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16日訊】
前文說了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和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造假掩蓋大饑荒的真相，本篇說說另外兩省書記的所作所為。
吳芝圃自承欠河南人民的債還不清
歷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哪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省就是如此。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河南省委卻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也因此，河南餓死了不少人，民間估計有幾百萬，僅信陽地區就餓死近100萬，很多村子成了絕戶村。據信陽地委官方的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而這一切都與時任河南省省長、書記的吳芝圃密切相關。
吳芝圃是在中共建政後到河南任職的。1957年，他先是通過「反右傾」運動向早已與自己有分歧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以及支持者發難，將他們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後，在毛的支持下，吳芝圃成為了河南一把手，在河南大力推行「大躍進」的同時清除異己。
為了博取毛的歡心，吳芝圃大放衛星，並很快成為「大躍進」的「標兵」。在農業「大躍進」方面，吳芝圃治下的河南在「大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上走在了全國的前面。
1958年元旦剛過，吳芝圃就召集河南省、地、巿、縣領導和農林水負責人開會，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不久，「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也一個接一個地出台。
吳芝圃緊跟毛的「大躍進」行動贏得了官媒的讚揚，毛也在講話中對河南工作中的「轟轟烈烈、高高興興」讚賞有加，稱讚「河南水利全國第一」，提出要「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很快，吳芝圃又在河南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而糧食產量放衛星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前邊所言，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還曾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農業「高產衛星」。隨後，河南各地畝產都大放衛星，如信陽雞公山公社，省委於是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
…… ……
災難很快降臨。1959年河南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的災禍開始顯現，全省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尤為嚴重的是密縣在1959年上半年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
可怕的是，深知內情的吳芝圃在當年夏天舉行的「廬山會議」上仍然高唱「大躍進」之歌，並狠批吐露真相的彭德懷。
隨著高指標、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河南的糧食越來越少，農民連餬口的口糧也沒有了，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吳芝圃仍然謊稱「形勢大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仍維持72.58億斤的高「徵購」，甚至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
當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向吳芝圃報告當地有人餓死時，吳芝圃卻不以為然，稱中國歷史本來就是「人相食」的歷史，餓死農民是很正常的。在吳芝圃的支持下，路憲文搜颳走了信陽地區最後一粒糧食，並嚴令不許農民逃荒要飯、嚴禁家裡冒炊煙。信陽淪為了人間地獄。
最終，河南餓死人的真相被捅到了北京，「震驚了中央領導」，開始派人前來調查。1961年1月，吳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認河南發生了「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他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欠河南人民的債還不清」，「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是否是真心話沒有人知曉，但他總結的主要原因卻是「階級敵人、蛻化分子」的「破壞」。其隨之被降為第二書記。
1962年4月，吳芝圃被免去在河南的一切職務，並被貶到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文革爆發後，河南人打算借著「造反」的狂潮，開始清算吳芝圃的罪行。他們稱他為「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並打算派人赴廣州把他「揪」回河南來「批鬥」。計劃最終沒能實行，1967年吳芝圃最後死於廣州的醫院裡，不過死前他還是被當作「走資派」而受到了批鬥。
據說在今天河南鄭州北郊黃河岸邊還留有吳芝圃當年建造的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其最初用意是為毛建造行宮。而這座背後由累累白骨堆砌的別墅群，也成為吳芝圃餓死老百姓的見證。
山東人口減少500萬 舒同認為餓死人不必大驚小怪
曾在1954年至1960年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更多的是以其書法家的身分為人所知。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治下的山東餓死了幾百萬人。
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主編楊繼繩在其撰寫的《墓碑——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對山東餓死人的狀況有詳盡的描述。
書中提到，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萬人，少出生225.66萬人。薄一波則告訴趙健民（時任山東省第三書記）山東餓死了300萬人。但從當年山東省饑餓的嚴重程度來看，300萬人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
當年因講真話被舒同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趙健民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表示：「舒同這個人，你越說好，他越高興；你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一個一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一條罪狀。1958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
除了批判趙健民等省級領導外，舒同在「反右」結束後又以「整風補課」在省直機關54個廳局打右派34,800餘人、開除黨籍11,900餘人，藉此樹立自己的權威。
1958年「大躍進」，山東青壯勞力都被派去煉鋼、修水庫，當年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好在1959年老天幫忙，夏糧長勢很好，但因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
8月廬山會議後，舒同緊跟毛，繼續「大辦水利」，大片土地荒蕪無人耕種。「1959年、1960年兩年，全省共荒地5,000萬至6,000萬畝。」此外，共產平均主義盛行。勞動力、資金、土地、山林、房屋、車馬、機器、作坊、農副產品、建築材料、鋤頭、鐮刀、鐵鍁、豬、雞、鴨、水桶、燈籠、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財產，都可隨意從老百姓家裡拿走。農民的積極性更低了。
在這種情況下，舒同不顧事實，繼續高報農業產量，如1959年糧食總產量上報400多億斤，後來落實為270億斤，後來又變成了243億斤。1960年省委計劃糧食產量550億斤，各市、地委報的數字是374.74億斤，比省裡計劃減少了31.9％。後來落實為總產量為182.34億斤，實際只有160億斤。其中還有不少水分。
糧食產量的虛報導致大量人員餓死。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彙報的還有十多起。
衛生部報告則稱，1959年「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比較廣。其中山東最為嚴重，1月至4月10日，發生腫病人77.9萬多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0日，即發生腫病人17.3萬人。」
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只有5,200萬，從1954年到1957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100萬，以1957年為基數，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壽張縣一個村莊沒有生小孩的。
王兆軍的《皺紋裡的聲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屍橫村巷……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它因饑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當有人向舒同彙報說淄博地區死了11萬人。他還滿不在乎地說安徽、江蘇也死了許多人，不值得大驚小怪。
事實上，舒同認為糧食缺乏的問題在於各地普遍發生的瞞產私分、大鬧糧荒，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因此，他下令在全省開展了「以反瞞產私分為內容的兩條道路鬥爭與社會主義教育」。各社隊、村莊，都翻箱倒櫃，蒐查糧食。老百姓餓得都到了吃人的程度，又怎麼會查出私藏的糧食？
舒同的問題被不少人反映到了中共中央。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宣布中央決定：免去舒同職務，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1960年12月中旬，山東省委擴大會議和五級幹部會議，集中批判舒同的錯誤。山東省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的全部材料。曾希聖作了長篇發言，指出：「舒同的錯誤應由他自己負責，與黨中央領導毫無關係。」顯然，這樣的說辭是不符合事實的，毛對此需要承擔首要罪責。
舒同被免職後，被降為章丘縣縣委書記，但在1963年又升為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舒同被打倒，被批鬥和長期監禁，焉知不是報應使然？
結語
直接造成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餓死幾百萬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和張仲良，不過是中共官場中為迎合上意、罔顧老百姓死活、撒謊成性的官員們的縮影。他們與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的罪魁毛澤東一起，載入了中共罪惡的歷史，也在他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頁。而這樣的官員迄今仍有不少，歸根究底，是這個一黨專政的制度層出不窮地打造了這樣畸形的官員，而這樣官員銷聲匿跡的前提就是解體中共。#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