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
「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她反抗人生貼給她的所有標籤：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她反過來創造新的身分：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聯合國親善大使以及新銳作家。」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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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拉克亞茲迪人。
娜迪雅歷經伊斯蘭國（ISIS）對亞茲迪族的種族滅絕及俘虜，成功脫逃後移居德國，現為人權運動者。獲首任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權獎以及沙卡洛夫獎。
目前和亞茲迪族權益組織「亞茲達」（Yazda）合作，戮力讓伊斯蘭國為其種族滅絕和違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審判。
她亦創辦「娜迪雅倡議」（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協助種族滅絕及人口販賣的生還者治癒身心及重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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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初夏，正當我忙著準備高中最後一年的課業，兩個農民在克邱（Kocho）外圍失蹤。克邱是位於伊拉克北部、亞茲迪人（Yazidi）居住的小村落，我在這裡出生，直到不久前，也以為自己一輩子會住在那裡。
這一刻，兩個男人還靜靜徜徉在自家粗製的柏油帆布底下，下一刻，就被囚禁在附近一個村子的小房間。
那個村子主要住著遜尼派阿拉伯人。除了農人，綁匪還帶走一隻母雞和好幾隻小雞，這讓我們大惑不解。
「也許他們只是餓了。」
我們對彼此這麼說，但那無法使我們安下心來。
在我活著的這些年，克邱一直是亞茲迪人的村落，游牧的農人和牧羊人率先來到這個窮鄉僻壤，決定在此建立家園來保護妻子不受沙漠酷熱之苦，也讓綿羊有更好的草地蹓躂。
他們選擇的土地位於伊拉克辛賈爾（Sinjar）地區的最南端，適合畜牧，卻十分危險：伊拉克的亞茲迪人口大多住在辛賈爾地區，但其南端已非常接近非亞茲迪的伊拉克。
當第一批亞茲迪家庭於一九五○年代初期抵達克邱，此地住著為摩蘇爾（Mosul）地主工作的遜尼派阿拉伯農人。但那些亞茲迪家庭聘了一位律師買下這片土地──那名本身是穆斯林的律師仍被視為英雄──而在我出生的時候，克邱已發展到約有兩百戶人家，眾人的感情如同大家庭般親密，其實，說我們是同一個大家族也不為過。
這片讓我們獨一無二的土地，也使我們易受攻擊。因宗教信仰之故，亞茲迪人已被迫害數個世紀，而相較於多數亞茲迪城鎮和村落，克邱離那座高大險峻、屏障我們好幾代的辛賈爾山甚遠。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被遜尼派阿拉伯人和遜尼派庫德族（Kurds）水火不容的勢力拉扯、被要求拋棄亞茲迪傳統、認同庫德族或阿拉伯人的身分。
二○一三年時，克邱與山區之間的道路還沒鋪好前，我們得開將近一個鐘頭的白色Datsun小貨車，在塵土飛揚中穿過辛賈爾城才能抵達山麓。成長期間，我離敘利亞人比我們的聖殿更近，離陌生人比安全更近。
驅車前往山區是快樂的事。在辛賈爾城，我們可以找到糖果和在克邱吃不到的一種羔羊肉三明治，而我父親幾乎每次都會停車讓我們去買想買的。我們的貨車行駛時會揚起陣陣塵土，但我仍喜歡躺在露天的車板上，直到車子開出村子、遠離好奇的鄰居，我再跳起來感覺那風撲打頭髮、沿途欣賞牲畜進食的朦朧景致。
我很容易看到入迷，在貨車後面愈站愈挺，直到父親或大哥艾里亞斯對我咆哮：「再不小心，就要飛出去了。」
在相反的方向，遠離羔羊肉三明治和山區的安適，是伊拉克其它地區。承平時期，如果沒在趕路，亞茲迪商人可能會從克邱開車十五分鐘到最近的遜尼派村莊賣穀物或牛奶。我們在那些村子有幾位朋友：婚禮上遇到的女孩、這學期借宿克邱學校的老師、獲邀在男嬰行割禮時抱他們的男人──我們此後便和那個亞茲迪家庭關係緊密，成為「kiriv」，類似代父母的角色。
穆斯林的醫師會在我們生病時到克邱或辛賈爾城看診，穆斯林的商人會開車到鎮上各處兜售連衣裙和糖果，或其它你在克邱為數甚少、大多只賣必需品的店裡找不到的東西。
以往，我的兄長常去非亞茲迪的村莊打零工賺點錢。數百年來的不信任，是彼此關係的負擔──如果婚禮上有穆斯林的賓客拒絕吃我們的食物，無論有多委婉，你很難不覺得難受──儘管如此，雙方仍保有真誠的友誼。
這樣的關係維持了好幾代，歷經鄂圖曼土耳其的控制、英國殖民、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和美國占領時期。
在克邱，我們特別出名的一點，就是和遜尼派村莊關係密切。
但當伊拉克發生戰鬥──伊拉克似乎老是在打仗──那些村莊的陰影就會往我們這些小小的亞茲迪鄰居籠罩過來，古老的偏見輕易硬化成了仇恨。仇恨，往往會跟隨暴力。
至少，過去十年，自從伊拉克人和美國人在二○○三年開戰，進而惡化成更激烈的地方性戰鬥、最後催生出羽翼豐滿的恐怖主義，我們家鄉之間的距離就變得遙遠。
附近的村子開始藏匿極端分子，他們譴責基督徒和非遜尼派穆斯林，甚至視亞茲迪人為「卡菲勒」（kuffar，單數為kafir），值得殺的不信神者。
二○○七年，一些極端分子駕駛一部油罐車和三輛汽車，進入克邱西北方十哩處的兩座亞茲迪城鎮，忙碌的中心區，引爆炸死數百位向車奔去的民眾──很多人以為車子是載運物品來市場販售的。
亞茲迪教（Yazidism）是古老的一神教，靠聖者口頭傳播我們的故事。雖然和中東地區許多宗教，包括密特拉教（Mithraism）、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有雷同之處，但它確實獨樹一格，連把故事背得滾瓜爛熟的聖者都可能覺得困難。
我會把我的宗教想像成一棵已有數千圈年輪的老樹，每一圈都在訴說亞茲迪人漫長歷史的一個故事。令人傷心的是，許多故事都是悲劇。
今天，世上只有大約一百萬個亞茲迪人。只要我還活著──我也知道，早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我們的宗教就賦予我們定義、將我們凝聚成命運共同體。但這也讓我們成為族群迫害的較大目標，從鄂圖曼人到海珊的復興黨員（Baathist），人人攻擊我們、試圖脅迫我們對他們效忠。
他們詆毀我們的宗教、說我們崇拜惡魔、骯髒齷齪、要求我們放棄自己的信仰。亞茲迪人熬過一代接一代以及意欲殲滅我們的攻擊行動，無論是殺害我們、強迫我們改變信仰，或逼使我們離開自己的土地、奪走我們擁有一切的行動。
二○一四年以前，外來強權共試圖摧毀我們七十三次。以前我們把那些攻擊亞茲迪人的敕令行動稱作「firman」，一個鄂圖曼詞語，後來，我們學到「種族滅絕」一詞。
一聽到兩名農人的贖金，全村陷入恐慌。
「四萬美元。」
綁匪在電話裡告訴農人的妻子。
「或者帶你的孩子來，你們全家一起皈依伊斯蘭教。」
「否則，」他們說：「兩人會沒命。」
讓兩個妻子在我們的「mukhtar」，即村長艾哈邁德·賈索面前潰堤的不是錢；四萬美金當然是天價數目，但那只是錢。
我們都知道，兩名農人寧死也不會改宗，所以在一天深夜，男人破窗逃跑、穿越大麥田在家現身，還活著，膝蓋以下全是塵土而心有餘悸地喘氣時，村民無不如釋重負、喜極而泣。但綁架並未就此停止。
沒過多久，我家人雇用的男子迪山，在辛賈爾山附近的原野看顧綿羊時被擄走。我們的綿羊可是我的母親和兄長花了很多年時間購買飼育的，每一隻都與眾不同。
我們以這些動物為傲，當成寵物一般對待；沒在村外漫遊時，動物就住在我們的庭院。一年一度的剪羊毛本身就是慶典。我喜歡那項儀式，喜歡柔軟羊毛飄落地面宛如雲堆，喜歡瀰漫我家的麝香味，喜歡聽綿羊順從地咩咩輕叫。
母親夏美會將羊毛塞進五顏六色的布料做成厚重的被子，我最愛蓋著睡覺。有時我會深深依戀某隻小羊而必須在牠的宰殺之日離家，不忍卒睹。
在迪山被綁走的時候，我們家擁有一百多隻綿羊──對我們來說，那可是一小筆財富。
猶記得那兩個農人被劫持時，母雞和小雞也一起被帶走，我哥薩伊德趕緊跳上小貨車，衝往辛賈爾山下（道路鋪好後大約要開二十分鐘），查看我們的綿羊。
「想也知道，羊一定被帶走了。」我們呻吟道：「那些羊是我們的一切欸。」
稍後，薩伊德打電話給家母時，聽起來很困惑。
「只有兩隻被帶走。」
他報告：一隻行動緩慢的年邁公羊和一隻年幼的母羊。其牠都滿足地在棕綠色的草地上吃草，並跟著我哥回家。我們不覺莞爾，鬆了口氣。但我的大哥艾里亞斯卻憂心忡忡。
「我不懂。」他說：「那些村民並不富有。他們為什麼不把綿羊帶走？」
他認為其中必有蹊蹺。
迪山被擄走的隔天，克邱陷入混亂。村民擠在自家門前，夥同輪流在村子圍牆外的檢查哨站崗的男人，密切注意每一部進入克邱的陌生車輛。
我一個哥哥赫茲尼原本在辛賈爾城當警察，這天也回家和其他村裡的男人會合。他們高聲爭論該做什麼。
迪山的叔叔想要報復，決定率領一批人馬到克邱東邊一個由保守派遜尼部落領導的村子。
「我們會把他們的兩個牧羊人帶回來。」
他怒不可抑地宣布：「這樣他們就非放回迪山不可！」
這是高風險的計畫，不是每個人都支持迪山的叔叔。就連從我父親那兒遺傳到戰鬥的、英勇和敏捷的哥哥們也意見分歧。
只比我大兩歲的薩伊德經常幻想有朝一日終能證明自己的英雄氣概。他支持報復。比我大十多歲、在我們之中最富同理心的赫茲尼則認為那樣太危險。
儘管如此，迪山的叔叔仍帶了他找得到的助手去，抓了兩個遜尼派阿拉伯牧羊人，把他們載回克邱，鎖在他家裡，等待。
村裡大部分的爭端都由我們務實又民主的村長艾哈邁德·賈索解決，這次他站在赫茲尼那邊。
「我們和遜尼派鄰居的關係已經夠緊張了。」他這麼說：「誰知道如果我們試圖跟他們逞兇鬥狠，他們會作何回應。」
此外，他也警告，克邱村外的情勢遠比我們想像中險惡及複雜。一個自稱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生根而過去幾年在敘利亞成長茁壯的組織，已經占領數個離我們非常近的村落。那些一身黑衣開卡車經過的人就是了。
村長告訴我們，是他們擄走我們的牧羊人。
「你這樣只會讓事情更糟。」
艾哈邁德這樣對迪山的叔叔說。於是，遜尼派牧羊人被挾持不到半天就被放回去了。但迪山仍未獲釋。
艾哈邁德·賈索是聰明人，而賈索家族有長達數十年和遜尼派阿拉伯部落周旋談判的經驗。村裡每個人遭遇困難都會向他們求助，克邱村外，他們也以處事圓滑機敏著稱。
然而，我們當中有些人懷疑，這一次他是不是太委曲求全，反而向恐怖分子傳遞亞茲迪人不會自我保護的訊息。
目前，夾在我們和伊斯蘭國之間的是伊拉克的庫德族戰士，人稱「敢死軍」（peshmerga）。他們就是在近兩個月前摩蘇爾淪陷時，從庫德族自治區調派過來守衛克邱的。
我們把敢死軍當貴賓對待。他們在我們的學校裡打地舖，每週都有不同人家宰殺小羊犒賞他們，這對貧窮的村民來說可是相當大的獻祭。
我也非常尊敬那些戰士。我還聽說有來自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庫德族女性挺身對抗恐怖主義，還攜帶武器。一想到她們，我就覺得勇敢。
有些人，包括我幾個哥哥，認為我們應當有自衛的權利。他們希望在檢查哨配置人手。艾哈邁德·賈索的兄弟納伊夫則試著說服庫德族當局，讓他成立亞茲迪的敢死軍分隊，但沒人理他。沒有人願意訓練亞茲迪人，或鼓勵亞茲迪人加入對抗恐怖分子的戰鬥。
敢死軍向我們保證，只要他們在這裡，就沒什麼好擔心的，而他們會像捍衛伊拉克庫德斯坦（kurdistan）首都一樣，堅定地捍衛亞茲迪人。
「我們寧可丟掉艾比爾（Erbil）也不會讓辛賈爾淪陷。」
他們信誓旦旦，要我們信任他們，而我們信任了。
儘管如此，多數克邱人仍會擺武器在家中，例如沉重的AK步槍、一兩把通常用來在節日宰殺動物的大刀。
許多亞茲迪男人，包括我年紀夠大的哥哥，都在二○○三年職缺出來後擔任邊界巡邏或警察的工作。而我們深信，只要有專業人員守衛克邱邊界，我們的男人就能保護家人。
畢竟，是這些人，而非敢死軍，在二○○七年攻擊事件後徒手用泥土興築一道圍繞村落的障礙；是克邱的男人日夜巡邏邊界整整一年，在臨時檢查哨攔車、留意陌生人，直到我們覺得夠安全而能回歸正常生活為止。
迪山被擄走的事情讓我們全都驚慌失措。但敢死軍未給予任何協助。可能他們認為這只是村民間的小爭執，而跟庫德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馬蘇德·巴爾札尼（Masoud Barzani）派他們離開安全無虞的庫德斯坦、進入伊拉克未設防地區一事無關。
也有可能他們跟我們一樣害怕。有些士兵看起來沒比薩伊德──我媽最小的兒子──大多少。
戰爭會改變人，特別是男人。沒多久前，薩伊德還跟我和姪女凱薩琳在院子裡玩，還不知道男孩不該喜歡洋娃娃。但最近，薩伊德已對席捲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暴力深深著迷。
有一天我瞥見他在看手機裡伊斯蘭國斬首的影片。畫面在他手中顫抖，而更令我驚訝的是，他竟高舉手機，讓我也看得到。哥哥馬蘇德走進房間時火冒三丈。
「你怎麼可以讓娜迪雅看那個！」
他對薩伊德大叫，薩伊德畏縮了。他很抱歉，但我理解。那些駭人場景的事發地點離我們家那麼近，很難轉頭不看。
一想到我們可憐牧羊人被俘虜的事，那段影片的畫面就猛然浮現腦海。要是敢死軍不幫我們討回迪山，我得做些什麼。
我這麼想，一邊跑回家裡。我是家中老么、排行十一名兄弟姐妹之末，還是女孩。但我直言不諱、會表達意見，而此時我覺得憤怒如排山倒海。◇（節錄完）
——節錄自《倖存的女孩》/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余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