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07日訊】蘇俄時代的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Osip Mandelstam1891—1938），曾將斯大林比喻為古代亞述的國王與埃及法老，因為斯大林與亞述國王及埃及法老一樣：「他們沒有時間考慮人，他們只是把人當作水泥或磚頭使用，是用於建築的材料……」這句話一針見血，就憑這句話，曼德爾斯塔姆注定不會有好下場。果然不久，詩人便瘐死在古拉格群島。最初讀到詩人的這句話，我心頭微微一顫，把人當成水泥或磚頭使用，似乎曾讀過類似或相關文字記錄，但究竟在哪裡讀過，我實在想不出。
直至不久前，偶然的靈光一閃，想起一部意大利電影《警察局長的自白》。影片中黑社會組織，把一名洩漏機密的女子打死後，在建築工地上澆灌粗大的水泥柱時，將那女子赤裸的屍體，置入正在澆灌的水泥柱中。等到水泥全部灌滿固化後，包裹著人體的水泥柱也就成了建造高樓的材料。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印證了世界上確有少數喪心病狂的惡魔，敢把人當作水泥使用。
水泥或磚頭，對水泥生產企業而言是產成品。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水泥、磚頭又是建造房屋的勞動資料。所以，把人當作水泥使用，也就是把人當作勞動資料使用。不過 「把人當作勞動資料」的提法，與「把人當作水泥」相比，在野蠻程度上似乎還沒走到那麼遠。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就曾公開提倡把人「當作勞動資料」，而不會公開說出把人「當作水泥使用」。比如蘇共前期，列寧公開要求人們成為國家這台機器上的「 齒輪」或「螺絲釘」；中共也步步緊趨，向青年一代提出應當成為「齒輪」和「螺絲 釘」的人生目標。曾經位居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中，公開要求人們成為黨的「馴服工具」。要知道，中國農村曾經廣泛使用的「馴服工具」，是耕犁的牛、是拉磨的驢、是拉車的馬，但劉少奇卻敏銳地避開了牛、驢或馬，改用「馴服工具」取而代之。無論是齒輪、螺絲釘，抑或是牛、馬、驢，都可歸為勞動資料或工具，只不過後兩種勞動資料屬有生命的有機體。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自認為是這些勞動資料的主人，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劉少奇讓人們成為中共的「牛」、「馬」、「驢」，結果自己的下場比這些有生命的工具更慘。
中共前期，對「人」作為勞動資料使用價值的挖掘，尚未走到敲骨吸髓的程度。所以對那些未被馴服的「工具」，作最簡單的處理——殺頭了事。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一書中，作者就談到早期中華蘇維埃政權，在江西瑞金北部的深山，設有「特別軍事法庭」。凡有生命但未被馴服的「工具」，被押去審訊時僅簡單宣布：「你犯有嚴重反革命罪，革命隊伍容不得你」。然後拉至坑旁，一刀一腳了結。龔楚是中共紅軍創始人之一，後與中共決裂。中共另一要員楊尚昆，曾在有限範圍內證明龔的回憶是事實。中國現代物理學奠基人葉企孫，當年在清華時極倚重的學生熊大縝，為了抗戰日放棄出國繼續深造的機會，1938年投筆從戎，在冀中中共呂正操部下研製炸藥，並作出傑出貢獻。誰料次年竟被中共晉察冀軍區懷疑為國民黨特務，這意味著熊大縝作為工具，已被中共判定為不可能再「馴服」，當然使用價值也已喪失。同年在日軍掃蕩被迫轉移的途中，熊大縝被中共極殘忍地用石塊猛擊頭部，當即腦漿迸裂、鮮血噴濺而亡。1941年在延安，北大才子王實味因不滿中共「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等級制度，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野百合花」，對中共「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夜生活表示不屑。王實味的文章在延安獲廣泛好評，卻惹惱了毛澤東。毛借助權勢整人手段之毒辣，無人不知。只要發現王實味作為工具不再「訓服」，只要作為活工具的「牛」、「馬」、「驢」，可使用的價值已盡，就決心除掉毫不手軟。不過此時的中共，還未發現如何進一步挖掘人體內各器官的使用價值，故延至1947年7月1日在山 西興縣，王實味被殘忍砍掉頭顱，屍體被推入枯井內。
總之，那時對於喪失使用價值的活的「工具」，中共的處置方法是消滅肉體，尚未走到進一步挖掘人體器官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程度。1957年，中共控制下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對極富才華的導演焦菊隱是否劃入右派拿不定主意，此時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發話：這要看他（焦）今後對我們是否有用，需要用就保護過關；沒用就劃入右派打倒。當然這不是彭真的個人意思，1958年9月8日中共《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鬥爭的指示》中規定：對於有較高科學成就的知識份子，不輕易劃為右派。話講得何其直白：對中共而言凡具備使用價值者，就讓他繼續充當中共的「牛」、「馬 」、「驢」等訓服工具，以便替中共製造原子彈、氫彈或核潛艇，讓中共在對內掠奪、對外欺詐的極權統治的道路上，變得更加有持無恐。不少科學家其實也看出這一點，中共若不是為了利用他們製造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他們早就連「牛」、「馬」、「驢」等工具身分都不夠格，只能作為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不過那時對待被打倒在地的知識份子，沒有輕易採用對待熊大縝、王實味那樣，用石塊猛砸腦袋或刀砍頭臚的血腥手段，也沒有想到可以挖掘受害人活體器官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而是在精神折磨上不斷加劇、更加殘酷，令受害者生不如死。
文革開始後，中共反人道主義的罪惡陷得更深。1970年，中共開始出現挖掘人體器官使用價值的第一例。那是發生在江西，由於對文革中喪心病狂的鬥爭與屠殺實在不忍目睹，一位約20歲的女青年勇敢發出對文革不滿的呼聲。然而文革是魔頭毛澤東發動並領導的，極權之下哪裡能容得下絲毫不同的聲音？於是女青年被捕入獄並判死刑。此時適逢江西省有一高官腎功能衰竭，需另換健康腎臟才能保命，經醫生檢查，終於發現這女青年腎臟可匹配使用。於是在執行死刑前，醫院奉命派專門救護車車隨同。行刑前由醫生對女青年活摘腎臟，活摘前連麻醉藥也不用，皮膚用酒精棉消毒後，直接用手術刀剌入犯人下腹，活生生地取出腎臟保存在消毒的密封盒內，然後在受害人 的腹中塞入棉花了事。接著醫生帶著剛活取的健康腎臟，驅車直奔醫院為那名高官施行換腎手術，受害人則被送到刑場執行槍決。
對一個鮮活生命的內臟器官強行摘取，比起黑社會組織將人打死後填入水泥柱使用，更殘忍、更野蠻。上世記末在大陸中國，自中共對法輪功發起滅絕人性的迫害打擊開始，批量活摘法輪功受害者的人體器官，包括腎臟、眼角膜、肝臟、心臟等，以及強制掠取年輕士兵的新鮮血液，以供垂死的高官維持生命，早已不再是傳說中的罪惡。對法輪功成員人體器官的活摘，也早已不僅是滿足維持高官壽命的需求，還包括滿足市場交易、牟取暴利的需求。憑這一點就充分表明，中共就是當今世界上最龐大、最黑暗、最殘暴、最野蠻的黑社會組織。然而由於中共對國家機器的絕對控制與強暴力量極其巨大，加上中共對內鎮壓的大量經費投入，以及對各種媒體的壟斷掌控，法輪功受害群體與國內民眾早已顯得萬般無奈，根本無力維護自己的生命權、財產權與自由權，更惶論反抗壓迫的權利。
長期以來，聯合國與美國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的民主國家，對於中共種種猖獗行為，沒有擔付起有效遏止的責任，如同韓戰時拒絕採納D‧麥克亞瑟將軍動用核打擊的建議一樣，不僅縱容了中共的種種為所欲為的惡行，也讓現今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埋下隱患。尤其是1972年以來，聯合國與美國繼續執行綏靖主義政策，明知中共正在更瘋狂地毀滅文化、更全面地打擊知識分子，卻聽憑中共奮力擠身聯合國與WTO，並將台灣合法席位排除在外。於是出現1989年的64屠城，接著對無辜法輪功群體的血腥鎮壓與活摘人體器官，繼而無視WTO的規則，侵犯別國智慧財產權並肆意掠取別國財富。今天的中共，要想消滅一個拒絕馴服的無辜者的鮮活生命，如同殺一條魚那樣隨意，卻無人敢挺身問責。這與當年蘇共魔頭斯大林把「人當作水泥與磚頭使用」相比，中共在反人類的罪惡道路上，早已毫不遜色，甚至走得更遠。同時中共的邪惡勢力每時每刻又不斷向自由世界各地滲透、擴張，包括美國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的各國，以及西歐、台灣、日本等。
為此，我謹以大陸一名普通知識分子的名義，特向聯合國呼籲：為了阻止中共罪惡政權進一步對人類及其文明造成更巨大傷害與破壞，為了儘早減少中國人民的災難，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必須明確高擎正義的旗幟，全力協作共同遏止中共正在實施並將繼續實施的種種罪惡。我呼籲聯合國，對於發動1957年反右運動、製造大饑荒、發動策劃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對於1989年64屠城的劊子手鄧小平、李鵬等人；對於殘酷鎮壓法輪功、活摘人體器官的罪大惡極者江澤民、薄熙萊等人，無論他們已死去或還活著，都應作公開的缺席審判。如同二戰後對德國、日本戰犯的審判一樣，並將審判結果彰示全世界人民，同時迫使中共將審判結果向中國人民全面公開，由此形成對中共政權的威懾。
聯合國千萬不能繼續執行綏靖主義政策，必須牢記D‧麥克亞瑟將軍在上世紀留給我們的重要告誡：「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它若在一個地區得呈，就會威脅到其它任何地區，從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