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穿制服的思想

──被謊言與怯懦所扭曲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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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2月23日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將對德國納粹發起最後的,毀滅性的打擊。

這一年2月,西方盟軍已經全線進抵萊茵河地區,並開始肅清菜茵河西岸從荷蘭到瑞士邊界的德軍,準備強渡萊茵河,向德國的腹地進軍。3月,蘇軍完成了進攻柏林的戰役準備,推進到距離柏林只有60公里的奧得河與尼斯河一線,僅在200多公里的戰線上,就部署了250萬人,6,259輛坦克,配備了7,500架飛機、以及41,600門火炮和迫擊炮。此時的希特的軍隊,已經無法得到兵力和裝備的補充,處於強弩之末,士氣低落,無力招架。

早在1944年,當希特勒看到西方盟軍打進德國本土已處於迫在眉睫之時, 便在9月25日下令,正式組建國民軍。由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任總指揮,強令每個從16歲到60歲的德國男人都要應徵並接受軍事訓練,並極其蠻橫地否決了所有反對使用兒童作為炮灰的異議。不久,希特勒又喪心病狂地開始實施「狼人」計劃。

所謂「狼人」計劃,借用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發佈的「狼人公告」的話來說,就是鼓動全體德國人民組成遊擊隊,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讓任何一個在德國領土上的英國人、美國人、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成為德國『狼人』的野生獵物。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將這些人置於死地。」

由於這時納粹德國的兵員極度缺乏,因此在「狼人」計劃的實施中,訓練青少年成為間諜和破壞份子,讓他們攜帶砒霜和炸藥前往盟軍戰線的背後進行活動,就成為主要內容。這些受訓的「狼人」年齡實在太小,在美軍的戰史資料中曾有記載說,美軍在德國亞琛地區,抓到的武裝份子最小的僅有9歲。在另外一些地區,向美軍開炮的德國炮手們也多是12歲或是更小的孩子,甚至其中還有小姑娘參加,她們跟在那些小男孩兒身後用迫擊炮向盟軍坦克開火!

德國歷史學家,德國電視二台負責人古多‧克諾普博士所寫的《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本書中,真實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

1945年 2月21日,弗蘭茨和赫伯特這兩個男孩,作為「狼人」被空投到艾弗爾山的敵軍後方。黨衛軍給這兩名孩子的任務是,利用手中的無線電發報機,將偵察到的美軍和英軍的裝備、佈防等軍事情報發給德軍指揮部。這兩名男孩空投後不久,還沒等他們開展活動就被美軍巡邏兵捕獲。最初,將他們關進亞琛附近的戰俘營。經過審訊,美軍第九軍軍事法庭判處他們因間諜罪處以死刑——槍斃。他們的辯護人,一位美國軍官,向法庭遞交了赦免申請書,說明他們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幾個星期後,他們被帶到布倫瑞克,被告知,拒絕赦免申請,第二天10點執行槍決。

在寫給父母的遺書中,弗蘭茨寫道:「我這樣做是深切地希望為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服務」。或許,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清楚,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已經離最終的覆滅只剩下最後的34天,還不知道,他們所崇拜的帝國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個月前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逃避了最終的審判。1945年6月1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兒童歡慶自己節日的日子裡,德國布倫瑞克的採砂廠中,兩名德國少年被緊緊地綁在了柱子上。隨著淒厲的槍聲,他們默默地死去了,鮮血順著他們還未成年的軀體,慢慢地浸透了腳下這塊祖國的土地。不會有人再為他們祈禱,也不會有人再把他們歌頌為英雄,因為,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的歷史即將改寫。此時,弗蘭茨只有16歲零5個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僅僅才17歲。

像這樣悲慘的事件,絕非只發生在弗蘭茨和赫伯特身上,在納粹德國時期,何止成千上萬。

號稱黨衛軍「精銳之師」的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全部是由17歲左右的青年人而組建起來的。師長少將弗裡特茲.維特(Fritz Witt)只有34歲,在1933年前他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希特勒青年師」是党衛軍僅有的三個備用於西線防禦的裝甲師之一。在諾曼第戰役中,「希特勒青年團員」那種駭人聽聞的狂熱和不計後果的勇猛,讓英國和加拿大士兵大吃一驚。「這些勇敢的,殘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們,在戰場上歲數太小以至於完全藐視危險」,「他們像潮水般撲向(敵人)坦克,如果他們被包圍或被優勢兵力壓倒,他們就一直戰鬥到無人倖存。年輕的孩子們,連第一次刮鬍子的歲數還沒到,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們爸爸的盟軍士兵射倒」。

40多天的戰鬥中,「希特勒青年師」傷亡超過60%,其中20%喪命,其他的受傷或是失蹤。師長維特陣亡,他的指揮部被英國軍艦的炮火直接擊中。綽號「裝甲Meyer」的科特.梅亞(Kurt Meyer)繼任師長,年僅33歲,他成為了整個德軍中最年輕的師長。直至1945年5月8日,只剩455人和一輛坦克的第12党衛軍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向美第七軍投降。從組建到毀滅,「希特勒青年師」僅有不到兩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有9,000多人陣亡、失蹤、受傷、或是被俘。

就像古多.克諾普教授所說:「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是政權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沒有希特勒青年團堅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國經濟和社會早就崩潰了。青年們通過他們的投入對戰爭延長起了決定性作用。900萬廉價勞動大軍填補了在前線服役男子留下的空缺。」「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當中,三分之一還多的人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或者死在國內的戰場上。」

為什麼這些充滿朝氣、善良的少男少女們,成為希特勒狂熱的追隨者?為什麼這些人臨死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為「一個出賣了自己,欺騙了自己的政府」而送命?他們是甘心情願,還是受人驅使?他們是抱有愛國主義理想和獻身捐軀的責任感,還是狂熱的納粹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分子?歷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

希特勒的時代,不僅是一個獨C與暴力的時代,而且也是一個謊言與誘騙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下生活的人民,不僅要接受威脅和恐懼的煎熬,而且還要接受由於自欺和怯懦而所受到的內心良知的拷問。

這是一個喜歡穿制服的年代,無論大人和兒童都喜歡制服。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大學歐洲史教授羅伯特.愛德溫.赫澤斯坦說:納粹「德國是一個制服國家。」當時,德國六分之一的人口,大約有1,250萬人都被要求穿制服,他們當中有党衛軍、國防軍、衝鋒隊、憲兵、郵差、教師、國家公務員……其中也不乏是以穿納粹制服為榮的普通老百姓。【《納粹德國的興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對孩子們來說,「制服是一種禮服」,克利斯蒂安‧科恩貝格說道。「褐色的褲子,褐色的襯衣,黑色的三角巾,上邊系著一個褐色的皮扣,皮肩帶。有皮帶扣子的武裝帶上,有一個表示『勝利』的魯內文(日爾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腳上還穿著白色的中筒襪,褐色的皮鞋。」克勞斯.毛爾斯哈根說,「頭上還有一頂船型帽,我們把它歪戴在頭上,樣子十分調皮,我們非常驕傲。姑娘們十分羡慕我們。誰要是被批准穿上這套少年隊的制服,誰就感到被接納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團體中——為偉大的事業時刻準備著!」【古多‧克諾普《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 21頁】

對於成年人來說,無論是衝鋒隊的褐色制服,還是黨衛軍的黑色制服,對人的視覺都有一種美感的衝擊力。美學是法西斯主義的重要部分,平心而論,希特勒本人的審美能力還是不錯的。趙鑫珊在《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中曾這樣評價希特勒,「在骨子裡,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頭目(如戈林)對充滿納粹意識的繪畫作品並不感興趣。希特勒打心眼裡崇拜的還是古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巨人以及倫勃朗、魯本斯、戈雅、康斯太布林、庚斯博羅、透納、大衛、德拉克洛瓦和法國巴比松畫派的作品,當然還有19世紀德國和奧地利的繪畫。」 因此,當年希特勒讓設計師為黨衛軍、衝鋒隊設計軍服時,曾下過特別命令:德國士兵穿戴的必須是世界各國軍服中最漂亮、最威風的。結果正如帝國元首所望,法西斯的制服的確做到了英武、帥氣、挺拔,甚至連後來成為蓋世太保首領的希姆萊也為其所吸引,年輕時的他,在對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都不知所以的情況下,僅僅是為了這身制服參加了納粹。況且,在越來越強調組織、機構、思想、行為「一體化」的納粹社會中,能夠穿上這樣的制服,不僅表明自己已經被當局和社會所接納,成為納粹體制內的一員,而且也足以喚起人的自我價值感和滿足人的虛榮心。

穿上了制服,便意味著加入了組織。為了擴大納粹主義的影響,希特勒拼命擴大法西斯組織,上台僅兩年,希特勒就將400萬名青年納入「希特勒青年團」,這幾乎占了10歲至18歲青少年的一半。然而,對於野心勃勃的帝國青年團組織領導人席拉赫來說,這個數量遠遠不夠,他的目標是要將全體德國青年都為納粹服務。1936年新年伊始,席拉赫宣佈,這一年將是「德國少年隊年」,年滿10周歲的德國兒童,都必須「自願」地加入少年隊。按照每個鄉鎮的戶籍名冊,納粹當局為1926年出生的孩子家長發去了書面通知,要求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報名參加少年隊。這一年4月19日,席拉赫通過電台興奮地宣佈,90%的兒童遵從了他的命令,「自願加入少年隊」,「整個年輕的德國今天是一個由忠誠的誓言連結在一起的騎士團。」當天,在馬林堡的普魯士騎士團的要塞大廳中,席拉赫主持了數百名兒童的入隊儀式,孩子們在火把的照耀下,高唱《我們誓死忠於希特勒》。

第二天,作為向希特勒生日的祝賀,全國新入隊的少年隊員,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宣誓活動,孩子們鄭重地舉起了右手,用天真稚嫩的嗓音高呼「我宣誓,在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下,恪守我的職責,熱愛並忠於元首和我們的旗幟。」這一天午夜,數千名青年,聚集在第三帝國各個地方,舉行了加入黨衛軍的神聖的宣誓儀式。在用古代北歐符號裝飾的火炬映照下,身著黨衛軍制服的青年,舉手宣誓:「我向上帝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意志帝國及其人民的領袖,三軍的統帥希特勒。身為一名勇敢的戰士,我將隨時犧牲我的生命,已達成此誓言。」

此後,每一年的這一天,都要舉行這樣全國性的活動。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德國青少年,將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獻給納粹黨,將自己的一切送上了法西斯的祭壇。直到1945年4月20日,德國的青少年還在為效忠帝國元首宣誓,而這一刻,離這個獨C者在柏林廢墟下的地堡中自殺僅僅還有10天。

作為1946年紐倫堡法庭審判的重要戰犯席拉赫供認說:「我以信仰希特勒並忠於他的思想教育這一代人。……幾百萬名青年人跟我在一起相信了這一點,他們在國家社會主義中看見了自己的理想,許多人為它而陣亡。是我教育這些青年擁戴一個殺人犯。」其實,作為個人而言,席拉赫自己何嘗不是一個納粹的犧牲品。他的母親是一個來自費城的富有的美國人,他的父親是魏瑪宮廷劇院的總經理。席拉赫從小就生長在一個無憂無慮的自由的教育環境中。他喜歡藝術,愛好音樂,曾經夢想成為一名音樂家。

17歲那年,當他第一次聽到希特勒的講演時,就被「那聲音低沉而沙啞,共鳴如同大提琴。音調顯得特別奇特,迫使人不得不聽下去」的鼓動所吸引。在《納粹德國的興亡》這本書中,羅伯特教授統計,希特勒的一生中,共向3,500萬人面對面地做過講演,至於通過廣播聽過他演講的人,更是無計其數。席拉赫與其他追隨者一樣,就是在聽了希特勒演講之後,成為了他的信徒。於是,在希特勒的欺騙和煽動下,他開始仇恨《凡爾賽和約》,仇恨無能的魏瑪共和國,仇恨造成德國戰敗的「猶太人」,仇恨把這個國家搞得混亂不堪,受人淩辱的「布爾什維克」。他覺得只有眼前這個人「才能拯救德意志民族」。他下決心追隨希特勒,真心實意地崇拜他,24歲便成為了「國社黨全國青年主席」,負責整個德國青年運動。

席拉赫狂熱地工作著,他提出「除家庭與學校外,希特勒青年團應從德智體三方面教育德國青年為人民服務並成為人民大眾一員。」由此,這個青年納粹組織成為了除家庭與學校以外的第三個國家認可的「教育載體」,成為了向正在成長的一代灌輸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工具。

他通過組織少年隊講故事、做集體遊戲、歌詠比賽;組織女孩子們進行「信仰與美麗」的團體操和健美表演;組織男孩子們野營軍訓,越野賽跑,十項全能運動;組織全體希特勒青年團員,身穿制服拿著募捐箱,為需要「說明與救助失業者及退休老人」進行募捐和收集衣服與舊物等項活動,把青少年劫持到法西斯這部罪惡的戰車上,並死死地抓住他們。而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要每一個青年「成為納粹主義的信徒」。鍛煉身體,是因為日爾曼民族「只有成為最強者才能夠生存,才能統治其他劣等民族」;參加軍訓,是因為「需要德國青年掌握槍桿子就如同掌握筆桿子一樣熟練,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敗一切敵人」;參加集體活動,是因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國元首。

法西斯用各種美好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把一個充滿邪惡和仇恨的納粹主義包裝起來,然後利用青年人的質樸、單純和易於激動,以及為了一個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意識形態,準備時刻獻身的願望,誘騙了他們,把他們培養成一個虔誠的「元首崇拜者」和「希特勒精神的追隨者」,把他們變成了政治縱火犯的「忠實的信徒」。用席拉赫自己的話說,就是叫青少年把自己作為祭祀的貢品,「作為希特勒的生日禮物,奉獻給元首。」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本書中,曾參加過衝鋒隊的維爾納.哈尼茨施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制服只是屬於同一整體的外在標誌。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我們是一個集體,我們是發過誓的集體。」

對於希特勒來說,在他的統治下,不僅所有人要穿上制服,而且思想也必須要穿上制服。任何理論乃至現實都必須服從一種標準,這就是,是否有利於納粹的統治。無論是報紙、雜誌、文藝、電影、戲劇、歌曲、舞蹈、小說、詩歌、美術……所有的傳媒手段,也無論是學校、電臺、各類藝術協會……所有的文化機構,都必須與納粹黨的宣傳方針保持高度一致,無論事實真偽、道理是非,首要的目標就是要強化人民對當局的忠誠,以及對當局所做出決定的正確性百分之百的認同。任何帶來疑慮或質疑的資訊、觀點、言論將一概不予傳播。

在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家裡,一切宣傳都必須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的宣傳工具都要被協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民眾,並造成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就像納粹宣傳車上的標語所宣傳的:「只要元首下命令,我們就執行!我們全都只說『是』!」而要達到這樣的結果,宣傳不但要體現在量的方面,更要體現在質的方面。因此,如何使輿論控制和宣傳精緻化,就成為納粹主義宣傳實施的重點。在這方面趙鑫珊的《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中,有過精彩的描寫。「希特勒的廣播演講能使千百萬德國人著魔,或情緒激昂,或手舞足蹈。他是一個能自由操縱德國人心理的一個狂妄人物,真是不可思議。」

筆者曾經聽過「德國党衛軍第一裝甲師軍歌」。伴隨著雄渾低沉的男聲合唱,你可以感受到德意志軍隊驅使著巨大的鋼鐵洪流,懷著剛毅而堅定的信念,視死如歸地走向戰場的氣魄。這樣的場景,在二戰的紀錄片中時常可以看到。

在納粹的宣傳下,德國民眾熱衷於宏大的群眾集會,盛裝大遊行。在這種場合,軍樂隊演奏的瓦格納的樂曲更顯得激昂雄壯,數不清的「卐」旗迎風飛舞就像波濤洶湧的大海,成千上萬的人發出的「HI,希特勒」的呼喊如同山呼海嘯,伴隨著德國軍靴踏出的令人震懾的腳步聲,勾畫出一幅讓人久久難忘「壯麗的圖畫」。1933年,一位英國記者曾親眼見識了這樣的場面。當他看到,紐倫堡的露天運動場中,6萬多名德國男青年,在眾目睽睽之下,拿著明晃晃的匕首,高呼著「BLUT AND EHRE」(即「血與榮譽永存」),用以象徵德國已經為戰爭到來做好一切準備時,他不禁感到眩目和震驚。【《納粹德國的興亡》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希特勒明白,只有營造出這樣的氛圍,才能顯示人民萬眾一心的意志,顯示群眾的創造力與力量,證明渺小的個人只有與偉大的集體目標相一致,才能獲得個人在歷史中的價值,從而讓人們更容易接受納粹的口號「你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法西斯正是投合了德國人的這種感情,使德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兵營,變成了一個從思想到物質,都處於難以抑制的亢奮狀態,時刻準備向世界宣戰,時刻準備發動戰爭,時刻準備報復淩辱過自己的敵人,時刻準備征服「劣等民族」的兵營。假如希特勒不是代表了德國大多數人的想法和心理,那麼,他決不會獲得這樣大的權力和支持。

德國的民眾不僅要在群眾集會上接受法西斯世界觀的洗禮,而且在生活中的每一時刻,都要接受納粹主義的洗腦。1935年頒發的《教師手冊》中規定:數學教學要以「國家政治教育」為己任。在孩子們的書中,數學題是這樣表述的:「建設一個精神病醫院需要600萬馬克,建設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萬馬克,請問,600萬馬克可以建設多少居民住宅?」還有,「一架夜間戰鬥機能運載1,800顆燃燒彈,若以時速250公里、每秒投擲一枚炸彈的速度飛行,請問,所投炸彈將覆蓋多長距離?」納粹主義就是要用這樣的數學題目像孩子們說明,那些「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會給國民經濟帶來多少損失;對那些阻礙第三帝國統治世界的國家應該如何嚴懲。對此,納粹德國弗蘭哥尼爾省的頭目尤利烏斯.斯托萊切洋洋自得地說:「如果在天平兩端,一端是所有大學教授的腦子,一端是我們元首的腦子,你們覺得天平會偏向哪一邊?」不言而喻,自然是偏向希特勒。在納粹時期,有將近30%的大學教授,因不滿或不堪法西斯的迫害,相繼離開了德國。

納粹的群眾活動也極具特色,甚至連鍋碗杯盤都成為納粹的宣傳工具。從1933年10月起,希特勒搞了一個「同喝一鍋湯」的活動。每年10月第一個周日,全體德國人都要到街上去喝大鍋湯,每個喝湯的人都必須「自願支付50芬尼」的零錢,從元首到普通人都一樣。喝湯捐獻的錢,交給政府去為失業者和無助的老人寒冬賑濟。希特勒雖然吃素,但也要裝裝樣子,與民同樂,一起喝大鍋湯。喝湯的現場熱鬧非常,彩旗飄舞,軍樂陣陣,大街上掛著大字橫幅:「同吃一鍋湯」。街上擺滿長條桌,每個喝湯的人,都借此來證明自己的思想是與納粹黨保持一致的,與帝國元首是同心相連的。

納粹就是利用了人民的善良和信任,對全世界進行了一場戰爭賭博,而賭注就是他們口口聲聲說為之服務的德國人民。其實,希特勒的追隨者也清楚失敗的結果,納粹元帥戈林就曾悲哀地表示:「如果戰爭失敗,希望上帝能幫助我們。」在這場巨大的賭博中,希特勒通過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將鎮壓之手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用Z制和獨C,顛覆了正義與法治;用謊言與欺騙,替代了人民群眾的自由與民主;用納粹的話語權剝奪了社會輿論的公開性。

在納粹德國,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都被一個唯一的控制者有效地掌握,只有它高高在上,權威地向人民說,可以這樣,或是不可以那樣。資訊來源的唯一性,就使得希特勒的宣傳家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願,有選擇地塑造人們的思想。這是因為,即使是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如果他們被長期地與其它一切資訊來源相互隔絕的話,他們也會變得愚鈍和盲從。

在希特勒看來,要使大多數人失去獨立思考並不困難,難就難在,在大多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同時,必須讓仍舊保留著懷疑和批判的傾向的少數人保持沉默。否則,就無法達到讓全體人民真正遵從統治者意志的目的。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一方面,必須讓人民相信不但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正確的,而且連所選擇的手段也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面,還必須讓人們相信,他們所追求的無比崇高而偉大的目標和手段正在遭受一小撮人的詆毀與破壞。只有徹底批判、打擊、Z壓、消滅這一小撮革命的叛徒、人民的異類,才有可能實現統治者提出的目標。一句話,J權Z制主義統治者提出的計劃與目標,是神聖的,不容懷疑,更不容批評。一切對於這個目的與手段的公開批評,或者甚至是表示懷疑都必須禁止,因為它們容易削弱人民對納粹党的信任與支持。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所宣揚的,「權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針對個體和群體的肉體的恐怖。只有當持不同政見的反對者遭受到這種恐怖打擊之後,被擊敗的反對者們,才會將對未來的任何抵抗喪失信心。」

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儘管當時需要著手解決和處理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等各類政務堆積如山,不勝其數,但他卻將此擱置其後,上任僅僅6個星期,便立即著手成立所謂「帝國民眾啟蒙部」,任命了臭名昭著的戈培爾為部長以加強對德國人民的思想控制。4天之後,希特勒公佈了第一批德國藝術家的黑名單,宣佈他們是「被取消國籍」、「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對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精英的Z壓和打擊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力度之大,叫人瞠目結舌。

希特勒深知「文學藝術作品對德國人的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希特勒和戈培爾策劃的第一刀就是先砍向德國的藝術家。正在訪美的著名畫家G.格羅茨(GeorgeGrosz 1893—1959)因其作品特別是漫畫對當時社會的腐敗做出過尖銳深刻的批判, 而被納粹分子稱為「頭號文化布爾什維克」,馬上就被剝奪了公民權。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為發展現代設計教育而建立的「國立包豪斯設計學院」也被查封關閉。「包豪斯」是德國著名設計師和建築學專家格羅庀烏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所創建,它包羅了所有藝術發展方向,並且造就了許多知名的藝術家。但這一切為納粹所不容忍,認為包豪斯是「布爾什維克的顛覆的細菌細胞」而遭到取締。與此同時,著名畫家M‧利伯曼(時年88歲)和K.珂勒惠支(時年66歲)、P.克利、M.貝克曼、O‧迪克斯以及O‧施萊默,均被剝奪了在藝術院校執教的權利。不久,納粹當局又公佈了第二批、第三批…..到1936年底,共公佈了7批名單,共有300位文化名人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湯瑪斯.曼,被譽為戲劇創作之王的布萊希特,現代派藝術大師康定斯基。希特勒對文化的心態,完全可以借用納粹高官話私下的表達來形容,「當一聽到『文化』這個詞兒,我就想立刻拔出手槍。」

不僅文學藝術界的學者遭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打擊,甚至連物理、化學、數學、地質這類在一般人眼中不會受政治形勢影響的自然科學界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也無一例外。像著名的科學家A.愛因斯坦,不僅自己的銀行帳號被納粹查封,而且黨衛軍還以「窩藏共產主義者的武器」為由,搜查其住所,當眾焚毀其關於相對論的通俗讀物。

據統計,從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國和奧地利人流亡美國,其中有數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1,500位藝術家,以及專門從事文化方面報導的知名新聞工作者。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約有13%的德國生物學家被解雇,約有四分之三移民國外。要不是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甚至連K‧V弗裡施也難逃一劫。K‧V弗裡施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蜜蜂語言」的動物學家。由於納粹懷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克大學對他開展人身攻擊,進行迫害。由於1941年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間流傳的疾病,導致數十萬隻蜜蜂群體死亡,嚴重地影響了當年德國的水果產量,並使農業生態紊亂。第三帝國無計可施,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對弗裡施的迫害,讓他解決這個難題。

在希特勒眼裡,「群眾是守舊和懶惰的,他們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思考」。既然如此,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輸、被引導、被宣傳、被塑造,才能正確的加以表達。那麼,誰能完成這種灌輸、引導、宣傳、塑造的任務呢?只有少數納粹精英才能堪此大任。既然大多數人的理想和觀念是在法西斯控制下的環境中形成,所以就必須依靠這些精英,有意識地用各種手段把人民的思想穿上由統治者和少數知識精英「縫製好的制服」,轉變到希特勒認為是正確的方面去。而一旦人民的思想穿上了制服,也就喪失了思考的權力與能力,成為了《國際歌》中所說的囚禁在「思想牢籠」中的「饑寒交迫的奴隸」。

思想穿上制服的悲劇在於:它把理性的權威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同時,在權威的壓迫下,將人的地位渺小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其實,人的偉大不在於他的地位與財富,而在於他的思想。因此,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

--原載新世纪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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