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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二部分 革命、內戰和恐怖(29)

《共產主義黑皮書》:流放與死亡

作者:史蒂芬‧庫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讓-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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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1月24日訊】共和派戰敗後,由陶里亞蒂掌管的一個委員會於1939年3月在巴黎成立,以便選出配得上移民到「無產階級祖國」的西班牙人。「農夫」記述了他動身前往蘇聯的情況。1939年5月14日,他與其他350人一起,乘坐「西伯利亞」號自勒阿弗爾啟程航行。這些人中包括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成員、共產黨議員、第5團指揮官和約30名縱隊首領。當陶里亞蒂的委員會在NKVD的翼護下成立時,「農夫」正好在場。該委員會的職責是監控3,961名西班牙難民。他們立即被分成18個小組,並被送往不同的城鎮。在被流放期間,大多數領導人都對其同胞進行暗中監視和告發,如西班牙共產黨哈恩(Jaén)市委前書記和喬治‧科爾蒂納(Jorge Cortina)。前者使哈爾科夫的西班牙人群體半數人被捕;後者讓很多傷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由於被指控為托派分子,「農夫」被開除出伏龍芝軍事學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1942年3月到莫斯科地鐵系統工作。後來,他被放逐到烏茲別克,然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1948年,他設法逃到了伊朗。

1942年3月19日,西班牙共產黨前總書記何塞‧迪亞斯在第比利斯(Tbilisi)一棟建築的4樓,從自家窗戶墜樓後死亡。當時,其家人均不在場。「農夫」和他的同胞認為,這起死亡事件實際上是一起暗殺。就在死前,迪亞斯還一直在寫一本關於自己經歷的書,而且似乎對他所看到的相當失望。他還寫了一封信給當局,抗議第比利斯流放區的兒童被關押在惡劣條件下。

在內戰期間,數千名5至12歲的西班牙兒童被送到蘇聯。在共和派戰敗後,他們的生活條件急遽變化。1939年,他們的老師被指控為信奉托洛茨基主義。據「農夫」說,其中60%的人被逮捕並被囚禁在盧比揚卡;其餘的則被送往工廠工作。一名年輕女子在遭受二十多個月的酷刑折磨後被處決。孩子們的命運特別嚴酷,因為所有的流放區均由蘇聯官員掌管。在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一名在第5團學過整人手段的將軍)和恩里克‧利斯特的強勢權威下,卡盧加(Kaluga)流放區特別嚴苛。據赫蘇斯‧埃爾南德斯說,1941年,那裡的兒童約50%都患上了肺結核,750名兒童(占比15%)在1941年大批離開(exodus)前死亡。青少年們最終到達烏拉爾地區和西伯利亞中部地區,特別是浩罕(Kokand)。在那裡,他們組成犯罪團夥,而婦女則陷入賣淫境地。其中許多人自殺。據埃爾南德斯說,5,000名兒童中就有2,000人死亡。1947年,他們抵達蘇聯10周年之際,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劇院舉行了一場儀式,有2,000名西班牙年輕人參加。1956年9月,他們中534人返回西班牙。總共只有1,500人被允許回國。

其他西班牙人逐漸了解了在蘇聯的生與死。這些人中,有自願前往蘇聯接受培訓的、非共產黨人士的水手和飛行員。「農夫」講述了一群218人的飛行員的故事。他們於1938年抵達基洛夫堡(Kirovabad)進行訓練,本應為期6至7個月。1939年底,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委員、NKVD特工馬丁內斯‧卡爾頓(Martínez Cartón)上校給了這些飛行員一個選擇:要麼留在蘇聯,要麼離開該國。選擇離開的人被派到工廠工作。1939年9月1日,他們全數被捕,並被提起指控。一些人遭受酷刑,其他人則在盧比揚卡遇害;大多數人被判10到15年的集中營監禁。在去伯朝拉列弗(Pechoralev)的那群人中,一個倖存者也沒有。在原來218人的團隊中,只有6名倖存者。

1947年,一些難民成功地離開了蘇聯。留下來的人被迫簽署一份文件,說他們不會再試圖離開。1948年4月,何塞‧伊斯特(JoséEster)(毛特豪森集中營第64553號被政治放逐者)和何塞‧多梅內克(JoséDomenech)(諾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營第40202號被政治放逐者),代表西班牙被放逐者和被政治拘禁者聯合會(Spanish Federation of Deportees and Political Internees)在巴黎舉行新聞發布會,就巴爾喀什湖(Lake Balkhash)西北部哈薩克斯坦卡拉干達99號營地的被放逐者,披露他們所收集到的詳情。伊斯特和多梅內克提供了59名被放逐者的名字,其中包括24名飛行員和33名水手。在1948年3月1日的一個單面印張(broadside)中,這兩名曾經的被放逐者對他們的行動解釋如下:「對我們來說,這是一項必須盡到的責任;對於凡在黨衛軍或蓋世太保那樣的政權下了解了飢荒、寒冷和荒涼的人來說,這勢在必行;如果『自由』、『人權』這些詞真的對其有意義,他就應該站出來,出於聲援,要求給這些面臨著某種死亡威脅的人以自由。這是他的一項公民責任。」

二戰後,共產黨人及其特工部門繼續肅清他們的對手。來自萊里達(Lérida)的前POUM領導人瓊‧法雷‧加索(Joan FarréGasso)在戰爭期間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他被維希政權逮捕,並囚禁在穆瓦薩克(Moissac)。不過,戰爭結束時他又被釋放。當時,他試圖在法屬加泰羅尼亞(譯者註:又稱加泰羅尼亞北部)一個小村莊與他的妻子團聚。在去蒙托邦(Montauban)的路上,他被共產黨的馬基──西班牙游擊隊(guerrilleros españoles)攔下。他們將他當場處決。這起暗殺延長了西班牙內戰,將其推向最險惡的境地:對成千上萬最勇敢、最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肅清。西班牙的例子顯示,在共產黨人追求其政治目標方面,要把他們的合法企業與犯罪企業分開是不可能的。政治暴力和社會暴力在兩次戰爭之間的西班牙屬於常態,且內戰使​​這種暴力得以大規模爆發,這一點也許不假。但蘇聯仍然把脫胎於戰爭和暴力的黨國的力量搬上檯面,這仍是事實。莫斯科的干預僅僅是為了推進蘇聯的利益,同時假裝它是反法西斯鬥爭所必需的。

顯然,斯大林及其黨羽的真正目標是掌控這個共和國的命運。為此,肅清共產黨人的左翼反對派——社會黨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POUM成員和托派,重要性不亞於軍事上擊敗佛朗哥。#(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礪真、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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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4 7: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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