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11日訊】
後三十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中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是計劃經濟時代，「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後三十年市場經濟時代又恢復私有制，大張旗鼓的號召致富發家。對此，鄧小平是這樣解釋的：「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這是鄧小平1991年中國新年前夕到上海視察時講的一段講話。根據鄧的講話精神，上海《解放日報》於1991年2月15日—-4月22日，發表署名皇甫平四篇系列評論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對於當時改革開放是姓「社」姓「資」大爭論做了官方定調。
前後三十年，從曾經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狠「批資斗修」，到「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雖然經濟運行形式發生變化，但中共掠奪人類物質財富的本質壓根沒有變。
胡喬木總結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第二論是『開搶論』（筆者註：第一論是『開放論』），『開搶』就是開始搶錢。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要這部分人先把錢搶到手。他們是政府官員、高幹子女、親友和買通官員的奸商。他們拿到「紅頭文件」，得到銀行巨額貸款，成立公司。他們沒有拿出一分錢，就像變魔術一樣，靠著自己的特殊身分，不費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億萬富翁。」
據2012年報導，「紅色貴族」有2,900人，占有了總共2萬億人民幣的財富。這些形形色色搶到錢的人，用各種方式把資產、家人的國籍轉移到海外經濟發達國家，活躍在國際市場，過著優裕的生活。
八九六四，江澤民鎮壓學潮被鄧看中，很快上位，開啟官員全面貪腐時代。江澤民政治集團利用特權首先將自己的家族黑手插入企業改制，用「悶聲大發財」來履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鄧小平承諾的「共同富裕」踩在腳下。
社會評論員梁木在《江澤民集團瓜分中國經濟》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共的企業改制就演變成了一埸由大小黨魁、131萬高官及其家族成員哄搶瓜分13億中國人民財富的刑事犯罪。這場犯罪，讓中國大陸1%的人掌握了全天下90%以上的財富，讓中共淪為對立於13億中國人民的刑事犯罪集團。」（筆者註：北京大學2016年關於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系列專題報告《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數據：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今天的中共己經蛻變成了一個由江澤民打造的黑幫，搞獨裁、專制、暴政、搶劫、貪腐、淫亂的流氓權貴利益集團」。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家族貪污、占有資產超千億，而江澤民、曾慶紅家族更富可敵國，非法財富無從探底。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中共特權階層、家族鏈條貪污腐敗、掏空國資的基地。
地產大王任志強曾經發問：「國有企業的幾萬億利潤怎麼來的？有可能是他們沒有像私有企業一樣上交國有土地使用費，國有企業的利潤是不夠交占用土地使用費的。那麼國有企業上交利潤變成公共財政了嗎？沒有。60多年來，我不知道國有企業到底給了我們什麼好處。」而如今，民營企業如果沒有官二代、紅二代的紅色靠山，沒有權力資本的摻入，也不可能成勢。這就是中共的血酬定律所勾勒的經濟版圖。
2015年9月，港媒透露出自中共內部的一份調研報告表明：「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擁有千萬以上資金、財產的有548萬至560萬人及家庭，其中，在職和已退休的中共黨政官員有360萬至365萬，占比65%以上」。報告還提到「社會貧富懸殊、嚴重不公、中共官員及家屬不正常暴富」。
中共奪權時說「農村包圍城市」，發家致富時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這部分人沒農民什麼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5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揭示，農民工的收入處在歷史最低點。2010年農村居民平均儲蓄率為14%，收入最低的20%農村居民的儲蓄率為-23%。
中國《新財富》雜誌公布2017年中國最富500人的總身家超過7.8萬億資產。海外媒體報導，2017年全球奢侈品市場46%商品依賴於大陸人消費。中共在分攤聯合國經費時卻說︰如按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低於1.25美元的標準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超過2.5億，高居世界第二位。
貧富兩級分化導致「冰花男孩」現象層出不窮，而中共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查找制度根源，正本清源，而是繼續負面新聞正面報導，「讓冰花男孩先炫起來」，一秀遮百丑，喪事成喜事，欺世盜名。
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社會不穩定。《人民日報》2015年01月23日發表題為「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文章表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2003年為0.479，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這之後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係數是0.469。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是0.3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2018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更是提示，中國城鄉差距大致還在3倍左右，而國際上平均是1.6倍。中國基尼係數現在是0.7，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說明社會發展的矛盾衝突相當嚴重。
社會因分配不公而生發亂象，拖欠工資、強征強拆、為富不仁、官員欺壓引發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事件，中共針對社會大亂，不是理性疏導，廣開言路，限制公權，完善法制，弘揚正信，而是一味的打壓，造成維穩費用連年攀升，超過軍費。更有甚者，江澤民為了維持對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嚴重時期不惜花費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
江澤民開啟的官員全面貪腐時代，直接導致了社會犯罪率攀升，體制內官員違法犯罪，公檢法人員執法犯法。據中國法學教授陳忠林研究結果得知，從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
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
2018年1月，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其博客上對周新城的批判做了回應，其中一句話為：「用上任何其它的競爭準則，例如搞人事關係，或論資排輩，或動用武力等等，必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這裡的不幸處，是清楚的權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對的私有產權。」
關於私有產權與社會公正之間的關係，西方很多思想家都曾有過清晰的論述。哈耶克認為：「哪裡沒有財產權，哪裡就沒有正義」。他認為社會主義必須要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劃，而這種計劃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因此，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
休謨則說：「由於我們的所有物比起我們的需要來顯得稀少，這才刺激起自私；為了限制這種自私，人類才被迫把自己和社會分開，把他們自己的和他人的財物加以區別。」「在人們締結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協議，並且每個人都獲得了所有物的穩定以後，這時立刻就發生了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也發生了財產權、權利和義務的觀念。」
近現代西方的產權理論是建立在尊重人性、限制私慾、追求正義的基礎上的，財產權是對人權的一種尊重與保護。保護私有制不是為富人說話，而是為人權說話。
那麼，除了那些當初被共產主義欺騙的理想主義者之外，還有什麼樣的人會贊同公有制呢？
當代經濟學家茅于軾說：「是什麼人贊成財產的公有制？未必是願意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給大家享受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希望通過財產公有制分享他人財產的人。公有制實際上是分享他人財產的制度，是用各種似是而非的道理分享別人的財產，明搶暗奪他人財產的制度。」
一位署名胥志義的社會觀察者在其博客刊登一篇《消滅私有制顛覆了基本的社會秩序》的文中指出：「沒有對私有的尊重，革命和搶劫便是家常便飯。社會的主流不是創造財富，而是爭奪財富。剝奪地主是革命，剝奪資本家是革命，文化大革命隨便抄家也是革命。現在政府強征農民的土地，強拆老百姓的房子難道不是財富搶劫，怎麼是經濟發展？當財富沒有私有界線，可以『共產』時，這樣的社會沒有一個人有安全感。」
儘管學者們的殷鑑遠近皆有，共產主義災難仍在侵襲，直到最近幾十年，還有國家迷信公有制。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改私有制為公有制，通脹膨脹率超過1000%，犯罪率飆升十倍，國家由富得流油淪為全世界民眾生活最悲慘的國家之一。
改革開放後，中共在十四大會議認定分配制度的改革，通過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發展經濟的決議，用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迴避了人們對共產黨前三十年製造人間災難的詰問與追責。中共用一句「摸著石頭過河」，即推卸了前三十年的責任，又給人們再一次描述了一個幻想的彼岸。
社會一下子由原來的一窮二白變成了洋車洋房、廣廈高樓。人們丟棄了原教旨的共產主義空想，轉而變為精緻的物慾享受與追求者。在權力和慾望都沒有節制的共產黨治下，造假成風（連GDP數據都造假）、權錢交易、性賄賂、法制缺失、物慾橫流、金錢至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當今社會的主旋律與盛宴。
在中共的貪腐現象中，權色交易、性賄賂堪稱一景。「十八大」後被通報的省部級及以上官員中，楊魯豫、張越、陳雪楓、樂大克、周永康、令計劃、劉志庚、艾寶俊、鄧崎琳、蘇宏章、龔清概、蓋如垠等12人與「權色、錢色」有關。據港媒《爭鳴》2015年2月號報導，2014年，中共「黨政機關」官員搞婚外情案件突破70萬宗，其中70%是科級或以上官員，告到地方法院有21萬7,700多宗。
王岐山在中共中紀委第五十六次常委會上稱，2013年、2014年黨政官員腐敗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權色交易方面占65%，其中在經濟領域腐敗案中，85%都涉及婚外情、權色交易。在組織部接獲舉報的公職人員腐敗案件中，涉及婚外情、權色交易方面近70%。
而最近媒體曝光出諸多高校教授性侵女生，更是讓人驚嘆。民國清華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非大樓也，謂有大師也。而如今中共的大學沒有大師不要緊，教授們拿著科研經費做資費，挾著學位做威脅，把大學的大樓改造成了青樓。
幾百年前的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預言過：公有制是野心家的發明，公有制下民眾一無所有，必然造成民眾對權力的無限膜拜。一切基本的良知、信仰必然喪失，最醜惡的權錢色交易與貪婪必泛濫，權力之爭必血流成河，民眾必淪為奴隸，公有制是埋葬一切平等的基礎、是萬惡之源。確保每個人的私人權力才能做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動。
先知先覺們早已警告人類：「財產不可公有，權利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約翰洛克語）
經濟與道德
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已經證明用鬥爭哲學消滅私有制，不是人類的出路，反而會使人道德淪喪、生靈塗炭。
如今中共治下的社會，因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誠信危機、道德淪喪、打擊「真善忍」普世價值而積重難返，一切向錢看成為創造國民經濟財富的主要動力，不擇手段變成獲利的常規路數。整個社會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亂象，全社會夢想一夜暴富發橫財。
清華大學經濟學者秦暉針對中共模式的經濟高速增長，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慾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人們在反思，這個社會為什麼是這樣？出路在哪裡？當人們只重物質利益、不重人心道德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經濟還能走多遠？
對於中共前後三十年的經濟手段，九評編輯部新著《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中國篇》有這樣一段描述：「前三十年政治挂帥，破壞傳統文化，打掉傳統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經濟，出現了瀕臨崩潰的經濟危機；後三十多年一切向錢看，用經濟手法搞政治，用金錢物慾和情色迷亂來填補信仰真空，帶來的是觸目驚心的道德危機。」
「其實，過去的經濟危機裡包藏著道德危機，只是等到今天物慾橫流的時候才總爆發；今天的道德危機也包藏著經濟危機。經濟是人的行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經濟歸根到底受制於道德和信用。沒有道德的經濟必然走不了多遠，危機的爆發也是遲早的事情。」
結語
無論私有還是公有，人的一切行為都來自內心。中華傳統文化以推崇人的德行為主旨，傳統中國人相信有德才會有財，對財富要「取之有道」。君王亦當重德修身，德服天下，修內安外，經世治國，才會使百姓人心向善，安居樂業，國泰民安。推古及今，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正道。
主要參考資料：
1.周新城：《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2.九評編輯部新著《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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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