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
前言
馬列主義認為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人類社會像生物界一樣演繹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所以鬥爭是人類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靠暴力來獲得，也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
以中華民族的正統史觀來看，生命來自於高貴的地方，人類社會應該遵循聖人的教導，以慈悲與仁愛的精神和睦相處，因此，「和為貴」乃人類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則。社會的發展應體現為道德與文明的進步史，其核心在於使萬物各得其所，使天地人和諧共存。
根據人類對自身存在狀態的普遍理解，社會是一個共生的組織，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環境的支持，人和人之間構成的種種複雜的關係就叫做社會關係，因此，人類是社會化的存在物，社會關係是人類的基本關係。
再根據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良性與惡性特徵來劃分，人類的社會關係又可以分為良性、中性、惡性三種狀態，表現為和諧關係、共生關係及鬥爭關係，如下：
和諧關係（天人合一或致中和的狀態，以無為或中庸之道為處世原則）——良性（無爭）；
共生關係（平衡狀態與制約狀態，以利益共用為矛盾運動的調節原則）——中性（競爭）；
鬥爭關係（衝突與對立狀態，以消滅對立面為其思想行為的指導原則）——惡性（鬥爭）。
此三種關係恰恰是當今中國大陸對哲學學科劃分出來的三大領域所分別追求的目標：
和諧關係——中華儒道精神所追求的社會關係，遵循「道德法則」（中哲）；
共生關係——西方辯證矛盾論所追求的社會關係，遵循「辯證法則」（西哲）；
鬥爭關係——馬列主義階級鬥爭論所追求的社會關係，遵循「叢林法則」（馬哲）。
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社會關係是最良性的和諧關係，儒家講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在人事這個層次講和諧社會，同時也上達天道，具有本體意義；道家講道法自然，講無為無欲，是在道的層次上講天人關係，同時向下涵蓋社會關係，指導人倫。中華儒道精神意在使人心歸正，不偏離天地的道德屬性，以達至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正統的西方文化所追尋的社會關係是中性的共生關係，是在人類欲望和利益的層次上尋求平衡態以達到利益的共用，所以講對立統一關係，意在接受對方，向對立面轉化。
而馬列主義所宣導並積極引導的社會關係則是最惡性的鬥爭關係，是要在文化觀念上、在邏輯原則上，把人類逼入你死我活、不可調和、不可共生的絕境，所以講階級對立，講階級鬥爭，意在奪權，用暴力手段砸爛其所謂的「舊世界」。
可見，講社會關係，如果像馬列主義那樣籠統地講一句「人是社會化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不辨其中的善惡優劣，不進行價值判斷，那相當於什麼都沒講，只是空談而已。以下分別詳解這三種社會關係，先從中性的共生關係講起。
一、西方辯證矛盾論所揭示的社會關係——共生關係
誠如前文《階級分析誤入歧途》所述，西方正統矛盾學說的核心在於揭示了矛盾雙方向對立面轉化的運動規律，這一西方傳統哲學發展至近代出現的最高成就，其實也是西方人對社會關係的基本看法、在知識體系的最高抽象層次的集中體現。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臘與古代羅馬，臨海與多島嶼的地理環境使西方文化很早就具有了開放意識，商業的繁榮使利益的共用原則深入人心，而分散的城邦制則形成了最早的關於權力制衡與民主的思想，這一切都意味著西方文化中最終將發展出一種以妥協精神為原則的普遍制度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近代以來憲政民主制度的出現、辯證矛盾論的產生，既是西方文化在制度層面上繼往開來式地全面完善的體現，也是西方哲人對自身傳統及所面對的外部世界在哲學層次上所做出的最高理解。
辯證矛盾的形成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共生共存的狀態，惟有這種狀態中，事物或要素之間才能形成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反過來，那種你死我活式的衝突鬥爭狀態是不可能形成辯證矛盾關係的（這種關係是人類應該警惕的，而不是應該追求的）。誠然人類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存在這種鬥爭極端化的社會關係，但它不是人類理性的產物，不符合人類的價值選擇，因此，無論是東西方對於這種鬥爭關係都持徹底否定與批判的態度。人類的文明史恰恰表明人類所制定的一切規則都是在尋求和平、保證和平，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平衡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訴求。回過頭來，從邏輯上考察，「人類是社會化的產物」不正已經清晰地表明了人類是需要靠同伴的説明才能存活下去，人類社會是一個共生共存的社會，其間充滿了對立統一的辯證矛盾關係。所以，辯證矛盾關係所代表的正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社會關係，它揭示了人類社會化生存狀態的真實面貌。
西方文化是基於利益的原則而發展出來的（中華文化是基於道德的原則而發展出來的，下文有解），其歷史體現了人類社會化生存的核心精神，即妥協合作精神。以此精神為指導，「利益原則」的演變遵循了以下的邏輯過程：共生共存原則→利益共用原則→公平分配原則。這條線索大概是這樣的：既然要共生共存，就必須要利益共用，怎樣才能做到真正的利益共用呢？那就要體現在利益分配的公平方面。西方文化正是遵循這樣的一條邏輯思路，共生共存的社會原則孕育出共用互利的利益原則，以此出發，以公平為導向，西方文化將其發揚光大，使利益原則從最初的不公平狀態走向相對公平狀態，從政治經濟層面的兩極分化狀態走向法律地位上的人人平等、政治民主、經濟公平的結構合理狀態，反映出在辯證矛盾的推動下，社會系統內部各要素相互制約、相互妥協、最後導致系統結構全面優化的社會歷史運動的真正規律。
（注：共產主義也是基於「利益原則」籍助了公平導向的口號，它也有一條邏輯線索：獨生獨存原則→利益共產原則→所謂「公平」分配原則。在筆者這個系列文章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偽科學》一文中將會論述相關內容）
近代以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價值觀的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正表明了西方文化以辯證矛盾論為指導，構建其「理想」社會關係的基本事實，反映出西方文化在道德價值體系中所居的層次。自由的利益主體、平等的主體間的競爭關係（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意味著競爭的起點相同，最終體現出「能者多得」的公平原則）相互尊重相互妥協的解決利益衝突的方式（以博愛與和平的方式），不正是辯證矛盾論的「妥協精神」及其指導下的「利益共用原則」在社會制度方面最合理最現實的體現嗎？
總的來說，以辯證矛盾論為哲學基礎、以「利益共用原則」為價值導向的西方文化注重對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合理引導，並為此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社會制度來保障「共生共存原則」的貫徹執行，以消弭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衝突，使社會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和諧與穩定，這體現出西方文化對一種不善亦不惡的中性社會關係的肯定與追求。
西方文化的這種中性狀態在現實運動中可以向兩個方向突破：其一是通過道德層次的提升，以基督教《聖經》教義為指導，消除人們內心無止盡的貪求欲念，拋棄物質文明的道路（注意：是物質導向，而不是要拋棄物質文明），走精神回歸的道路，從而使社會系統全面升級為中華文化一直所追求的和諧狀態；其二是在利益對立衝突中，不遵守現有的法律規範（即不願尊重別人的利益追求），不守內心的道德法則（以惡念惡行來追求利益），拋棄共存共用的原則，從而以消滅對立面來解決利益對立、獲取壟斷利益，那就可能演變為馬列主義所宣導的「階級鬥爭」狀態下的惡性社會關係，並導致社會系統的敗壞與降級。
事實上，由於「利益原則」的存在，西方文化所導致的社會狀態一直在中性與惡性之間徘徊不定。進入工業時代後，經歷啟蒙運動與民主革命，西方文化終於分道揚鑣，花開兩支，一正一邪，涇渭分明地邁入了各自所追求的社會發展軌道：正的一支繼承了其優秀傳統，發展出現代的西方民主社會，並能對其發展過程中所出現過的道德墮落與侵犯人權的罪行進行深刻反省；邪的一支（實為共產邪靈借腹生子，下文有解）將西方文化中的惡性成分繼續發揚光大，演繹出一套貌似嚴密的邪惡理論體系，作為其繼續作惡的行動指南，並將此傳播到世界各地，這就是馬列主義及其所製造出的共產主義的罪惡世界。
由此可見，馬列主義這種惡性文化（基於利益原則）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才可能產生、生長，在中華的土地上（基於道德原則）是絕不可能誕生的。共產邪靈附體中華，恰恰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徹底失去自信的那一瞬間發生的。1840年後（這個時期恰恰是共產邪靈降世的時間），中華大地上開始大規模植入西方文化使原有的道德原則遭受到內外夾擊（內部指中華文化在傳承中本身也存在著背離自己優秀傳統的傾向，即厚黑學），經過半個世紀的異化與破壞，到20世紀五四時期，中華文化在西方利益原則的衝擊下全面失去自信，共產邪靈此時趁虛而入，並最終成了氣候。
小結一下：西方文化傳播中華時是正邪兩支同時傳入，正的一支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王道政治相結合，發展出三民主義，締造了中華民國；邪的一支，與傳統文化中的最壞的部分厚黑學相結合，鞏固發展了共產主義，毀滅了中華民國，製造了現有的馬列邪教帝國（即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中華儒道精神所追求的社會關係——和諧關係
中華文化是基於「道德」的原則而發展出來的，追求的是內在道德品性的修煉，這與西方文化對外物及現實利益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中華文化所探索、所追求、所實踐的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道」，它是中華文化的「體」，如何實踐「道」呢？就得同化「道」的屬性——「德」，「德」為中華文化的「用」。所以，中華文化就是「體用一源」的「求道修德」的修煉文化，「道德」是中華文化的靈魂與總綱！
修煉追求的是內在道德層次的提升，主要通過克制人的各種欲念及其對外物的執著，從而達到內心的澄澈明淨，回歸到生命原初的無私無欲的本真狀態。道家的學問直指這個層次，乃中華民族曾有的最高智慧（今已有更高層次的大法大道傳出），講無為之法，注重出世修煉；儒家的學說在實踐道的層次上稍低一些，講有為之法，注重入世修煉，從「仁義禮智信」的品性追求到「致中和」的行為規範，以中庸之道實踐其人事層次的治世理想，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狀態。（注：本文在講中華文化的層次和內涵時，在修煉這個層次上，只講道家，而沒有涉及佛家，其實佛家和道家都在一個層次上；因為用道家和儒家已經可以把中華文化、西方文化以及馬列主義三者之間的層次明顯的區分開來，所以就沒有涉及佛家。）
可見，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其學說的核心都是直指人的內心，意在消除人的欲望、執著、惡念、罪行，修成完滿的道德品質，這對構建良性的和諧社會關係有著直接的意義。上文講西方文化以利益為原則，以平衡利益關係的方式來維繫一種共存共用的中性社會關係，而以儒道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則從完善自身的道德屬性開始，以善人、君子或聖人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來構建社會關係，這樣就消解了西方的那種「利益社會關係」，而構造出一種更高層次的「道德社會關係」，這使中華文化一開始就站在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層次上，追求實踐著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人生價值與社會理想。
以「利益人」為社會基本單位的西方文化構建的社會關係是「利益社會關係」，重心在於維護共用原則，保持利益的平衡，所以發展出近代的民主法治社會。而以「道德人」為社會基本單位的中華文化構建的社會關係則是「道德社會關係」，重心在於修心養性，保持內心的平衡，所以發展出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走道德之路的修煉文化，傳承五千年至20世紀上半葉一直生生不息（注：共產主義時代中華文化的內核被全面毀滅）。近代以前中華文化一直在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不但在精神層次上全面超越西方文化，而且在物質文明方面也創造過遙遙領先于西方文明的輝煌歷史。這說明道德社會關係並不排斥物質文明，它排斥的只是「物質導向」與「利益原則」，追求道德完善是比追求物質利益更高層次的人生追求，它標誌著人的生存狀態的真正提升。也惟有以道德追求作為人生的基本價值目標，以「道德人」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道德社會關係」作為社會的基本關係，人類社會才可以真正達到理想狀態——「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這正是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追求。
道家的「道」的層次在於出世修煉，對人心的要求是返回「無知無欲」的本真狀態，所以講無為，要「抱一、守沖、致虛、守靜、歸根、覆命，」「如嬰兒之未孩」，以保持生命本真的混沌無為狀態，在利益紛爭的人類世界面對各種誘惑時要「鎮之以無名之樸」以保持「無欲」，如此，「天下將自定」。《道德經》實則也是佛法修煉，其所講的道德層次是與神佛看齊的，如果能以此「道德」為社會基本單位來構建社會關係，那麼人類社會豈只是一個「和諧社會」，而應是接近「人間天堂」了，另一方面，即使退而求其之，以道家的「道」為原則指導實踐的社會狀態至少也是一個少私寡欲、清淨太平的「和諧社會」。
儒家的「道」的層次在於入世修煉，以構建「和諧社會關係」為修道目標，對人心的要求是保持「中庸」狀態，所以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儒家的「中」就是道家的「道」，只是應對的層次在於人事，也就是說「中」是「道」在人事關係方面的體現，所以，可以認為儒家的學問只是道家學問的入世部分。儒與道的精神實質是相通的，「有為」之法的「中庸」可以「為萬世開太平」， 「無為」之法的「道德」則更是可以「無為而無不為」，以「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使 「萬物自化」、「天下自定」。「有」與「無」本就是「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的「眾妙之門」（注：《道德經》開篇就已經講了她對中華文化所有法門的統領，宣告了自己講法的層次，可惜今人學者鮮有能悟到此境界者，把中華文化分為這個派、那個家，不是用層次的方法來看待，而是放在同一層次上比較，即使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最終也是誤人之弟。）
中華儒道精神以道德修煉來消弭利益衝突，締造良性的和諧社會關係，這比西方文化以共用原則來平衡利益衝突、在價值層次上更為高級，在現實應用中也更有保障。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注：1949年後除外，1949年後的大陸不能叫「中華」，相關討論請關注本系列下一篇《誰是中國》）除了戰亂狀態下，在和平時期的大多數年代裡，在儒道精神的指導下，一般都可以實現「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百姓安居樂業」的和睦社會關係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和諧天人關係，曾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盛世時期。以傳統文化中「道德仁義禮法」的層次關係來看（本系列第3篇《民主和專政水火不容》中有部分論述可參照），只要我們的傳統精神保存完整，中華文化在長期的歷史運動中即使不能守住和諧社會狀態，那麼最差的結果也不過是下滑至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利益共用狀態，發展出近代民主法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止住道德下滑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再逐步回升。這恰恰是20世紀初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的入侵與破壞，中華文化在近代將在制度層面上與西方接軌，並將在道德層次上反過來導引西方文化的提升（注：中華的儒釋道修煉文化比基督教修煉文化體系在出世和入世的結合上更完整），這本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
[注１：西方文化中基督教也是重道德心性的修煉文化，是出世法，但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卻是重物質追求的利益導向文化，這兩種文化始終不能像我們的儒道（出世入世都是修煉，重道德心性）那樣水乳交融，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在價值觀上彼此水火不相容，之間常常爆發嚴重的對立衝突，最明顯如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這是西方文化出世入世的路線之爭。因此，西方文化實質為兩條路線同時發展，其中入世的這條路線於近代繼續一分為二，變異分化出了馬列主義。因此，本文所講的「西方文化」專指正常狀態下的其入世部分，而對於馬列主義則單獨列出來「另眼相待」。]
［注２：中華文化是儒釋道相統一、相融合的修煉文化，除了儒道以外，還有從印度傳入的佛家文化，佛家文化也是出世法，其內核及法理層次與道家文化大同小異，所以本文沒有單獨論述；另一方面，「道」是中華民族對天地人宇宙萬物運動規律的總稱，可以概括出我們中華文化的特徵，因此本文專以「道」來標誌中華文化，以「儒家」「道家」來分別講述中華文化的出世和入世追求。］
三、馬列階級鬥爭論所宣導的社會關係——鬥爭關係
19世紀中葉，馬列主義剛剛從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中分化獨立出來，就以其無神論、辯證唯物論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宣布了自己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背叛，並在其宣言中寫下了赤裸裸的反人類綱領——《共產黨宣言》，公然向全人類宣戰。這表明，馬列主義一產生就與人類中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格格不入的，它產生於西方實質卻不屬於西方，只是投胎于西方文化「利益原則」的胚胎裡，吸取其中的營養發育成型。反過來，假設它一開始就投胎中華文化，那肯定是個死胎，中華文化絕不會給它提供足夠的養料供它成長。一般來講，由於馬列主義注重發掘人性中陰暗醜惡的方面，所以，只要任何文化中有惡性成分存在，馬列主義就有機會嫁接附體，這與病毒侵蝕免疫力較低機體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共產幽靈降世時也曾是煞費苦心的：首先須籍助西方文化的腹懷胎生育，然後再傳染給俄羅斯（自身沒有免疫力的可憐民族，感染病毒時還沒來得及成功接種民主革命的疫苗，又沒有中華修煉文化的強健體魄），最後趁著中華民族傷病（日本全面侵華）在身，全身免疫系統失效的特殊時期，成功附體了中華文化。
馬列主義是基於鬥爭原則發展出來的，其理論依據為生物進化論和叢林法則，實則是把動物界的生存狀態引入人類社會，讓人類你死我活般地互相爭鬥，失去高貴的道德屬性，在行為上與動物看齊。馬列主義在對待辯證矛盾關係時，專門強調鬥爭的作用，強化矛盾的對立衝突方面，以消滅對方的手段來獲取超壟斷利益（真正獲取壟斷利益的不是資本家，而恰恰是馬列子孫，這裡權且代表天下所有守法的資本家把這個大帽子還給馬列主義）這既與強調統一關係、強調向對立面轉化的西方利益平衡理論背道而馳，更與講道德修煉屏除欲念貪求的中華文化有天壤之別。如果說中華文化的社會基本單位是「道德人」，西方文化的社會基本單位是「利益人」，那麼馬列主義所宣導下的社會基本單位則是不講任何道德法律原則、專以謀財害命作為其生存手段及價值導向的「利益流氓」，這不就是馬列所一直推崇備至、並依靠其打天下、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大公無私」的「流氓無產者」的真實寫照嗎？原來如此啊！以「利益流氓」為社會基本單位構建的社會關係只能是「流氓社會關係」，對今日的大陸老百姓來說，這已是最深刻不過的切身體驗與殘酷現實了，而代代相傳五千年的「道德社會關係」卻離我們越來越遠了，直至完全陌生，豈不沉痛哀哉！
馬列主義的社會關係以「利益流氓」為基礎，依靠「打砸搶綁架勒索」來建立，所以必須先推翻一個正常社會所具備的所有道德體系及法律體系，這才可以順利逃避法律的制裁及道德的譴責，達到無法無天（天理為道德）的狀態，於是超額的壟斷利益才會滾滾而來，這就是馬列主義奪權理論所依據的基本邏輯。
所以，奪權要依靠「利益流氓」的暴力革命來實現，坐江山更是要依靠「利益流氓」的暴力鎮壓來維繫。一部共產主義的運動史，實質就是流氓作亂、君子受辱、禮法遭劫、無法無天的一部「利益流氓」實現其利益的歷史。「利益流氓」的利益實現了，「利益人」的利益就沒有了，因為流氓只會搶劫，是不講「向對立面轉化的」；「利益流氓」的流氓原則實現了，「道德人」的道德原則就不存在了，因為，在流氓體系下，沒有人和你講道德，流氓是不守道德的。以「利益流氓」為基本單位構建的這個流氓社會體系下，「中華民族」（已非中華民族）連「利益社會關係」的層次都不能維繫，「道德體系」徹底的墮落，「利益體系」徹底的失衡，民族文化徹底的毀滅！
最後，為了便於對照比較，以西方中性的辯證邏輯為基準，對三種文化下的社會系統作一簡單的綜合，相當於同級比較，將中華文化暫時降低到哲學層次，並不是認為中華文化的「道」就是哲學，而是為了讓人們看到，即使在哲學層次上，中華文化也是全面優於西方文化及馬列文化，如下：
中華文化的內涵在於不產生「利益矛盾」，以「道」的狀態來生存，以使人返樸歸真，相對于西方文化來講，好比是「統一關係」取代了「對立關係」，使系統全面升級換代；
西方文化的內涵在於面對「利益矛盾」，創造出以協調妥協方式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制度，注重「對立關係」與「統一關係」的平衡，達到系統的同級優化；
馬列主義的內涵在於面對「利益矛盾」，宣導以一方消滅另一方來解決問題，相對于西方文化來講，好比是「對立關係」取代了「統一關係」，最後導致系統的降級或者崩潰。
[注：本文所出現的所有「矛盾」，都指辯證矛盾，即「對立統一關係」，關於辯證矛盾和狹義矛盾的實質區別請參照《階級分析誤入歧途》一文]#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