘴裡;

「這……這是什麼肉?」父親吃得津津有味,沒有心機地問起鄰座來。

「呃,這是豬蹄膀肉。咦?難道你以前沒吃過?連這都不知道?」

「我以前是沒什麼機會吃肉的。」父親那時才十四、五歲而已,農家子弟嘛,有話直說。

好啦!這下子「潘朵拉的盒子」給打開了,全班同學(那時候集美師範只有他們這一班幾十名學生而已)都知道這武平縣來的窮小子以前沒吃過肉,我父親成了班上調皮同學在餐廳作弄的對象,一旦廚房加菜,桌子上有大塊肉時,幾個搗蛋鬼就故意停下筷子,直盯著看我父親吃肉時的「滿足」表情,然後鼓掌喧囂:

「嗨!大家快來看武平人吃肉啊。」

父親講這往事給我聽的時候,不慍不火,反而是我聽得大怒。

「爸,那時候社會上顯然是『笑貧不笑娼』,可惡!」

「我就故意作出『津津有味』的吃相給他們看,讓他們看到煩為止。這樣搞了幾次以後,他們也就覺得自討沒趣啦。」

父親就是這麼平和的一個人,大概古聖先賢的書讀得多,為人處事就是會不一樣,他這輩子受到過不少的委屈,都慣以「忍氣吞聲」來應對。有好幾次連他的一些好友都看不下去了,日後曾數度在台灣出版的報章雜誌上為他仗義執言,不過這已超出本文之範圍,以後再說罷。

我八成就是因為古籍沒讀夠,所以「涵養」遠不及父親,遇到這款委屈時,是絕對不會忍氣吞聲的。對我而言,這已經算是接近於「霸凌」了,但是接下去的「鞋子的故事」,才真是不折不扣的「霸凌」哪!

前面提過,我父親珍惜這雙布鞋,不但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一雙鞋子,也因為這是奶奶親手縫製的,有濃厚的親情在內,是父親這異鄉學子的精神寄託之一。

有一天上體育課,老師把同學們分成兩隊踢足球,大家輪番上陣,輪到我父親上陣時,他像以往一樣,捨不得穿著布鞋踢球,把它脫下放在球場邊,打著赤腳上場踢球。

打完球回到場邊,我父親發現他的布鞋不翼而飛,遍尋不着,急得當場大哭,雖然有些好心同學出面幫忙四處張望,也不見其蹤影,這是一雙已沒有什麼實質價值的舊鞋,我父親已穿了好幾個月,拿走鞋子的人明顯地是在惡作劇,知道這雙鞋是我父親的「寶貝」,故意整他的。

父親日後回想事件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同學妒嫉他年紀雖小,成績卻是名列前茅。記不記得我上面講過,曾經有富家子弟出價想要頂替他入學的嗎?誰能擔保他的同班同學之中沒有人是用這方式混進來的?集美師範是當時福建省的頂尖學府之一,畢業生將來是得要為人師表的,所以學業要求十分嚴格,如果有什麼人真是這樣混進來的,最後想不被淘汰也難。

當時操場上只有他們那一班同學,父親心裡有數,認定就是平日最愛拿他惡作劇的那幾個同學幹的好事,但是苦無證據,只得萬分沮喪地打著赤腳走回宿舍,一路上還冀望有奇蹟出現,說不定那雙布鞋就被惡作劇者擺在他床前。

但是奇蹟沒有出現,所以當晚父親焦慮得睡不著,因為進教室是必須穿著鞋子的,此時他只剩那雙木屐,走進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為同學們訕笑的對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親就穿著木屐先進入教室,夾著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這樣折騰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後父親又憂心地痛哭一場,因為雖然鞋子可以在市場買到,但離週日還有兩天,集美師範有門禁,學生們是不准在非週日出校門的。

好在父親在學校結交了一位終生摯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學林豐炳(福建長汀人),兩人家鄉都是在閩西(長汀是武平之鄰縣),客語也是他倆的共同母語。林豐炳日後與我父親同時投筆從戎,結伴徒步去黃埔島,成為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學生。林將軍是抗日名將,戰功「豐炳」一如其名。1950年代初期,國府還在風雨飄搖的危局中掙扎時,負責衛戍老總統官邸的陸軍勁旅,是遠近馳名、裝備精良且驍勇善戰的第十一師,而當時統率該師的師長,正是林豐炳將軍。

這是1953年我們一家四口在鳳山誠正新村(日後改名為黃埔新村)的眷舍前與林豐炳將軍夫婦(右一、二)合影留念。當時林將軍任第十一師的師長,我父親則在步兵學校任教育長。(作者提供)

林豐炳平日見自己客家老鄉被人欺負時,心中就已有氣,此時他挺身而出,借給我父親一雙鞋子(他在長汀家鄉屬小康之戶),雖然不太合腳,但已暫解燃眉之急,下一個週日,林豐炳就陪我父親上街挑選,買了一雙舊鞋子(父親捨不得花錢買新鞋)先應付一下。

可是這「鞋子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數日後有人在校園內發現一隻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隻與另一半不知去向),拿來給我父親看,他一眼就認出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場痛哭。

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紀念,直到1919年去英國皇家軍校留學之前返鄉省親時,他將二等船票(兩人一艙)換為三等(十人一艙),節餘了一百二十幾個銀元,將全部款項親手交給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親完全沒有料到,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返鄉,兵荒馬亂的年代,身為軍人不是那麼行動自由的,再加上武平縣處於福建省最偏遠的山區,對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動念「想家」,就能立刻啟程回去的。

父親於1995年去世,這麼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沒再踏進過家門,難為他一生寫了那麼多思鄉的詩句。諸如這首押著客語韻的詩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就生動地描述出他離家從軍時,與母親依依不捨的景象。

唉,寫著、寫著,我怎麼好端端地濕了眼眶。

再回頭繼續講這鞋子的故事罷。話說此事被班上導師得知後,立刻氣急敗壞地召集全班同學訓斥,但已無濟於事,割鞋的「凶手」仍無法現形,徒然增加我父親的心理負擔。有好幾個月,他不敢再讓鞋子離開視線,甚至於踢足球時,肩上還斜背著一個袋子,把鞋子放在袋裡,自然又被那幾個瞧不起窮孩子的同學捉弄、訕笑。

父親的「報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學、讀書,以優等成績來抵銷遭無端「霸凌」的恥辱,不旦贏得同學們的尊重,也得到師長之同情與關懷。父親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集美師範唸書的五年中,除成績優秀之外,還逐步升為校刊的編輯與主筆。

我父親日後之所以會投筆從戎,在集美唸書時就有跡可循,那是因為他在校時偷讀過一本名為「三民主義」的「禁書」,從此成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經常在校刊(星火週刊)上為文頌揚「孫文學說」,而那本他讀過的「三民主義」還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為當時掌理福建的軍閥是不容許印刷廠印行「異端邪說」的,違者會遭「串通革命黨」之罪名嚴懲。

我父親在集美的頭兩年沒有返鄉省過親,過年也是在廈門過的,一方面是家中長輩不放心他年紀太小,能不冒險上路就別冒險。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費,不是他能夠負擔的。

上完二年級的那個暑假,我父親終於得到家中許可,第一次翻山越嶺返鄉。學校發放的每個月幾角子零用錢,在他平日的「超級節約」下,居然足以換成兩個「袁大頭」(銀元),他把銀元縫在衣服裡後,興奮地踏上歸鄉路。

長途跋涉數日後,父親踏進久違的家門,立刻得意地掏出那兩塊銀元給我奶奶,見她無喜反悲,才意識到家中景況必有大變,首先是發現最受他鍾愛的小妹妹(我的淑莊姑),已被賣給鄰村的王家做童養媳,而且是兩年前他離家去廈門那一天就被王家帶走了的,登時父親想必是「仰天狂號,心中大忿」。

其實,父親從未清楚告訴過我,他當場所感受的打擊有多大,這「仰天狂號」是我自己猜想的。父親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繼了他的血脈,也常會有相似的激進情緒反應,所以我相信我對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號),是與父親雷同的。

其次,父親得知最疼愛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於年前「無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臟病或是腦溢血之類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孫情深,怕他會輟學回鄉奔喪,就一直瞞著他。想起祖母給他的唯一紀念品,那雙她老人家親手縫製的布鞋,現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從中來,立即趕去謝氏位於「太平嶺」的祖墳區。想來,父親在奶奶何氏與亡父墳前,必然又是「呼天搶地」的大哭一場以發洩情緒。

父親後來告訴我,返鄉省親本該是件歡喜團圓的好事,但是因為這雙重打擊,他有好幾天目光呆滯,幾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喪。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婦兒的淑莊姑得知哥哥返鄉,經婆家允許後,趕回老家來與他相擁痛哭,悲情發洩後,他才逐漸恢復正常。

由於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莊姑在兩歲之前,是被綁在長她七歲哥哥(我父親)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為家裡窮,淑莊姑沒戴尿片,我父親每次去放牛(每天賺一個銅板),經常是帶著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倆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乾淨才行,他倆相依相存的感情極為深厚,我父親於1995年臨終時對我兄弟倆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們返鄉去看望淑莊姑。

我的淑莊姑在王家連生了四個壯丁,以年齡論,他們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長我十好幾歲,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學老師。而且「外甥似舅」,我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親。

2002年我回武平尋根,有幸在淑莊姑辭世的前一個月,見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時她已病重,不僅喪失記憶,也完全無法言語,如今憶及,仍覺萬分遺憾。

最近我翻閱謝氏族譜時,發現淑莊姑在族譜上列名「淑樟」,但是記得我自幼就聽父親稱她為「淑莊」,想是因父親用的客語發音導致我的誤會。我已在眾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莊」之名,就還是將錯就錯罷,姑姑應該會一笑置之的。

我的第二個「鞋子的故事」

我這第二個鞋子的故事,就是1949年,父親如何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到九龍與我們母子三人會合的離奇經過。或許有人要問,這故事會與「鞋子」有關嗎?

有的!父親的鞋子裡藏有玄機,他之所以能夠順利逃抵九龍,就是在與家人失散之前,已預料到自己前程難卜,在自己鞋子內割了一個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備急需。

在「手錶的故事」中,我已經將父親(時任陸軍第七十軍副軍長)如何與軍部失聯,以致短暫地遭紅軍主力部隊俘虜,又得以幸運地脫逃的經過作過說明。

但是在找尋劉安祺將軍(父親之摯友兼戰友,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兵團總部之路上,父親偶爾讀到一份幾天前的舊報紙,誤以為廣九鐵路停駛,擔心我們母子三人沒有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只得告別同行的部屬(一位高姓團長),隻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親原先在廣州城的約定是,我們母子三人先乘火車去九龍,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瓊(她曾在法國習畫,是中國名畫家徐悲鴻與蔣碧薇的同班同學,也是台北榮總前院長彭芳谷醫師的母親),父親則因軍令在身,負責安排將七十軍眷屬撤到海南島後必須歸隊。我們母子三人本來也是應該隨其他眷屬同赴海南島的,但母親對時局非常悲觀,堅持要去九龍依親,且已購妥火車票,預定在父親出發去粵西後十二小時之內,登上南行火車赴港,因為此刻紅軍已集結廣州城外,次日即將進城。國軍為避免有百萬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無辜居民,可能在激戰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軍未放一彈,已先行撤離廣州城。

1949年10月,我們母子三人打扮妥當,臨赴廣州火車站前,在租屋之二樓陽台上,與手捧新生兒的房東張程超之夫人合影。我們住在九龍牛池灣時,好心的張先生寄來此照片給我們留念。(作者提供)

回榕城的路上已有大批難民,都是與我父親逆向而行的,人家是逃離戰禍,他則是一心一意想要回去救我們母子三人,沿路倒是沒有再遇到共軍主力部隊,約三十六小時後的傍晚時分,順利抵達廣州市郊,共軍進城後立即實施宵禁,為防自己身分暴露,父親沒敢硬闖宵禁關口,也沒有住進旅館,就夾雜在難民潮中席地而臥,休息了一夜。

次日清晨,天尚未全亮,我父親見崗哨已撤,心中掛記母子三人之安危,急忙摸黑進了城,在微微晨曦中,找到了那條當地居民稱之為「銀樓街」的路(我們在一間銀樓的二樓租屋),但是因為每家門面都已被商家釘上木板(防暴民趁亂打劫),僅留下進出之小門,以致景觀大變,連門牌號碼都遮住了,所以我父親在那家銀樓前徘徊了一陣子,不敢立刻上前敲門。

眼見天即將大亮,擔心無藏身之地,我父親終於鼓勇上前舉手敲門,突然那門開了一條縫,有人在門後偷窺,然後迅速伸出一隻手,將他一把拖進門裡,此人正是銀樓店主張程超先生,也是我家原來的房東。

「你好大膽,怎麼還敢摸回廣州來?你的家眷早在五天前就離開啦!」張先生氣急敗壞地問。

「咦,廣九鐵路不是停駛了麼?」父親如釋重負,好奇地追問。

「沒錯,但只停駛了一天而已,第二天就又通車啦!」

「那好,我這就走,到九龍去與他們會合。」父親不好意思多打擾他。

「等一下,讓我看看。」張先生打開門縫,左右觀察了一下,突然臉色大變。

「糟糕!街角好像有人在盯梢。」

「怎麼可能。」父親顯然想不到他的行蹤可能會暴露。

「昨天已經有穿軍裝的人來檢查過啦,說是有人密告,國民黨高階軍官在這兒進出過,我老實告訴他們,是你的家眷曾在這兒租過房間,但已離開,不知去向。」

「既然已經被搜查過,怎麼還要繼續盯梢?」

「你的家眷走得匆忙,留下不少衣物家當,他們認為你可能還會回來取,嘿,還真被他們給猜中啦。」

父親快步上樓,進入房間查看,果然我母親留下不少衣物,包括幾冊相簿在內。父親迅速在留下的衣物中挑選一套較為乾淨的便裝換上,雖然痛心我們家中的幾百張早期照片即將永遠散失,但逃命要緊,這都已不重要啦。正待離開,張先生迅速塞了幾張港紙在我父親口袋中,詫異之下,父親問道:

「你這是……?」

「噢,你家眷走得匆忙,忘記拿走押金。」張先生說。

其實母親離廣州時已拿回押金,這是張先生擔心我父親身無分文無法上路,特意想要幫忙他脫逃的,只是我父親當時不知道這是張先生古道熱腸的善意,只以為他是位老實的商人而已。

這位張程超先生與我父親年齡相若,多年以後,每當父母親提起他時都非常感念,擔心他可能在三反五反的年代,就已遭迫害了。

話說父親收拾了一個小布包正待離開,機警的張先生把門打開一條縫往外窺視,只見街角那個疑似盯梢的人,居然目光炯炯的還對著這邊看,嚇得立即關門上栓。

「糟啦!他還在那兒。」

「那怎麼辦?」

「看樣子八成馬上就要有人來逮你啦,據我看,昨天他們來這兒檢查之前,你的底細必定已經被人洩露,不然怎麼會直接上我這兒來找?相信通風報信抓到你的人,必定有賞的。」

這下子我父親終於想通了,約四、五天前,他帶領兩名隨扈,徒步去粵西尋找已失散的七十軍部隊主力,在路上巧遇屬下的高姓團長,兩人乃結伴而行,不料遭紅軍某部在路檢時扣留。好在當時兩人身分並未暴露,當晚他倆藉口去河邊挑水,一起泅到對岸脫逃。留下的兩名隨扈顯然洩了底,不然怎麼連我們在廣州租屋的地址都搞得一清二楚。

「那我走後門就是啦。」父親也急。

「我家沒有後門,你現在一出前門就會被跟監,不過我有辦法讓你擺脫他。」

張先生乃帶領我父親到三樓後面的陽台,指點他如何由自家二樓陽台,翻越約五、六座鄰居的屋頂後,跳進一個巷弄,其出口是一條與「銀樓街」垂直的路,可以避開盯梢的人。顯然這是張先生的「老地盤」,他可能就是在那兒長大的,所以才會如此熟悉地況,我父親此時已無它策,只得依照吩咐,小心翼翼地「飛簷走壁」,回到廣州市的街上後,趕緊快步離開「銀樓街」。

不久天色已明,街道上行人漸增,父親一身潔淨的打扮,走在路上與其他的城市居民相當,不至於立即惹人注目,但是在出城的路上都設有共軍路檢關口,盤查之際,難免會有些刁難的問話需要作答。

父親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已暴露,雖然共軍暫時不知道他回到了廣州,但是情況已不容許他像以往一樣,喬扮成家鄉的武平中學老師,別的行業他又無從扮起,只好為自己編了一個新的身分,成了廣東梅縣中學的職員,但是梅縣位於粵東,他如果往南出城直奔九龍,不就不能自圓其說了嗎?所以只得由東邊出城,廣州市內共軍耳目太多,心想先出了城,離開共軍的勢力範圍再說罷。

父親講一口標準梅縣口音客語,所以路檢時只要告訴他們是回梅縣去的,都未被特別刁難。此時(約1949年10月下旬)共軍主力雖已進入廣東,但大部份粵東的鄉下地區尚未完全赤化,而且鄉下的路檢也沒有那麼嚴,尤其他是東行,比較沒有引起注意。

但離廣州市東郊約五十里後,父親必須轉向南行,欲經惠陽(好像就是現在地圖上的惠州市之一部分)往九龍方向走,惠陽附近是客家人在粵南的聚居處,語言雖與兩百多里外客族中心的梅縣有別,但差別極小,對父親而言,較容易隱藏身分。

共軍為防止大逃亡潮,在往南的路上增強路檢不說,過程也嚴格許多。父親未雨綢繆,在經過離惠陽北邊約百多里的某農村時,就以身上穿的潔淨衣著,再加上幾張港紙(港幣),換來一身農民裝束。父親本來就是貧農出身,面容黝黑,現在配以破舊的農服,一頂斗笠,再加上在困頓路途上的餐風宿露(擔心臨檢而不敢投宿旅舍),搞得頭髮零亂,滿面鬍鬚,所以還確實扮得有模有樣。

不過此時我父親還有另外一個極難克服的困境,那就是當他領陸軍三十二師經過贛南時,不幸感染了瘧疾,當時已有一些「金雞納霜」(奎寧)之類的治瘧藥物,但那是治標不治本,暫時解困用的,這俗稱「打擺子」的傳染病,發作時身體會忽冷忽熱,夠煎熬人的。

逃難途中,父親的瘧疾不時會復發,一旦發病時,渾身虛弱,寸步難行,擔心身分可能會暴露,不敢投醫,就地躺下休養。在去惠陽的路上,瘧疾發作得十分嚴重。當時已有不少來自中國各省份,形形色色的難民過境粵南,想必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有,全是意圖在邊界尚未完全封鎖之前,經惠陽逃往港九的,父親以農民裝束夾雜在難民群中,形象潦倒,病態十足,並未惹人注目。

但是當「瘧疾」發作,打起「擺子」來時,身子冷熱交加,「金雞納霜」之類的成藥雖然可以暫時壓住病情,但是患者在趕路勞頓、身體疲憊之時,病毒又會趁勢竄出來作怪。惠陽離九龍僅百餘里,若是沒有路檢阻擾,以我父親的體力(那時他才不過四十六歲左右),只要到達惠陽後,再花兩、三天時間就可以走到九龍。但是這會兒病魔纏身,他擔心在體力復元之前若是冒然上路,說不定就成為亂世常見的道旁枯骨,所以父親在往惠陽的路上,時走時停,拖了約半個月之久。

父親在惠陽的脫險記

當時惠陽以北已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雖然尚未有共軍正規軍進駐,但那些當地的地痞流氓出身,為虎作倀、耀武揚威的「土八路」還真不少,他們藉由臨檢機會,明目張膽地搜括或敲詐難民的錢財。被欺凌的難民們都敢怒不敢言,若是因反抗而遭「土八路」一槍斃命,恐怕連訴冤都無門。

為了購藥治瘧疾,父親將藏在鞋縫裡那只板直了的金戒指取出,換了一些港幣,將其中兩張較大面額的鈔票,仍然藏回鞋縫中,身上只帶著些零鈔與零角子,這當然是在他親眼見到一些難民被「土八路」攔路搶劫後,不得已而用的老點子。但是因為他衣衫襤褸,形容枯槁,還又一身是病,倒臥路旁裝成乞丐的樣子,反而沒引起「土八路」們的注意。

這段期間,父親即使瘧疾發作時,都還是露宿街頭。他也不敢每晚都露宿在同一個地方,還好惠陽城方圓幾十里,露宿點的「選擇性」很多。

一日傍晚,行經一間教堂,只見堂外牆上大書「神愛世人……」(下面還有二十六個字,所有基督徒都會背誦的),父親始終沒搞清楚那是天主教堂還是基督教堂,不過依我的看法,那應該是間基督教堂。

眼見教堂附近打掃得頗為乾淨,父親心想,單獨在這兒「打尖」絕對比去龍蛇雜處的難民堆中要安全些,乃靠牆角坐下,預備當晚就在牆角過夜。

坐下才不過五分鐘左右,教堂門忽然大開,裏面衝出來一個穿著整齊的外國人,想來是該堂的教士,對我父親大聲吆喝道:

「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們,不許在這兒停留嗎?」教士講的是洋腔極重的普通話。

「為什麼不可以,不是「神愛世人」嗎?我又沒有進入你的教堂。」父親指著牆上那段聖經上著名的「金句」當場反駁。

「我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Get out!」教士凶得很。

「這是公共道路,你沒有權利趕我走。」聽到教士最後那句是英文,父親頂回去的這句話是用有英國口音的流利英語說的。

教士愣在當場,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叫花子」居然會講英語!?

「那你是……你是香港來的?」港九的教育系統受英國影響很深,懂英語的居民不少,教士自然會如此假設。以下的對話全是用英語。

「不是的,我曾經在英國唸過書。」或許在父親的潛意識中,認為與教士交談不用擔心,所以講了實話。

「那所學校?」

「桑赫斯特軍校,1932年班。」父親確實是1932年在這所英國皇家軍校畢業的。

「啊,你是軍人?」教士又大吃一驚。

「是,在軍隊中擔任翻譯官。」父親突然警覺起來,不敢再繼續洩底。

桑赫斯特軍校畢業的只是任軍中翻譯官?教士顯然不信。眾所周知,這所皇家軍校是英國培育陸軍將才的最高學府,連二戰時期的邱吉爾首相與蒙哥馬利元帥都是那兒畢業的。

「回到中國後,無用武之地。」父親知道自己的話講溜了嘴,這一下子無法再自圓其說,只得瞎扯。

「好吧,那你今晚就進到教堂裡打地舖,一切明天再說。」教士沉思片刻,突然改變主意。

「謝謝,那我現在就先去對面街角買點乾糧再過來。」父親對教士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有些詫異,也注意到他神色有異,但是還沒想到這是出賣他的第一步。

父親在約五十公尺外的飯店外排隊買乾糧時,眼角突然瞥見有一個僕役模樣的中國人由教堂走出,教士探頭出來似乎交待他幾句後,那僕役向父親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半走半跑地往市區方向快步而去。

這會兒父親開始起疑啦,拿到乾糧後就先朝與教堂的反方向走,躲在距離教堂百餘公尺處的一棟房屋後面,一面吃乾糧,一面不時地探頭往教堂方向張望。

果然一如父親所料,沒有多久,就見那僕役帶了幾個人回來,而且眾人立即奔向那間飯館,顯然是要來搜捕他的。

父親機警地朝與教堂街道的垂直的反方向快步走開,想先脫離追捕者的視線再說。他不敢奔跑,怕反而會引起注意,好在街上行人不少,且以難民居多,衣著相似,父親混雜其中,確實讓人難以區別,加上此時天色漸暗,讓他得以順利脫身。

父親雖然因瘧疾不時發作,身體虛弱,但他知道身分已暴露,不能久留,乃拖著虛弱的身軀,咬緊牙關,沿著南向的道路走向惠陽,路上難民不少,許多都是趁著夜色趕路,一方面是因為夜間比較涼快,但最重要的莫過於晚上「土八路」的關卡較少,而且也稍微鬆些,只要趁著夜色收些「買路錢」,連話都懶得問,父親一直走到筋疲力盡,倒頭在路旁就地躺下,呼呼大睡。

次晨,天尚未明,父親耳聞人聲嘈雜,起身睜眼四望,才發現昨夜自己是躺在離一座寺廟不遠處,寺廟規模相當大,嘈雜的人聲是一群難民在寺前排隊等寺僧施粥。父親起身時,感覺瘧疾一付又要復發的樣子,但還是搖搖晃晃地前去排隊,心想喝一碗熱粥或許可以減輕身體之不適。

輪到父親領粥時,寺僧好像一眼就看出他「病態十足」,伸手探過額頭後,立刻要他到寺廟內院坐下來,父親的那碗粥尚未喝完,另一位寺僧就走了過來,拉起他的手腕把了一下脈,問道:

「你在……打擺子?」寺僧一臉祥和,開口就是講客家話。

「是‧是的。」父親知道他遇到懂醫術的僧人啦。

「吃過什麼葯嗎?」

「就是這個。」父親自懷中掏出「金雞納霜」給他看。

「這玩意兒治標不治本,你知道嗎?」

「是,我知道。」

「有葯就好,體力衰竭時,瘧疾容易復發,你在這兒先休息幾天再上路吧。」

沒有任何一位寺僧質問過父親的背景,就讓他在寺中「掛單」。父親在兩天之中,遇到兩個不同的宗教團體,得到的對待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是你,心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數日後臨離開寺廟時,父親將鞋子裡藏的兩張較大面額的港幣取出,悄悄地將其中一張塞入廟中的「善款箱」中。父親日後講這故事給我聽時,很遺憾當時沒有將兩張港紙全都捐出來,他慚愧地告訴我:「寺僧們救我時毫無私心,而我卻還是有私心的。」

父親在一週後就穿越防守鬆懈的邊界,在九龍牛池灣找到我們母子三人,那劫後餘生的歡喜團聚,是父母親一生都津津樂道的。父親事後分析,聽口音,那位基督教的牧師應該是個英國人,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他也得自保,向共軍舉報我父親之身分可疑,是他「邀功保命」的方式,不過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應該早已被踢出中國大陸啦,無神論的共產黨哪兒會容得下他。

父親終生篤信「阿彌陀佛」,但是日後並沒有因這件事而仇視基督教,至於他為何會在情感上兼容基督教,那你得要看我下面這段「荒漠甘泉」的故事。

我們一家四口臨離開九龍牛池灣難民營,即將乘船赴台灣之前所攝,背景中的房子不是我們住的那個鐵皮屋,大概當時父母親覺得它「不堪入鏡」吧。(作者提供)

兼談「荒漠甘泉」與老總統的宗教信仰

我得先把「荒漠甘泉」的來龍去脈講一下,「荒漠甘泉」是一本基督教徒的靈修兼勵志書籍,原名是 Stream in the Desert,作者是考曼(Charles Cowman)夫婦,於1920年英文初版後不久,就快速地以各種不同的譯本風行全球。「荒漠甘泉」的內容是以一整年的「日記」方式寫的,若是你全盤依照考曼夫婦的安排,每天只閱讀當日指定的那一段,得要一年的時間才能讀完。

如果我告訴你,這本「荒漠甘泉」的中譯本原稿,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寫」的,你或許不相信是不是?眾所周知,蔣夫人的英文優於中文,哪兒可能「寫」得出書來呢?事實上,中譯本原稿是根據蔣夫人的「口譯」,由在旁的祕書記錄下來的。

原來,蔣夫人是基督教家庭出身,「荒漠甘泉」英文版原本就是她的靈修書,蔣、宋聯姻後,蔣夫人為了導引夫婿蔣委員長皈依為虔誠基督徒,每天按書中的固定進度,口譯給夫婿聽,祕書則當場以中文寫筆記,謄清後呈給蔣委員長過目並保存。一年後,這本「荒漠甘泉」就被「口譯」完畢。終蔣委員長一生,無論他每天有多忙,都會按照原書之進度,翻閱出以前的「口譯」紀錄溫習一遍,即使抗日戰事打得如火如荼,讀這「荒漠甘泉」中譯手抄本仍然是蔣委員長的每日必做的功課,從未間斷。

在蔣夫人的敦促下,中文版「荒漠甘泉」於1942年在重慶印行。而日後在台灣流行的版本,是1959年,擔任總統府祕書的王家棫(後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將抗戰時期的蔣夫人版本加以潤飾,以更流暢的筆調重寫,把一些較為深奧的宗教文字,化為通俗之話語,讓非基督徒讀者也能領會其涵義。

讀「荒漠甘泉」,是老總統﹝蔣委員長﹞數十年來的「日課」,在慈湖梓棺中,那本被他親手圈圈點點過的「荒漠甘泉」,正是他極少數的陪葬品之一。我想或許是受到「荒漠甘泉」內涵之深刻影響,老總統平日的行事準則是遵循標準的基督徒模式。但老總統不是很「刻板」的一個人,雖然身為三軍統帥,自有其嚴肅、威武的一面,但他也有那輕鬆、詼諧、與厚道、謙恭的另一面(我用了「謙恭」二字,以別於某人在就職時所標榜的「謙卑、謙卑、再謙卑」)。我父親曾在老總統身旁任「參軍」一職近兩年,耳聞亦親見老總統的一些「謙恭」舉動。嗯,這故事太長,以後我會寫出來的。

在此順便澄清一下,總統府的「參軍長」不是如「戰略顧問」般的閒職,他可是每天都得要上下班的。參軍長屬下的近十位「參軍」,就等於是老總統的高階參謀,基本上都有許多戰場經歷,在部隊裡曾擔任過軍長或以上職務的帶兵官,他們不但必須輪值總統府的總值星官(值星時必須在總統府中過夜),偶爾還得要「陪老總統聊天」,有時候聊得興起,甚至會當場擺出「沙盤」來推演。

喔,你要問我什麼是「陪老總統聊天」?就長話短說罷,老總統於1960年代初期曾親自參與研究,然後頒發給各部隊奉行的「三角型戰術戰鬥群」戰略方針,一部分就是在與眾參軍們研討幾十年來所經歷之各「戰役」時,所「聊」出來的。我可沒在這兒瞎扯,蔣緯國將軍日後曾為文證實過此事。

也就是在那1959年的某日,我父親獲老總統當面贈書一冊,正是當年那本在台灣新出版的「荒漠甘泉」。至於老總統如何會突然興起,想到要介紹我父親讀這本書的呢,這裡又有著另外一段故事,不過講它的前因後果又嫌長了一點。除此之外,我腦袋裡還有不少老總統的軼事,大都是父親當作故事講給我們兄弟倆聽的,也全是十分正面的,以後找機會再一併寫吧。

1963年九月,我由高雄中學轉到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三,就在父親那狹小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宿舍中多搭了一張行軍床住下(父親擔任該校之教育長,而當時我們的眷舍是在高雄縣鳳山鎮),我那時就注意到,父親每晚除了研讀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外(他需要以之編講義與授課),臨睡前還必讀一段「荒漠甘泉」上指定的日課,而且整本書已明顯地被他看過好幾遍,幾乎每一頁都有眉批,可見他讀得非常仔細,但是這與「靈修」不同,父親讀「荒漠甘泉」顯然是以「勵志」為目的,並未因此而成為基督徒,「阿彌陀佛」仍一直在他的心中。

記得有一次當我與父親談及宗教信仰時,他並未貶抑基督教,只淡淡地告訴我,「無論是哪種宗教信仰,在危難時,有信仰的人總是會比較容易面對困境」。    我相信,心胸寬懷,又讀了好幾遍「荒漠甘泉」的父親,應該早已不再執著地懷恨那幾乎陷害了他的西洋教士啦。

父親篤信「阿彌陀佛」也還是有其它原因的。在我寫「貓狗雨的故事」裡,曾經告訴過你那件他年幼時,幾乎在一座荒廢的廟宇中遇險的往事。他自武平家鄉長途跋涉去廈門就學的路上,某日近晚時分,眼看風雨將至,急促間見路上有間已荒廢的破廟,乃就近在竹林中採了一把枝葉作掃帚,在廟內清理出一個角落,預備在那兒過夜躲風雨。那間已無神座的破廟裡,倒是有個「門神」,被畫在一扇布滿蜘蛛網與灰塵的邊門上,父親見其蒙塵,就順便將之擦拭乾淨。不料正待躺下歇息時,突然闖入一個面相凶惡的壯漢,喝令我父親讓位給他。我父親那時還不滿十五歲,體型又瘦小,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只得搬到廟後面的一棟茅草房裡去避風雨。

次晨,父親發現那間破廟經不住狂風暴雨而完全坍塌,搶他位置的壯漢竟遭磚瓦當場壓死,我父親當時雖也被倒塌的茅屋頂壓住,但幸無大礙。日後追憶此事,父親傾向於相信這是「阿彌陀佛」在庇佑,認為那壯漢是被「門神」附身,將他趕出破廟趨吉避凶,不然怎會如此地湊巧。

一首民歌「爸爸的草鞋」給我的啟示

第三個「鞋子的故事」,其背景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民歌「爸爸的草鞋」。

這是台灣一位知名的詞曲作家兼民謠歌手葉佳修,在1980年左右的創作,與他在同時期寫的另一首膾炙人口,紅遍兩岸三地的歌曲「外婆的澎湖灣」,其內涵都是講葉佳修的摯友,民歌手潘安邦(已故)之家族故事,也都理所當然地由潘安邦以感性的歌喉來詮釋這兩首歌。

且將「爸爸的草鞋」歌詞全文抄錄於下:

        爸爸的草鞋

        獨白)爸爸有雙草鞋,擱在鞋櫃檯上,他常默默地盯著它望, 仿佛注視著茫茫大海裡的一艘船。忽然一顆眼淚滴到鞋上,映出了這段故事,很長,很長……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嚀載滿倉。
        滿懷少年十七的夢想,
        充滿希望的啟航、啟航!


        船兒行到黃河岸,
        厚厚的黃土堆上船。
        夜來停泊青紗帳,
        天明遙遙山海關!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嚀載滿倉。
        一股離鄉的惆悵噎滿腔,
        驀然回首又要啟航、啟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洞庭風景無暇看。
        峨嵋山下好荒涼,
        不堪回首淚暗彈!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故國的叮嚀不敢忘。
        強忍無奈小別的悲愴,
        信誓旦旦又要啟航、啟航!

        船兒行到澎湖灣,
        多了媽媽來操槳。
        深情款款撐起疲憊的帆,
        又衝破了許多風浪。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遠遠的故鄉在召喚。
        滿載半世紀漂泊的滄桑,
        倦航的船兒快來靠港、靠港……

        倦航的船兒快來靠港、靠港……

潘安邦的父親是潘時驊將軍(祖籍浙江永嘉),曾經在1990年代,擔任過總統府的會計長。傳說當第一次聽到兒子唱這首歌曲給他聽時,非常激動地當場潸然淚下,不能自已。

潘安邦來自軍人世家,他的爺爺潘國綱,曾是段祺瑞北洋軍政府時期的陸軍上將。他還有位名氣嚮亮的姑姑,就是筆名「琦君」的名作家潘希真,她的作品如「橘子紅了」,「琴心」與「錢塘江畔」等,都是暢銷一時的名著。

根據歌詞所說,潘時驊將軍十七歲時就離鄉背井,在國共內戰時期從軍,約二十歲左右輾轉隨軍到了澎湖,結識了當地的姑娘(潘安邦的母親),潘安邦就是1954年在澎湖的眷村裡出生與成長的。他陪柱著杖的外婆在沙灘上散步的足跡,成就了「外婆的澎湖灣」歌中最感人的那句「沙灘上,有著腳印兩對半。」

不過這兩首葉佳修在同時期創作的歌曲中,最讓我感觸良深的,還是那首「爸爸的草鞋」,描述潘時驊將軍當年投筆從戎,隨著國軍部隊千里跋涉,最後抵達澎湖島的艱辛過程。在潘將軍以十七之齡,穿著草鞋從軍的三十年以前,我的父親以不滿十五歲稚齡,赤足走了兩百多里山路去廈門求學。雖然相隔了三十年,但他們離鄉背井的原因與所受之苦難是相當的,都是身不由己地處身於那個華夏歷史上的「大時代」裡。潘時驊將軍離家時,歌詞中所寫的「奶奶的叮嚀載滿倉」與「一股離鄉的惆悵噎滿腔」,加上那「不堪回首淚暗彈」,不就相當於我父親在記載他離家情景的(客語)詩句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一般,講的都是非常普遍地,那「大時代」中生離死別的悽滄情景。

我父親的那一代,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們,肩負著要讓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重責,打著赤腳也好,穿著草鞋也好,趿著布鞋也罷,他們都無私地為革命而獻身,勇敢地為禦侮而戰鬥,其所代表的,就是在艱困環境下,華夏子民那份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與之相比,現在這一代在台灣長大的青少年,食飽衣暖、無憂無慮地成長,他們之中迷失方向,視「服兵役」為畏途的不在少數,甚至於有好幾位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竟以能夠裝病逃避兵役而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地到處宣揚,顯然完全忘記了那「大時代」的先民們,為他們「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所作的犧牲,不但不能體會這歌詞中含蘊的悲壯意識,甚至於不了解國民「服兵役」是保家衛國最重要的環節。思之念之,怎能不讓人搖頭興嘆呢。

後記

我父親逃離共區安抵九龍後,因為是從「敵後」逃出的,並未立即獲准去台灣歸隊,得經過保安單位之嚴格審核。好在他當年的一些直屬長官們(包括何應欽將軍,有「中國裝甲兵之父」美譽的徐庭瑤將軍,與陸軍副總司令沈發藻將軍),都提供了書面擔保,我們一家四口才得以在1950年十月乘船抵達基隆港。

1968年到1969年,我大學畢業後在馬祖列島服一年預備軍官役時,是駐防在一個面積僅約兩平方公里的東犬島上。那年頭台海兩岸不太寧靜,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特別是那蕞爾小島,老共要是強行打登陸戰,我們那一個混合團級的千餘守軍(三軍都包括在內)無險可守,大概最多只能撐個兩、三天而已。所以我也曾效法父親,在鞋子裡割了一個小口,塞進了一只被我扳直了的金戒指以防萬一。這故事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詳細講過,在此就不贅言啦。

美國民間認養窮困非洲部落之義舉,也讓我想起在台灣成長接受基礎教育時,在朝會時必須背誦的「青年十二守則」中之第十則「助人為快樂之本」。但願這「青年守則」仍然存在於現在的台灣教育系統中,那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蔣委員長頒令全國遵循的,為當時「新生活運動」之一部分,是根據咱們老祖宗的四維八德與「智仁勇」三達德而制定的,更是中國儒家學說的基礎,也正是讓那些信奉毛式共產,瞎搞階級鬥爭,以「小紅書」治國的徒眾,望之而「心驚膽跳」的。不過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居然揚棄了那本「小紅書」,又回過頭來尊孔,還在全球遍設以「孔子學院」為名的「孔家店」,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的又是什麼藥?

林豐炳將軍與我父親在集美師範同窗五年,畢業後兩人服完教書義務,結伴徒步到黃埔島投筆從戎,在黃埔六期又同連隊、同寢室(通舖)達三載之久,情同手足。

林將軍逝世後,林夫人馬利女士遵其遺言,將大部分遺產捐贈給緬北國軍遺孤,因為這些遺孤們的先人之中,有許多都是當年在抗日戰場上曾追隨過林豐炳將軍,共同出生入死,立下彪炳戰功的好漢們。這是「好人好事」,特此一記。

父親在家人全都離台赴美後,還堅持不願移民,想是一心以為台灣離他的閩南家鄉近,將來要「回家」時比較方便些。哪知歲月匆匆,在台灣一過就是四十多年,家鄉親友們音信渺茫,生死未卜,父親無奈地留下一些如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等思鄉、思親的詩句,徒然讓謝氏後人閱之感嘆不已。

1992年,父親因年邁,生活已無法自理,以八十八高齡移居美國,不過僅三年後就辭世了。

旅居舊金山時,父親曾寫過一首題為「客況」的詩:

       客況知何似

       閒閒日月長

       心安睡喜足

       齒健食常香

 

       教奕弄孫樂

       偶吟押韻忙

       老懷差自適

       第惜滯它鄉

或許是因為我父親小時候沒吃過什麼好東西,所以在餐桌上「食常香」,而且還經常「見肉心喜」,尤其是那美味的「紅燒肘子」,更是常會讓他眉開眼笑。在美國期間,他又一如往常,見到「大塊肉」時就特別開懷,我母親則經常在一旁「扯」住他,不准他吃太多肉,強要他「少肉食、多蔬菜」。

大約是2002年某日,我去舊金山探親,兄弟倆陪著母親去中國城吃飯,當我們點的紅燒肉端上桌時,母親突然想到她當年限制我父親吃肥肉的往事,幽幽地嘆道∶

「早知道你父親在美國只活了三年,我就不會攔阻,讓他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思親情切,又想到他「客況」詩中的「第惜滯它鄉」,感受到他這輩子有解不開、放不下的濃濃鄉愁,那頓晚飯我們母子三人都有「食不下嚥」之感。

十年之後的2012年,我母親也走了。

嗯,別難過,我在這兒自我安慰;凡塵不過數十寒暑,草鞋、布鞋、與它踩踏在人世間艱辛路途上時,所經歷之風風雨雨,都將化作「滾滾長江東逝水」,終究都要被「浪花」給「淘盡」的,「是非成敗」且置一旁,只要有幸留得「青山在」,黃昏之際(晚年),心平氣和地細賞那燦爛多彩的「夕陽紅」,就都該心滿意足啦!

君不見,彤陽落山時,那場景經常是一天之中的最美時刻。

謝行昌20188月於美國德州】  #

責任編輯: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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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雖然「死亡」是人生必經之路,但是巴哈特先生之遽逝,仍是個人電腦史上觸目驚心之一頁,令人扼腕嘆息。不過至少他所遭到的痛苦是劇烈但短暫的,我的好友姜大衛可是被柏金森症折磨了十幾年之後才離世的。唉,「死亡」只是一種歸宿,還是「長痛不如短痛」比較適合我的人生觀罷。
  • 他那「跌碎了所有球評眼鏡」式的異軍突起,也讓新聞界為他創建了一個新字──「戴克瘋Dakmania」。
  • 負笈新大陸的前幾年,尤其是頭兩個暑假在紐約長島辛苦打工的日子裏,每每在聽到這首歌時,思鄉情緒更是湧上心頭,久久難消!
  • 我是個眷村長大的孩子,這眷村名叫黃埔新村,坐落在台灣南部軍事重鎮的高雄縣鳳山鎮(現今之高雄市鳳山區),隔黃埔路與陸軍官校為鄰,所以每天晚上準時在九點半整,軍校學生晚點名後唱校歌時,那響亮的「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之雄壯旋律,在全村都可以清晰地聽到,再加上我父親是1925年由福建家鄉,徒步到黃埔島上去從軍的,我自小耳濡目染,想不成為「軍迷」也難。
  • 其實畫與文字在中國古籍中是息息相通的,「清明上河圖」中,以圖為文所寓含的故事數以百計。而唐宋詩詞中,幾乎每一首都可以在我腦海裡繪出一幅圖畫來。
  • 近半年多德州雨水充沛,時值春暖花開之際,德州的野花必將盛開,斯時,那點綴在公路兩旁,種類繁多的驕豔花朵,一定會讓你看得心曠神怡,我家門前的各色野生罌粟花,也必定在風中搖曳生姿,吸引路客的眼光。
  • 咱們德州人一向被外州人譏為「好大喜功」,動不動就要「搞個最大的」,以達福(DFW)機場為例,剛建成時,它是全美國面積第一廣的機場(後來才發現,機場跑道居然座落在一個大型油氣田之上)。還有那牛仔足球館,是全美國座位最多的室內體育館等等。我想,諸如此類的「膨風」建築,都是德州佬為了「掩飾」咱們德州的「無景可賞」與「平淡無奇」而興建的。
  • 提起達拉斯,一般美國人能聯想到的,除了讓達拉斯人「不堪回首」的甘迺迪總統遇刺案,就是那被恭維成「美國隊」的達拉斯牛仔隊啦!達拉斯的華人,像我一樣入境問俗,成為牛仔球迷的當不在少數,不過四十年前一些與牛仔隊有關的趣事,還是得「聽」我們這些「老」死忠球迷娓娓道來,才更能凝聚各位「新」球迷的「向心力」吧?
  • 半世紀之前,從台灣來美國的留學生在出國時,幾乎人手一只大同電鍋,這是因為我們的上一輩體諒後生小子,生怕我們不習慣洋餐,變得所謂「水土不服」,進而影響到課業。事實上,大部份留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就已習慣了熱狗、炸雞、漢堡之類的速食,只是台幣換算成美金來使,大夥還是有點兒心疼,自炊是咱們最普遍的做法。沒有多久,經驗累積之下,每一只大同電鍋,都被我們這些留學生們把其性能用到極致,在學生宿舍煮米飯之餘,電鍋還可以用來燉湯,只要有點兒耐心,在溫度太高時會自動切斷電源的電鍋,也可以當炒鍋用,炒一些簡單的菜餚呢。
  • 在美國,像我這般年紀的華裔白髮族,許多都是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從台灣隨著留學潮,遠渡重洋到新大陸來求學的學生。四、五十年後,當我們回憶起自己當年在美國各大學裡的一些生活點滴時,一定會深刻記得當年在各地校園內澎湃洶湧的反越戰示威。那時,我們這些外籍學生所需要面對與適應的,不只是語言上與生活上的差異,更被校園內的自由化風氣感染。在那不受傳統道德拘束,以做嘻皮﹝Hippie﹞為榮的世代,年輕人衣著新潮,我行我素,反抗權威。不少男孩唸大學是為延緩兵役,有一些人為逃兵役,甚至於越過不設防的美、加邊境,入籍為不需服兵役的加拿大人。那些年,在年輕人的社交領域裡,沒有抽過大麻煙的青少年,就如我們在台灣服兵役時不會抽煙的人一樣,會被認為是太「娘」而遭同儕恥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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