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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隱士:對當下中共極權主義的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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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1月28日訊】前言:由於我的研究理論原稿全部以英文書寫(寫於2016年),並在歐美部分精英學者裡產生很大影響力,我當下認為有必要將我的研究理論翻譯成中文,讓中文讀者也能分享我的理論成果。(歐美非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者對中國文化並不瞭解,因此也並沒有大多數中國人的有色眼鏡,而是純粹以好奇和分析的眼光看待我的研究內容。由於部分學者是專門研究極權主義的,對前蘇聯和德國納粹的體制都很熟悉,也非常熟悉著名的研究極權主義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作品,因此看到我的研究非常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也看到了很多新的、獨一無二的、既有趣又恐怖的內容。鑒於阿倫特本人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前言中曾討論過中國毛時期的反右運動,但由於資料有限未作深入置評,不少學者認為我的研究是對阿倫特理論的極佳補充和當下延伸。)

由於中國共產黨當下軟硬兼施干涉全球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導致我的研究不便在學術刊物或主流媒體上刊登。而當下不畏懼來自中國共產黨任何壓力的,只有《大紀元》。

考慮到在此發表的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普通讀者都能讀懂我的理論,我在用中文重新書寫的過程中將盡可能使用通俗和接地氣的語言來闡述學術性的理念和思想,不拘泥於通常寫作的條條框框。我也將設法讓語言和敘事變得有趣而接地氣,隨機加入一些發散性內容,多舉一些例子來輔助說明不太好理解的概念。

第一章 身體化的集體

核心概念:1.身體化集體 2.罪惡競爭(比誰更壞)3.集體作偽證 4.既是蘭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5.逆道德勇氣(淫威)6.詭異的「正義」(投票決定誰該倒楣)7.深度衝突(共產黨治理理念與獨立司法和基本人權理念的水火不容)

臺灣學者孫隆基寫過一本書非常出名,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面首次提到中國人「身體化的人格意識」以及以此解釋中國人為什麼人格不獨立。孫隆基的直觀分析非常準確,但是他將很多華人社群中的某些社會心理學現象歸因於中國文化本身的設計,有極大的偏頗之處。另有一些非常邪門和惡劣的現象,則是中共大陸一定範圍內的專屬,並不適用於全球所有華人,也不適用於所有大陸同胞。而他扣的中國文化的帽子著實有點大 ,事實上,49年之後的大陸人往往是最不像歷史上的中國人的。但有意思的是,當下偏偏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在各種宣傳管道上表現的最有中國人身份認同。筆者在這裡提孫隆基,主要是想向讀者說明其「身體化」的概念對筆者「身體化集體」的概念有一定程度上的啟發意義,但筆者的「身體化集體」(或者說「身體化極權體」,後者表述更有學術性,而前者表述更直觀和順口)則是研究中共極權主義的理論原創,目的是揭示中共極權主義社會的內在運作機制,與孫隆基研究「中國文化」的目的南轅北轍。筆者的英文研究著述中原初使用的是「embodied totality」,然而又覺得embodied不足以表達」身體化「那種直觀的動態觀感,於是又造了一個新詞」bodylized」。因此,身體化集體在我的英文術語中其實是「bodylized totality」或」bodylized totalitarialism」

中共各層黨政機關,乃至學校,都是由一個一個的小集體構成的。每個小集體裡面都有一個身體化的等級序列,構成一個整體化的巨「人」,有人是頭(帶頭的,示範的,或「有頭有臉」的),有人是手(打手),有人是腿(跑腿的),有人是背(墊背的),有人是屁股(擦屁股的)。每個人對應的身體部位不一樣,其職能也不一樣。這裡面有著嚴酷的等級制,並且,越小的集體裡面,不同的人的等級和身體部位對應關係越為清晰。而大的集體裡面,需要不斷的進行例行公事的開會,整風,批鬥來讓等級關係明瞭化並重塑有爭議的等級關係。中共團體裡的身體化等級意識,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上級(頭)使一個眼色,下級一個跑腿的(民間喜歡稱之為「狗腿子」)就會自動跑向一個地方取上級要的東西,心有靈犀而潛移默化。

筆者在此首先敘述一段筆者在大陸中學親身體驗的經歷。揭示共產黨邪惡的史料和作品非常多,但大多年代稍早。筆者的經歷是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因此非常具有時代性,對當下有很強的參考意義。

中國大陸所有的全日制公立中小學裡都有兩樣東西,一是「紅色教育」(或者叫「愛國教育」,「政治教育」),就是通過課程、展覽、視頻、宣傳等長期反復給學生灌輸共產黨「偉光正」和階級敵人的邪惡的;二是「好學生」「壞學生」評選制度。(有些地方是「優等生」,「後進生」,有些地方是「三好學生」,「問題生」等。名詞表達會有出入,但萬變不離其宗。)筆者所在的中學,學校把基於這兩樣東西的遊戲玩到極致了。

一般的學校都有班幹記錄學生言行舉止的「行書」和評判學生遵守行為規範的「積分制」(比如遲到扣分,拾金不昧加分),這些東西筆者所在學校也都有。但是,詭異的是,「行書」和「積分」都不是在評選「好壞學生」時起決定作用的,僅僅是平時給學生們撓撓癢癢的「走過場戲」。起決定作用的,是週期性的「選舉儀式」。

「選舉儀式」本身是一個重大而又嚴肅的事件,因此學校和班主任對此都不會怠慢。在儀式前數周,學校往往狂轟濫炸式的開大會(一開能開幾個小時)、開小會、放紅色宣傳錄影、煽動學生極端情緒,其陣勢不亞於文革時期武鬥前的瘋狂造勢。而新入級的學生一開始都會不以為然,要麼覺得無聊,要麼覺得好笑。很多孩子或許在他們父母輩聽說過文革的隻言片語,但仍然覺得離他們這一輩還挺遙遠。不乏有打哈欠的,偷偷做作業的,或小聲說笑的,這些,班主任都會默默看在眼裡,不作聲。

經過多日的薰陶,小孩子們有些情緒情感逐漸被煽起來了,冥冥之中仿佛覺得的確有「階級敵人」「破壞分子」這麼一回事,因為再理智的人經過多日的音響錄影和會議宣傳的薰陶,都會不約而同的在潛意識裡打入某種根基。再加上經過幾周的磨合,同學們之間基本上也都熟悉了。且新同學認識不久,生活上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摩擦和交情。 此時,學校覺得時機差不多了。

某日的下午,班主任抽兩堂課的時間,專門來做「選舉儀式」。

從班主任進入教室的一刻起,學生們就意識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而嚴肅的氛圍。

「最近我從各門課老師和班幹那裡都受到一些很不好的回饋」,班主任不緊不慢的腔調反而讓全班學生都提高了注意力。接下來幾分鐘她開始重申一些之前持續數周的「紅色造勢」中的原則和指導方針,然後又開始談一些「現實問題」。忽然,她的話鋒一轉 ,「我們這個班集體整體上還是好的,但是就是有極少一小撮壞人在暗中破壞我們這個班集體」。班上此刻已經鴉雀無聲,大家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她定了幾秒,突然臉色變得猙獰和兇狠,用手狠狠的拍打講台,並隨著拍打的節奏一字一頓吼叫起來 ,「他們是誰啊?!」她停止了拍打,但繼續吼道,「我們把他們找出來!」

這個時候,班上已經不僅僅是鴉雀無聲這麼簡單了,大家連呼吸都半憋著,仿佛生怕一丁點吸氣的聲音都會引發他人的注意。很多人頭是低著的,而之前未及時把頭低下去的也不敢再把頭低下去了,仿佛微微的低頭動作都會招致無端的懷疑。懷疑,是的!就是在此時,人與人之間醞釀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懷疑。此時,班主任反而淡定了。她從講臺裡拿出了一疊事先準備好的白紙。

「下面我給大家一人發一張白紙。每個人請把你知道的我們這個集體裡的壞人的名字給寫上去,寫一兩個人的名字就行。想好了再寫,不要急,寫完之後把紙疊起來,我讓班幹把收上來,我們無記名投票。」

當每個人都拿到那張白紙之後的那幾分鐘,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難煎熬的幾分鐘。時間仿佛凝滯了,讓人動彈不得。然而,拿筆寫字和思考是不可能做到一動不動的,有些學生下意識的抬起頭,不經意的對四周打量打量。這時候,當兩雙眼睛的目光偶然碰觸,其結果往往是致命的。猜忌!讓人著魔的猜忌!

「你眼睛看著我是什麼意思啊?你是不是想選我啊?混帳東西!你是想害我不成?我懂了!你才是真正的壞人!我就選你,就這麼定了!」這樣的心理活動,雖然沒有人用嘴說出來,但是足可以從某些戲劇般的眼神交流中推斷出來。仇恨的種子也就是從此刻開始誕生。而在這種場合,由於有幾分鐘的「思考」時間,如果一個人一味的埋著頭誰也不看,反而又有可能遭致眾多不埋頭的人的猜忌,「哦,為什麼就他把頭總是埋著呢?不會是他心裡有鬼吧?說不定他真的是暗中破壞我們班集體的壞人哦?我們就選他好了,說不定他在那裡‘陰’我們呢?」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怪異而恐怖的意識流,而正是這股意識流把在場的每一個人的意識給聯接起來了。

第二節課是唱票儀式,班主任將無記名的選票公開唱票,並把選中的學生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以畫正字的方式一筆一筆記票。由於學校給定的名額是每個班至少攤派兩個「壞人」,唱票結束時往往以得票數最多的三至四人為「選舉結果」。

被選中的「壞人」除了要寫檢討,參加「後進分子培訓班」之外,往往還會受到班主任額外的隨機處罰,比如罰站,打掃衛生,去後排就坐等,但是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班主任往往會縱容同學對「壞人」的霸淩,而「壞人」往往也會因猜忌某些同學暗中投他票而去攻擊某人或某些人,從而變成真正的「壞人」。筆者就讀的學校,因這種猜忌而發展至私下鬥毆並導致重傷的,發生過多起。(筆者離開那所學校後的幾年,那裡連續發生幾起學生跳樓死亡事件,是否與選舉儀式有關,無從考證。)

如果說,這種「選舉儀式」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讓學生措手不及心有餘悸的話,那麼多次之後,學生們則是「駕輕就熟」了。首次選舉,往往會出現選舉結果的「正態分佈」,意思就是往往很多人都被選中,而得票最多的幾個人的得票數量也不會比得票偏多的人多的太多。但是,從第三次選舉儀式開始,班主任則不經意的暗示幾個學生的名字,稱「經班幹反映」,或「經某些代課老師反映」,這些學生「有問題」。於是乎,學生們反而大鬆一口氣,開始從班主任給的「暗示名單」中開始「選壞人」了。這個微妙的變化,正是反應了阿倫特所研究的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的區別和聯繫。而此處筆者的經歷,正是完美的詮釋了這兩者是如何聯繫和互相轉換的。利用極權主義集體中的「多數人的罪惡」,時不時的滴入兩滴獨裁者意志,那麼接下來這個集體會自動地自告奮勇的去競賽執行這個意志,毛澤東的獨裁藝術,也莫過於此。

到了第二學年的時候,班上不僅週期性的「選壞人」,也開始選」模範生「了。但奇怪的是,「模範生」得票最多的往往是班主任已經確立好的班幹,而這些班幹往往是市里領導的兒子或女兒。更有意思的是,一個涇渭分明的等級制開始在班集體內部形成。一些學生開始跟班幹拉關係,平時賄賂和拍馬屁,而另一些學生開始主動「教訓」跟班幹關係不好的人。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會議宣傳中,班主任刻意強調班幹的「帶頭作用」,並警示「排在下面的學生」要小心,不要當「墊底」。這樣,一個筆者稱之為「身體化集體」的極權主義樣板儼然有模有樣的形成了。

班幹雖然表面上擁有了很大權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所欲為,但班幹也不可以對班主任目中無人。因為當班主任覺得某個班幹「太能了」的時候,往往會在一場臨時的班會上「從班幹抓起」檢討某些大家面臨的問題,讓平時被班幹壓迫的人借機發洩一下不滿。當每個人都在與班幹們的關係中找到了或被定義在某個等級位置的時候,一個「身體化集體」就準確的確立了。(當然,處在低等級「墊背」或「屁股」上的人,顯然是由於不買班幹的賬而「被定義」的,而處在「胳膊」或「左膀右臂」上的人則是自己在巴結班幹的過程中「主動爭取」到的自己的位置等級。)

身體化集體的等級架構確立之後,會發生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班主任會在班會上說聽說某個人(低等級的)經常遲到或喜歡打架欺負同學,並當場問「是不是這樣的啊?」這時,超過半數的學生心領神會,會異口同聲的說「是!」,(青春期的孩子這麼撒謊,倒不完全是邪惡,很大一方面是出於精力過剩惡搞他人的,略帶搞笑和團體霸淩的快感,並有「推鍋」般的如釋重負。但班主任很狡詐很邪惡的利用了這一點,經過特殊的情感把控和挑逗,挑釁,威脅,恫嚇,將這種帶有惡作劇快感的集體偽證,變為真正的撒謊儀式,並在其後故意伺機讓孩子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自願邪惡」,從而將他們中的一些變為真正邪惡的人。沒錯,真正的惡人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本來就邪惡並「成為自己」的。) 即便班主任說的事情是子虛烏有。與此同時,班幹往往會露出滿意的微笑,但這個微笑碰到班主任的目光時會轉變成收斂和臣服的表情。(除了班幹平時收學生賄賂,班主任平時更是大量接受家長賄賂,有權有勢的家長會給班主任開一些權力所及的便利,而有錢的家長會送禮讓班主任平時多「罩著」自己孩子。無權無勢又不願意送的家長只能全靠孩子自身的「生存能力」了。)讀者不難看出,筆者創造的「集體偽證」的概念正是誕生於此。當一個集體開始撒謊時,無論是主動撒謊還是被動撒謊,多數人已經由被動恐懼邁出了主動作惡的一步。班主任在此用具體的事件來「整人」有一種特殊的用意。讀者請注意,當初第一次「選壞人」的時候,班主任並沒有指明大家應該依據什麼標準來選,而是泛泛而談,用之前紅色宣傳製造的激情和半脅迫式的恐怖來趕鴨子上架。但經過一學年以上的馴化,學生已經形成集體化等級極權體的時候,班主任反而會用具體的「整風專項行動」來馴化心知肚明的奴民面臨獨裁者指鹿為馬時的爭先恐後的「集體偽證」。這麼做還馴化了孩子們「自己幹壞事,讓他人來擦屁股」的思維方式,因為班主任往往會借一些整風專項行動選擇一些很多人都會犯的小錯,比如遲到,上課看課外書,上課偷偷說小話等。而班主任故意針對這些貌似事小的事件,過分渲染事件的嚴重程度和製造恐怖,然後讓等級排名較後的人來「背鍋,擦屁股」,這樣,當多數自己也或多或少有過這些「犯罪行為」的學生來集體偽證只有「經班幹提名」的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犯這個罪並試圖敗壞集體」的時候,多數人心裡有一種特殊的快感。甚至,後續很多人還會有意「繼續犯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犯的罪」將有等級更低的人來擦屁股。同時,他們因巴結班幹而產生的屈辱感可以轉而借此機會向不巴結班幹的「低等人」投射出去。而班主任的狡猾之處還在於,她向拒絕加入等級系統的被迫害者炫耀和賣弄「集體偽證」的狂熱時,等於是變相告訴被迫害者,「看到沒有?這可不是我沒事跟你有仇哦?這麼多同學,絕大多數同學都說是你哦?」

如此,一個身體化集體完美的形成。在這麼一個巨人集體中,有人是臉,是頭,是眼睛,是嘴(喉舌),也有人是肩膀是胳膊是手(打手)是腿(給頭跑腿的)是腳。當然,最不幸運的是做了肛門的。與單純的比喻不同,筆者這裡說的身體化集體是高度準確化和內意識化的,這是中共國很多臣民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地方。比如,作為「腿」的人就是在自我意識裡把自己意識為「頭」的一條腿,只要「頭」一個眼色,立馬就向「眼」所望方向奔去(比如取某件物品)。作為「腿」,平時做事不必「要臉」,正如「頭」平常想做什麼事不必自己「動手動腿」一樣。這種現實化真實化的自我意識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學上的一大奇觀。中國歷史上的等級制古已有之,但能做到在一個一個小集體內每個人準確的把自我意識對應到某個他人的身體部位的,卻是中共的專利發明。中共利用了中國人古已有之的等級意識,使用現代極權主義體制的獨特結構,將人全面鎖定在一個狹小封閉的特殊時空內。又由於身體意識是一個人抹去不了的意識(只要一個人還在物理世界裡生存的話),中共索性不去做抹掉它的無用功,而是開發滲透一個人的身體意識,在馴化人「集體存在感」的過程中,將集體有意化為一個擁有物理身體的人的符號,並混淆個人對自己身體感知與對這個符號感知的區別。當「我們」取代「我」成為自我意識的主體時,「我的身體」轉而被「我們的身體」或「頭的身體」取代優先地位。人的意識已經不是正常的「我意識到我在思考」,或者「我意識到我們在做某事」,而是變成了「我們意識到某個對象」,「我」潛入了身體潛意識,成為了待被意識到的可見可感對象。與一個正常人在想要拿桌子上一杯水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的手類似,「我們」在想要拿一杯水的時候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我」可能就是「我們」的手,但手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我」在意識到「手」是他人的時候,同時也會意識到自己是「腳」或其他部位。)人的自我意識本來就是有先天缺陷的,以至於很多哲學家在想「我是誰」的問題上常常能進入無限迴圈。而德國哲學家康得更是揭示了自我意識「我」的先驗幻象。筆者在此且不深入討論,筆者想表達的重點是,對於自我意識不是很強的人來說,自我意識是很容易被集體意識取代的。中共在軍訓、過集體生活等過程中滲透了對個體的集體意識訓練。而真正在生理心理學上把人馴化成身體化意識的集體的,來源於中共對小孩子早期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訓練,筆者將在第二章詳細敘述。

請注意,班主任平時各種班會使用的語言對還沒有意識到「身體化集體」的學生有很有效的引導作用。因為班主任或過於頻繁的使用班幹要起「帶頭作用」這樣的語言,並且不斷的用「墊屁」來恐嚇「後進生」,久而久之,哪怕再遲鈍的人身體化集體意識也逐漸建立起來了。

在中共的政府、黨組織、警察系統裡,中小型集體具備的身體化集體對應關係尤為準確,比如某一個中層官員都有固定的「左膀右臂」和「跑腿的」,也有固定的「喉舌」和「打手」再加「筆桿子」(代寫稿子的秘書,充當「指頭」的作用)。而根據筆者親身見識,大陸有些法官酒後駕車出車禍的絕不是少數,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往往會讓秘書來頂包,俗稱擦屁股。此時秘書同時充當了「手」和「肛門」的部位作用。而在個別情況下,比如秘書的女朋友也在車上,那麼秘書會讓女朋友來頂包,此時其女朋友則充當了「肛門」的位置,而秘書本人則繼續執行其「手」的職能。

弄懂了身體化集體,也就弄懂了中國大陸。一方面,每一個極權體內部都有一個身體化等級序列,當然,在一個集體裡,有時候「胳膊」和「腿」不知道哪個等級更高,彼此會有衝突和較勁。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頭」的等級一定比「手」高,「腳」的等級一定比」屁股「高。而另一方面,每一個「部位」既扮演著服務於「頭」的功能,又與此同時試圖發展他的下線,讓另一些等級更低的人做他的次級身體部位而自己做「小頭」。在這樣一個大集體中,一個人可以成為巨人集體的胳膊,而又同時充當某一塊「肌肉」(過大的集體中,很多個人是充當大集體身體上某處肌肉的)的「小頭」,將那塊肌肉意識為自己的手或腳,二次定義兩人關係。這麼一個古怪的系統是與西方的官僚或公司系統有本質區別的。西方的管理同樣有一個層級序列,但這個管理系統的運作是完全依照清晰的規則和法治為依據的。而大陸的這個系統運作沒有任何規則,有的話也是達不成共識的潛規則。大陸的系統裡,低等級的人必須無條件服從高等級的人,並對後者卑躬屈膝。鑒於在極權主義的大陸,權力本身是高度集中的,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權利,並往往可以肆意淩辱和虐待下級,因此導致所有人最終都沒有尊嚴。在「共同理想」和「戰略目標」面前,每個人都同等多餘和沒有尊嚴,而「戰略目標」也是說變就變的。在這個系統中,每個人可以被上級淩辱,再把火發洩到下級,因此成為筆者說的「既是蘭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蘭科夫斯基是二戰中有名的迫害自己同胞的猶太官員,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

我們再回到筆者中學的課堂上。在投票時,每個人面臨這個邪惡的儀式是必須要做出選擇的 – 合作還是抵抗?多數人是選擇合作的,少數人選擇消極抵抗,比如不按老師和班幹的意思選壞人,而是亂寫名字甚至寫班幹本人的名字。但很快這少數人會發現,抵抗是無效的。因為等級排名和排擠低等級的人可以在投票儀式之外悄無聲息的進行,以至於投票儀式最終成為走過場,大多數人都寫下各位都心知肚明的名單。更嚴重的是,秘密抵抗的人如果被發現將迅速淪為最低等級的階級敵人。而班主任如果嗅到了秘密抵抗的人的兆頭,會用更加陰險的辦法來對付他。在筆者就讀的中學,班主任會故意找一些平時有暴力傾向的、頭腦不是很發達的學生到辦公室談話,跟他們說某某人跟我舉報你們做了什麼壞事(這當然是班主任編纂的謊言),這時候這些有暴力傾向的學生便會對某某人恨之入骨,想伺機報復把某某人打死。 這個過程再一次印證了極權主義如何走向獨裁主義然後又返回極權主義。極權主義與獨裁主義的顯著區別是,後者發生時,到處總是有反抗的。而極權主義發生時,每個人都是自願參加沒有抵抗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在獨裁主義社會裡,很多人是充滿信心有朝一日推翻這個獨裁政權的。而在極權主義社會裡,希望本身死掉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抵抗是徒勞的,是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什麼的。(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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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8 4: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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