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7月20日訊】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文革」運動是荒唐時代下人為製造的一場空前絕後、慘絕人寰的世紀大災難。這場大災難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他的種種罪孽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受到國人千秋萬代的唾駡。
然而，荒唐時代下爆發的這場「文革」運動，在毛澤東一系列歪理邪說的欺騙和影響下，許多人都會受蒙蔽而被歷史的浪潮捲入其中，作出各種不同舉動，似乎成了厲史發展進程中的一種趨勢。除去廣大普通民眾絕大多數人是隨大流、被動的巻入運動中而外，其它一些人的表現不盡相同了，在一種錯誤潮流誤導之下，這些人懷著各種不同目的而參予，當中有保守的，有激進的，也有心懷鬼胎的居心叵測者；除此而外也會有少數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作想的先知先覺者，他們站得高，看得遠，心系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反對、抵制「文革」運動而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如像湖南的劉鳳翔、楊小凱，東北的張志新、史雲峰，北京的林昭、遇羅克、王容芬，上海的劉文輝、王申酉、陸洪恩，江西的李久蓮、吳曉飛、周海媛……等等中華民族精英之類的人物，他(她)們那種先知先覺、可歌可泣、大無畏的精神和英勇行為，是永遠值得國人懷念和崇敬的。
在這裡，筆者僅想就文革中那些思想激進的人物，他們在一種錯誤思潮的指導下，與自身具有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思想構成了某種巧合，從而在文革中會有一種激進的表現，使之一時間成了時代的風雲人物，被推上了歷史的風囗浪尖而備受世人關注。桂林在文革中就湧現出了一大批這樣的風雲人物，像學生中的周兆祥、李日明、劉振林、謝榮傑、黃沃南、肖社保、梁蓮珍、王宋器、吳虹、廖祖亮、唐孟吉，教師中的楊福廷、潘國球、甘恒彩、管學庭、楊正文、蒙木生，韓卓元、林明靜，幹部職工中的許瑞林、劉天償、唐兆暄、張雄飛、李新、黃鼎、黃培初、高貴英、趙永強、華天賜、馬作剛、鄭炳仁、秦玉德、李習煬、饒國強、曾昭炤……等等一大批激進的造反者，通過他們在「文革」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及其後來遭受的迫害和人生之路作某些回顧與探討，以求對「文革」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總結、反思，定會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楊福廷先生就是這些風雲人物中的一位姣姣者，以下是筆者近年來與他多次接觸後，通過相互交談而形成的文字記述，以此作為對桂林「文革」運動的回顧與總結和反思。
一、文革初期的造反運動
我早就聽聞楊福廷先生的大名，那是在1966年的8、9月間，那時位於桂林市獨秀峰下的廣西師範學院（下稱廣西師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笵大學）出現了轟轟烈烈的造反運動，教師和學生們貼出大字報反對「文革」工作隊、炮轟桂林市委、炮轟廣西區黨委，此事轟動了整個山城，是廣西「文革」中最早出現的大事件。楊福廷先生就是這些造反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之一，那時我通過到師院看大字報和該院一些師生的介紹就知道楊福廷其人了。在其後的文革運動中，楊福廷先生都是桂林造反派的主要負責人，桂林市革委會在1968年4月成立時，他是常委之一，是桂林文革中一位影響深遠的人物，但我始終未曾有機會與他認識和交往，實為憾事。
時間進入到了201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與黃培初先生相遇，得知他是我的桂林老鄉，文革時也是桂林「老多」派「工總」的負責人之一，自1968年桂林「8‧20」鎮壓造反派起深受迫害多年，70年代中後期調到南寧工作，現退休在南寧生活。他與楊福廷文革時在桂林就相識，至今仍經常來往，經他的介紹，我才得以結識楊福廷先生，2016年的夏天我與黃培初在桂林第一次拜訪了楊先生，至今為止，在桂林和南寧我們已有五次相會面談，從而對他在文革中的經歷有了進一步瞭解，許多事情回憶起來是令人難忘與深思的。
從與他的交談中得知，1936年他出生於廣西鹿寨縣黃勉鄉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在廣西師院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他的學習和工作向來是刻苦努力的，對黨和毛主席是熱愛、忠誠的，只是平時由於對地方官員和社會現實的諸多不滿，顯得無可耐何，故而對政治上的事不怎麼關心。但在1966年文革運動爆發後，卻成了一個激進旳造反者，這是因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給了他造反的機會。毛澤東主持制定的「5‧16通知」，毛的「革命無罪，造返有理」的教導，特別是毛說的「對於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坻制」，更有毛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以及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的盛況，和他的其它許多講話和文章，與楊先生自己具有的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思想形成了某種形式的巧合，終於使他走上了激進的造反之路。
文革中楊先生敢於站出來率領師生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當即受到了桂林市委和廣西區黨委組織工人赤衛隊、蒙蔽幹部和群眾進行圍攻，並調動部隊出動宣傳車企圖壓制師院學生們的造反運動。然而此時的廣西師院多數師生都參加造反派，這就是所謂廣西師院的「多數派」，與那時全國許多高校一開始「造反派」都是少數是不一樣的，「老多」的名稱由此而來，其後桂林市的「造反派」被人們稱之為「桂林老多」，此是後話。
廣西師院的「造反派」頂住壓力，不怕圍攻，造反的大字報不但貼在校園內，也敢於貼到大街上，使整個山城為之震驚。8月8日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定，肯定了紅衛兵的造反運動，指出他們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使師院的師生們深受鼓舞，於8月10日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狀，要求改組桂林市委，要求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到桂林處理文革問題。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給廣西師院發來電報，決定派韋國清到桂林全權解決桂林的文革問題。8月18日，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到廣西師院召開全院師生大會，代表區黨委宣佈：撤銷黃雲的市委書記職務，撤銷徐為楷的市委副書記和市文革小組長的職務，任命王同連為市委副書記。聽到宣佈後，師生們高興極了，頓時歡呼聲和口號聲響成一片。當喬曉光宣佈結束後，一些學生馬上湧上會議主席台，給徐為楷戴上高帽，押上汔車開到市區內遊行。大批學生跟著汔車上街，沿途高呼「打倒徐為楷」，「堅決擁護區黨委的正確決定」，「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等口號，一時間，整個山城轟動了。這是桂林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重大事件。
對於廣西師院學生們的造反舉動，那時桂林市的許多人是無法理解的，對文革運動也尚不理解，因而反工作隊、打倒徐為楷、炮轟桂林市委、炮轟區黨委、戴高帽遊街等等舉動，都是無法理解和容忍的。人們在疑虙，這不是和1957年「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樣了嗎？因而多數人對此是懷疑的，反對的。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在為學生們的所作所為擔心受怕；然而，那時也不乏有少數人是支持學生們的。
在文革的初期，桂林市各大中學校都是關起門來搞運動的，各學校間互不來往。現在師院的學生們沖出校園，走上街頭，對桂林各學校和廣大市民影響極大，此時人們湧向街頭，湧向師院內去看大字報，把整個桂林鬧得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人們爭相看大字報，特別是中央領導入關於文革運動的講話，一些人並在認真的作記錄。
師院的學生則三三兩兩的在校園內和大街上發表演講，闡明他們關於文革的各種問題和自己的觀點，號召人們起來反對那些阻礙文革運動的領導幹部，起來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對於學生們的這些舉動，遭到了許多人的圍攻，他們指責學生們的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右派翻天」，與學生們展開激烈的辯論。更有桂林市委和區黨委指令駐桂林的部隊出動宣傳車與同學們相對抗，組織幹部和工人圍攻學生。八月份正是桂林的盛夏時節，天氣炎熱，但人們的政治熱情比這天氣更熱。往往幾名師院的學生被數十人以至數百人圍在中間。名曰辯論，實則是在圍攻，不准學生離開，學生們長時間連水都沒有喝的，這就是最初狀態的群眾鬥群眾，完全是市委和區黨委一手組織策劃的。
這樣的局面持續了數日，把個原來平靜的山城桂林轟動起來了。市民們在一起，即使是一家人在一起，談論的話題都是師院學生上街遊行、大字報和徐為楷戴高帽遊街之事。在這些議論中，同情的、支持學生的有之，但是更多的則是不理解或者是反對的。不論是哪一種意見，人們關心國家大事的政治熱情似乎是調動起來了。
學生們從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瞭解到，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保護少數，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有了中央的這些指示，一些頭腦敏感的人，特別是一些像楊先生一類的青年知識份子開始思考桂林以至廣西的問題了，覺得學生們的作法是對的。有這種認識的人慢慢的多起來了。
面對桂林出現的問題，桂林市委及廣西區黨委的領導們，感到桂林的問題是嚴重的，他們顯然不願看到廣西師院學生們的這種行動繼續發展下去，更不要波及到廣西其它的地方。為了控制這種局面，區黨委一方面決定撤銷文革工作隊，一方面又留下觀察員監視學校的動態。八月下旬的一天，桂林市委在中心體育場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上宣佈區黨委撤銷文革工作隊的決定，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會議的最後是請韋國清講話。韋國清是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級別的高官在桂林亮相，可見當時區黨委對桂林問題的重視和憂慮。韋國清本來到桂林多天了，住在104部隊，派部隊宣傳車上街和組織群眾對師院學生的圍攻本來就是他指使的，他對桂林的情況十分瞭解。然而，當著數萬名與會群眾，他竟敢當面說謊。什麼他「昨天剛從北京到桂林」，對桂林的情況還不瞭解；「要求同學們要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開展文化大革命，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運動，提高警惕，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欺騙和利用。」韋國清的撒謊很快被人揭穿，他的講話也遭到學生們有力的抨擊。
自八月下旬以來，外地的學生，特別是北京的大學生不斷來到桂林進行串聯，他們帶來了北京的許多資訊，並把北京的一些作法帶到了桂林，這對桂林無疑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他們與師院的學生們的結合，增強了桂林學生們的力量和信心。此時的大字報更多了，不但貼滿了校園，大街上主要街道都成了大字報的海洋。大字報的內容也逐步升級，從打倒徐為楷到打倒黃雲，從打倒伍晉南到炮轟韋國清，鬥爭的矛頭向上，且愈來愈激烈。一些善良的人們看了大字報直搖頭，不知學生們要搞到什麼地方為止；但也有不少人看後覺得十分過癮，認為學生們有膽量，有水準。
北京學生的到來，他們手臂上都戴了紅衛兵的袖套，身穿黃軍裝，手拿紅寶書，肩背小垮包，顯示出雄赳赳氣昂昂的朝氣與青春的活力。這些都成了桂林學生們的楷模。很快師院的學生們依照北京紅衛兵的樣子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不久各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集中火力，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桂林市委，指向了廣西區黨委。
直到此時，桂林市委和區黨委仍然認為師院學生們的行動定是受到壞人指使的，其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要與之堅決鬥爭，揭露操縱他們的幕後指揮者的陰謀。為此，市委在學校中組織另外的學生成立「紅旗紅衛兵」組織，在機關職工和工廠中成立「工人赤衛隊」，與師院學生和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相對抗，從而再次挑起了不同觀點兩派群眾間的矛盾和鬥爭。
在桂林市委和區黨委的授意和支持下，紅旗紅衛兵和工人赤子隊在街頭上貼出了不少反對師院「老多」的大字報，誣稱師院「老多」是「右派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的大字報則指名道姓說某人是「地主、資本家的兒子」在搞階級報復，某人又是什麼「野心家」、「投機分子」等等。有些敢於公開表態支持師院學生的幹部、職工則遭到指責和圍攻，少數人則被本單位領導打成「反革命」而遭到迫害。文革初期的「槍打出頭鳥」，在桂林是較為普遍的。桂林附近的一些縣城，當地領導更有組織群眾大會來聲討師院「老多」的。桂林的事態發展就顯得愈來愈嚴重了。
圍攻和聲討，都是在桂林市委和區黨委的指揮下進行的，目的是製造白色恐怖給學生們施壓。然而這一切都不能嚇倒學生，相反更激起了學生們的對立情緒。為了抗爭，學生們不但寫出了更多的大字報，並且於九月七日到桂林市委大院內開展絕食靜坐鬥爭，要求市委承認和檢討認錯，不許圍攻學生，此舉使桂林及廣西的領導更感到了事態的嚴重。
連續三天的絕食靜坐，把個桂林市鬧得滿城風雨，市委的領導們則更是躲避不敢出面。但一些學校和單位聲援學生們絕食靜坐鬥爭的大字報和遊行隊伍不斷增多。面對此種局面，市委領導則是躲在後面，組織紅旗紅衛兵與工人赤衛隊與之對抗。市委組織人數更多的隊伍，出動多輛宣傳車，不分白天與黑夜地在街上亂跑亂叫，高音喇叭聲不絕入耳，……但最終市委迫於形勢的壓力，答應與學生們對話，靜坐絕食終於取得了勝利。
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發展，毛澤東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見百萬學生和紅衛兵，其後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又連續多次接見紅衛兵和學生，支持學生們四處串聯，到處造反，把整個中國都搞亂了。特別是《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十三、十四、十五期，連續發表了三篇社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終資產階級反動路垮台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勝利了，造反派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出現了所謂的「一月革命」進行奪權鬥爭，自此造反派似乎取得了勝利。此舉影響到了全國，各地都相繼出現了奪權鬥爭。此時的廣西文革運動也跟著出現了新的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桂林，此時的保守派徹底垮台，造反派是翻身了，成了主宰桂林形勢主力軍，楊福廷、周兆祥……等一批造反派的組織領導者則成了時代的風雲人物，受到了桂林人民的廣泛稱讚、熱議與關注。
二、1967年廣西兩派的鬥爭再起
1967年上海的所謂「一月革命」後，毛澤東支持「告反派」奪權，號召各地建立「三結合」的新型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此舉影響到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進行了奪權鬥爭，使文化革命發生了新的變化。在桂林，「老多」派勝利了，成了主導桂林形勢的主力軍，受到市民的廣泛稱讚。特別是駐桂林的6955部隊奉命介入文革運動支左，全力支持「老多」，使「老多」成了一支響噹噹的造反派隊伍。從1967年的3月起，6955部隊派出官兵到各學校開展軍訓，使桂林出現了一個平靜、安寧的大好形勢。此時新華社和光明日報的記者到桂林採訪，報紙上第一次出現了贊楊桂林「老多」的文字。
文革運動的發展是錯綜複雜的，此時在廣西首府南寧出現了新的情況，區黨委和政府一批領導人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謝王岡——等人站出來亮相，相繼犮表了「2‧19」和「4‧19」聲明，表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檢討錯誤，支援造反派；但此舉不但並未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相反在廣州軍區的主導下，他們卻公開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此時韋國清並未檢查自己的錯誤，也未取得群眾的諒解，遭到了南寧造反派的反對，認為這是「把韋國清抬出來」，繼續壓制造反派，因而極力抵制。此時軍區則大力扶持原來已經垮臺了的保守派，要他們支持韋國清，這就激怒了造反派，他們組織人馬到廣西日報靜坐，並於1967年4月22日成立「422火線指揮部」（這就是此後「422」名稱的由來），反對軍區的錯誤作法。此時已經垮臺的保守派則重新集結起來，成立「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即「聯指」名稱的由來），公開支持韋國清，反對伍晉南。此舉影響到了廣西各地，各軍分區和縣武裝部也效法組織成立「聯指」派，支持韋國清，反對伍晉南。由此，在全廣西範圍內，「聯指」派「支韋打伍」，「422」派「支伍打韋」，兩派自此出現了新的鬥爭。
隨著兩派鬥爭的發展，6月13日首先在南寧出現了武鬥，並影響到了全廣西，許多地方都相繼出現了武鬥，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並影響到了鐵路交通中斷。為了增強力量在武鬥中取勝，7月13日南寧的「聯指」派組織數百人到廣西軍區警衛連和駐桂6984部隊搶走步槍、衝鋒槍300多支，輕機槍3挺，六0炮一門，彈藥一批，這是廣西首次出現的搶槍事件。8月4日，「聯指」派又調動上萬武裝人員圍攻廣西日報、文化大院、區展覽館等「422」派的據點，此後又圍攻工人醫院和民族電影院「422」派據點，使「422」派處於受壓制和打擊的處境。南寧的武鬥影響到了全廣西，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兩派武鬥的緊張形勢，並影響到鐵路交通一度中斷。
面對此種情況，楊福廷等「老多」派領導人決定派出人員奔赴南寧，支持「422」派，並組織大批人員在6955部隊支持下到鐵路沿線護路，維護鐵路交通的安全暢通，此舉受到了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各級領導和社會輿論的廣泛稱讚。
然而此時的桂林，「老多」派雖占絕對優勢，但受南寧的影響，原來已垮台的保守派極少數人也重新集結成立桂林的「聯指」派，在桂林市區內他們無法立足，就跑到』」聯指」派力量強大的陽朔、荔甫、永福、鹿寨等縣去活動，不時竄到桂林附近搶劫、打人，並殺害「老多」派一名公車司機，激起了桂林廣大市民的憤恨。為了武裝自衛，「老多」派也於8月10日到桂林軍分區搶奪武噐，此舉被稱之為「810」行動。其後不久，駐桂林的6955部隊的軍人全付武裝在市區遊行，全力支持「老多」派，大長了桂林「老多」的志氣，受到了桂林百姓們的歡迎。
介於當時廣西兩派鬥爭動亂不堪的形勢，中央為了穩定廣西的形勢，促進兩派的大聯合，就組織兩派代表和黨、政、軍領導幹部到北京學習、談判。從6月至11月中旬，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人曾八次接見兩派代表。在接見中周總理曾說「422」派確實激進，確實敢於造反，特別是稱讚了桂林「老多」派；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派則有所批玶。那時楊福廷先生作為桂林「老多」派代表團負責人，也被代表們推選為「廣西422代表團」負責人，親自參加了周總理的8次接見，深感當時周總理和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使他十分髙興，深受鼓舞，感到自己責任之重大。
經過兩派代表在北京的學習和談判，在中央主持下，兩派達成了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的協議；同時廣西軍區和韋國清、伍晉南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把廣西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此基礎上，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廣西軍區和韋國清、伍晉南的檢討，決定成立由韋國清、歐治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孫鳳章（55軍軍長）、焦紅光（空七軍軍長）、郝忠雲（6955部隊副師長）、王斌（104部隊長）、伍晉南（區黨委文教書記）、安平生（區黨委副書記）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領導廣西地區的革命和生產，把廣西的文革運動進行到底。
楊先生說，兩派實現大聯合，「區革籌」的成立，這是一件大好事，從此廣西的形勢會變好，各地「422」派受壓的處境將會改變，他和許多人一樣內心裡是很高興的。從北京回到桂林後，他當即召開「老多」派各級負責人會議，傳達上級的指示及周總理的講話精神，分析廣西當前的形勢，研究討論下一步文革的工作，雖然在桂林「老多」派占絕對優勢，但我們要高姿態，平等的對待「聯指」派，真誠地與對方實現兩派的大聯合，建立桂林市的「革委會」。
三、1968年的大武鬥及遍佈全廣西的兇殺慘案
廣西兩派實現了大聯合，「區革籌」的成立，「422」派的人們以為形勢從此會變好，他們的內心裡自然是高興的。但事物的發展卻是出乎人們的預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使人大為失望。就在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決定」下達和「區革籌」成立的同時，廣西的一些地方就多次出現「聯指」派進攻「422」派的事件，並出現亂殺人的慘案。到了1968年的春季，這種事件不但沒有被制止，反倒有擴大的趨勢。如廣西的全州、荔莆、宜山、玉林、陸川、梧州、欽州、靈山、上思、甯明、羅城、巴馬……等等許多縣、市，都出現過多起這樣的事件。那時執掌廣西大權的「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他們在口頭上也喊兩句要「制止武鬥，嚴禁亂殺人」的空話，但實際上並沒有採取任何強有力的措施來制止，對殺人兇手更沒有進行任何處理，一些當權者甚至對這些事件暗中支持、甚或是公開支持，終使廣西的形勢發展愈日惡化。
在南寧、柳州這兩座「422」派力量強大的城市，「聯指」派也多次挑起事端，企圖消滅「422」派，逼迫」422」派不得已要起來自衛,使,武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就是在「老多」派占絕對優勢的桂林，「聯指」派也敢於屢屢挑起事端，尋釁鬧事。雖然在1968年4月中旬桂林市革委會和桂林地區革委會先後成立了，並且兩派均有對等的代表成了革委會的委員，楊福廷先生還是桂林市革委會的常委，但桂林的形勢在「聯指」派的挑動下也愈益緊張。1968年5月4日，「聯指」派首先在市區內搶佔據點，並從5月10日起先後15次到104部隊、301部隊、警備司令部、軍分區、6955部隊、空軍機場、雷達站、市武裝部、南站軍管分隊等處搶奪槍支彈藥。與此同時桂林地區「聯指」也先後9次搶奪武器，使桂林的武鬥形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面對「聯指」派的此種非法之舉，地、市革委會卻置之不理，任其事態的發展。此時「老多」派被迫無奈也作出相應的反應，從5月23日起也在市區佔據點，到6955部隊和軍分區搶奪武器，用於武裝自衛。在兩派武鬥一觸即發的緊要關頭，地、市革委會的領導機關卻搬遷到「聯指」派控制的南站地區，表明他們是公開的站在「聯指」派一邊，支持「聯指」準備圍殲桂林「老多」派，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們的用心所在。
原來廣西「聯指」派的頭目、幕後指揮者及韋國清這個廣西的土皇帝，他們早已定下了「消滅『422』，建立革委會」的方針，他們在各地圍殲「422」派，殺人放火，逼迫各地「422」派人員為了逃命而上山下鄉躲藏，有的則逃到「422」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柳州和桂林這三座城市求生。此時「聯指』派則大肆製造輿論,宣稱什麼」南寧、栁州、桂林這三點一線是『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和國民黨殘渣餘孽的集中地，為此他們就調動農民進城圍攻這三座城市，並派部隊全力進行圍殲。恰在此時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於6月17日發佈破獲「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公告（習稱「6‧17公告），並造謠說「有的『422』派頭目就是反共救國團的成員」，「反共救國團就在『422』派據點內」；為此他們在全廣西各地到處圍殲「422」派，殺人放火，卻反誣說什麼是「『422』派搞反革命爆亂，殺人放火」，以此向中央謊報軍情，當年的《廣西日報》也極力配合，大造輿論，介紹各地圍殲、殺人的經驗。所有這些，終於騙取中央下達「7‧3佈告」，使他們獲得了尚方寶劍，由此一場殲滅「422」派、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終於在廣西全面展開，最終使」422」派和桂林」老多」派被殲滅,十多萬生靈慘遭殺害,是廣西有史以來罕見的大災難。
楊先生說，4月中旬桂林市革委會成立時，他是革委會的常委，那時兩派表面上是和平相處的。但5月4日「聯指」派突然在市區搶佔據點，接著又搶奪部隊的武器，使形勢急轉直下，武鬥一觸即發。此時我們得到情報，桂林地區12個縣的「聯指」派在軍分區和縣武裝部的指揮下，正在組織一萬多人的隊伍準備圍攻桂林，使「老多」派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在此種情況下，桂林市革委會主任王斌（104部隊負責人，「區革籌」領導成員之一）曾呌我搬到南站「聯指」派控制區，為我提供住房，他的汔車隨便我用。之前他也曾幾次請我吃飯，我與他的個人關係還是好的。但此時全廣西的「422」派都處在受圍攻的處境，桂林「老多」也處在危難之時，我怎能背叛「老多」離開自己的崗位呢？
在12縣「聯指」派武裝圍攻桂林之前，經「老多」派負責人會議決定，派我上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以求得説明，5月下旬的一天我即乘火車離開桂林前往北京。到京後即與桂林電話聯繫，得到的回答是我走後兩天火車即中斷了，12縣的「聯指」武裝一萬多人已經對桂林形成了包圍圈，「老多」的武裝正在準備反擊，以粉碎「聯指」派的圍攻。
在北京時楊先生曾到中央文革上訪，反映桂林遭受圍攻的情況，但並未得到任何答覆。期間楊先生曾返回到長沙，想找6955部隊的領導求得幫助。因為此時6955部隊的郝忠雲副師長及在他們學校參加過軍訓的張團長和孫政委正在長沙參加廣州軍區舉辦的學習班，楊先生與他們相熟，想從他們那裡瞭解有關情況，求他們給予説明。在長沙楊先生見到了郝、張、孫這三位部隊領導人，郝副師長明確對楊先生表明，說上面有指示，不准再過問桂林文革之事，也不准再接見任何一派的人員。介於此種情況，楊先生明白了其意，這是上級的決定，只好無奈地離開他們。但第二天晚上孫政委親自到楊先生所住的旅舘來找他面談，告訴他桂林的事上面不給他們管了，說是圍殲廣西「422」是定了的，至於桂林，只要「老多」保持不動，不主動反擊，最後的結局不會像「422」派一樣，希望楊先生能返回桂林做工作，以挽救危局。
孫政委是好心，說的也是實情，但此時到廣西的火車不通，他不可能回去，當時孫政委曾呌他化裝成軍人回桂林，但也不可能通過全州「聯指」派的檢查站，是回不了桂林的。權衡再三，他只有再返回北京繼續上訪。
不久中央派飛機把南寧、栁州「422」派主要負責人和桂林「老多」派負責人接到北京，辦「學習班」，實際上是對「422」和「老多」的嚴厲批評。楊先生與他們見面後，住到了一起參加學習班的活動。7月3日中央下達了關於廣西問題的「七三佈告」，7月25日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人接見廣西兩派代表，都是一味指責「422」和「老多」派的，並不准我們講話申辯，與1967年的八次接見完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使楊先生一班人心裡很難過。
7月25日接見後，南寧、柳州的「422」頭目在北京即被抓捕，桂林「老多」的劉振林、劉天償也被抓捕。8月24日楊先生與廣西兩派代表回到南寧，26日在南寧參加了廣西區革委會成立大會，8月30日晩回到桂林，第二天即被禁止外出而失去自由，9月3日被五花大綁在桂林遊鬥，遊鬥中險些被打死。此後多次被批鬥，被管制監督勞動近八年，失去自由，是人生最痛苦的八年。
四、對廣西「文革」運動幾個問題的認識思考
桂林「老多」是一支優秀的」造反派」隊伍
楊先生說，文革前他對社會現實存在的問題是有諸多不滿的，但他相信黨和
毛主席，認為這些問題是地方幹部胡亂作為造成的，整個社會都是這樣，對此他感到無可奈何，平時只好默不作聲，埋頭於學習和工作。文革中是毛主席的講話和支持鼓舞了他，與他具有的人權、自由、民主的思想形成了某種巧合，才使他成為了激進的造反者.
他是懷著一顆為社會的進步與公平、正義，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有自由民
主的權利而投身於「文革」運動的，從來不想到什麼個人的目的。他帶領桂林」老多」這支「造反派」隊伍，平心而論可稱得上是一支優秀的「造反派」隊伍。在整個「文革」運動過程中，縱觀這支隊伍的種種表現，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這支隊伍都有它的特殊之處，可以說是一支守紀律的文明之師，深得百姓們的稱讚。因為這支隊伍有別於外省許多地方的「造反派」，特別是像上海、北京這些地方的「造反派」，他們在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乃至毛澤東的支持下，破「四舊」、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把人打死……等等，幹了不少錯事、壞事，是不為人稱道的；而桂林「老多」不論是在「文革」初期處於受壓制、打擊的處境，還是在奪權翻身後的日子裡，從未有過這樣的事發生。當然，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他們也會出現過一些錯誤，如喊過一些過激的口號，給徐為楷、黃雲、韋國清……等等領導幹部戴高帽遊街等過激的行為，顯然是錯誤的。但這是那個時代、是毛澤東的錯誤路線造成的，這群天真的青年人是不應當承擔責任的。
意想不到的迫害與屠殺
1968年的廣西大武鬥、以及伴隨而來的大屠殺慘案的發生，是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楊福廷先生說，他是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回應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投身於「文革」運動之中，帶領師生們起來革命、造反，跟隨毛主席幹革命，勞碌奔波，沒有怨言。但想不到廣西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大武鬥及大屠殺慘案，全廣西的「造反派」隊伍被殲滅，十多萬的生靈被殘殺；就自己個人來說，1968年8月25日與廣西兩派赴京代表一起從北京回到南寧，26日參加了廣西區革委會的成立大會，29日從南寧回到桂林，30日被非法抓捕關押，9月3日遭到非法的遊鬥，在遊鬥中險些喪命。其後失去自由，遭受監管勞動八年，這些至今仍然叫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廣西會出現如此悲慘的局面呢？
事實證明這完全是「聯指」派的壞頭頭、幕後指揮者、及廣西的當權者韋國清們造成的，他們是歷史的罪人，理應受到歷史的懲罰與清算，但至今為止，除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文革處遺」中懲辦了極少數兇手以外，以韋國清為首的一批人，他們的種種罪孽至今仍未得到徹底的清算，是令人憤恨與不解的。
回顧「文革」之初期，毛澤東、周恩來以及當時中央文革的領導者們在1966、1967年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何以到了1968年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置「造反派」於死地呢？就全國來說，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探討。從廣西來說，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悲慘的局面，毛、周及中央文革那些當權者當然是有責任的，是和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等等邪說是分不開的，但直接的罪責則是韋國清一手製造的，韋國清是廣西文革的千古罪人，是人們必須清醒認識的。
廣西大屠殺確是太悲慘了，十多萬生靈死於非命，那些許許多多的殺人慘況用語言是難於表達的。當年的兇手們隨意抓人、打人、殺人是極為普遍的，殺人手段更是五花八門，殘忍無比，人世間罕見。有用木棍打死，石頭砸死，用刀捅死，五花大綁丟下河溺死，生埋活人，生割活人，挖心肝、吃人肉，五馬分屍，有對婦女先強姦後殺死，有全家被殺絕、家產被搶光的……等等，歷代以來的酷刑幾乎都用上了，是至今為止仍然叫人無法相信，無法理解的，但卻是血淋淋的真實存在。
廣西的「文革處遺」及其給世人留下的思考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然而在廣西，這個傳統是被徹底地破壞了。十多萬的生靈慘遭屠殺，在「文革」結束後，因為韋國清及他的勢力仍在廣西當政，大屠殺本來就是他們製造的，要他們自已來處自己是絕不可能的。嗣後韋國清調到廣州、北京升遷了，他的繼承者們當政，也同樣不可能處理。只是到了「文革」結束多年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特別是受難者家屬及子女的頻頻上訪申訴，在中央的干預下，才被迫作了「文革處遺」工作，給無辜慘死者平反招雪，恢復名譽；對殺人兇手的處理，全廣西只有十名兇手被懲辦判死刑，十四名兇手被判死緩，判處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對絕大多數兇手和責任人則不追究刑事責任，只作黨紀、政紀的處分的有47,671人。這雖然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世人仍是不滿意的，尤其是受難者家屬及子女更為不滿，又顯得無可奈何。
另外，一些幕後指揮者或者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一些人，他們不但根本就未受到任何處分，反倒被升官了，如像韋國清、岑國榮，王建勳、李嵋山、顏景堂、曹鐵軍、陳秉德、廖煒雄、段振邦……等等一大批人，這怎麼能使人信服呢？
其實大屠殺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當時的革委會、武裝部、軍分區乃至區革籌、廣西軍區，都是各級執掌大權的領導機關，他們不強力的制止武鬥和亂殺人，相反卻發出針對「422」派及桂林「老多」派的《通告》和《公告》之類的政府公文，並通過媒體鼓吹殺人理論，調動農民進城，調動部隊、甚至帶隊圍剿屠殺「造反派」，這不是政府行為又是什麼？個別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面對種種圍剿、屠殺，他們看到了，聽到了，卻不出面制止，都是罪責難逃的。
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個政府又有何用呢？許多事情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和它的領導者公然站到了殺人兇手一邊。直到「文革處遺」的時候，也未見哪一級政府和哪一位領導人站出來向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說一句道歉的話，他們的人性和人道到哪裡去了！？
特別是在那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裡，以「革命」的名義，以「革命群眾之手」殺人，以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的邪說殺人，至今在一些人的頭腦中仍存在，未得到徹底的批判。一些人當年雖未參予打人、殺人，但他們在傍邊圍觀，有的還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內心有愧和自責，對「文革」的種種罪孽毫無認識和反省，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
4、值得反思的民族
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人類社會早就步入文明時代了，怎麼在1968年的廣西還會出現「返古』現象,回到原始社會的野蠻時代呢?這令人會想到我們這個民族存在的「劣根性」問題。誠然我們這個民族是偉大的民族，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勤勞、樸實、勇敢的民族，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創造出了許多優秀的文化和科學技木，為世界人類作出過許多有益的貢獻，有許多優秀分子是功載史冊，受到了世人的稱讚。然而我們這個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存在醜陋、愚昧和兇殘之一面的，即所謂的「劣根性」問題。古代和中世紀之事我們姑且不論的話，就以近代和現代的一些事來說，我們這個民族的「劣根性」表現是十分典型的。
就以二十世紀開始之事來說吧，1900年的拳匪暴亂，那些愚昧無知、生性殘忍的暴民，他們視現代文明為「妖孽」，為此他們倒電線杆、撬鐵軌、毀教堂、殺洋毛子，也殺二毛子，不論男女老少都殺無赦，真乃無法無天，毀滅文明。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國家的恥辱。
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在一些搞共產爆力革命的地區，如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湖北、安徽、陝西等省的一些地方，出現搶奪地主財產，分地主的田地，甚至殺地主；等到地主們組織還鄉團隨國民黨軍打回來時，地主還鄉團也大肆報復屠殺搶奪他們財產的農民。這種農民和地主間的互相殘殺，使這些地方哀鴻遍野，滿目荒涼，這是誰之罪呢？
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運動時，鬥地主，分他們的田地和財產，把地主掃地出門，甚至殺地主，一些人表現的是那麼殘忍和沒有人性，這是為什麼呢？
至於文革中的亂打人、亂殺人，更是與時俱進；尤其在廣西，殺人數量之多，手段之殘忍，是歷史罕見的，一些人是那麼地愚昧和兇殘，這個民族中的一些人怎麼了，這個民族不值得反思麼？
所有這些，反映出的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劣根性」問題，這在一些人的身上是確實存在的。一些人的愚昧無知，盲從，自私，魯莽，簡單粗暴，兇惡殘忍，一旦接受了某種邪魔思想的宣傳鼓動，他們就會產生無比的狂熱而幹出種種傷天害理的蠢事來，這是為無數的事實所證實了的事。如義和團的胡作非為，一些鬥地主、殺地主的瘋狂之徒，「文革」的殺人狂徒，這些都是我們民族中「劣根性」的典型表現。
就是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一切向錢看」已到了最缺德的時候。為了錢，一些人什麼壞事、醜事都可以幹得出來，諸如偷盜、搶劫、投毒、殺人、放火、制假販假、走私、販毒、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墮落……等等，不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麼？
這是值得我們深入反思的大問題。所有的人都應該關愛生命，珍惜生活，切不可做傷天害理之事。任何時候都不要盲從、緊跟，不要自私、兇惡、殘忍，而應該多動腦筋想問題，從人類共有的人權、民主、自甴的普世價值入首來思考問題，任何時候都要以和平、理性、博愛、不害人……等等這些原則來思考和行事。只有如此，這對一個人的一生才是有意義的。
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度絕不會發生「文革」之類的災難
人們知道，當今的世界有共和國、王國、公國、大公國、聯邦、合眾國、酋長國、教皇國等諸多不同的國家，但就其社會制度來說，卻只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究竟誰優誰劣，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歷史的實踐已經作出了明確的答案：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它是憲政民主的政體，所以它是當今世畀上最好的社會制度。儘管它們有不足之處待改正，但仍不惜為當今人類較為理想的社會制度則是無疑的。
人們記得，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共產宣傳甚囂塵上，直逼廣大勞苦大眾轆轆的饑腸，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大搞共產暴力革命，聲稱要健立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先後在蘇俄、東歐各國、亞洲和中美洲的一些國家都建立了共產政權，在實踐社會主義，有的聲稱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又大喊大叫什麼「資本主義正在走下坡路，已是日落西山，氣息淹淹，走到了腐朽沒落的末路」。
社會實踐的結果完全與他們宣稱的相反，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氣息淹淹，腐朽沒落，反倒是蒸蒸日上，成了當今世界人類的共同追求。而號稱人類最美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卻是一個個相繼垮台，都走上了（或正在走）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道路。既使有少數仍在宣稱自己是什麼「社會主義」，也已是名存實亡，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了。
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論是哪種形式的的，所實行的都是憲政民主的政體，多黨競爭執政，三權分立，由公民用選票來決定國家各級機構領導者的人選，公民享有充分的人權和自由民主權利。社會公平、公正，絕不會有強制拆遷、強征土地的事件發生，更不會有隨意抓人、打人、亂殺無辜的慘案發生。這都是那些號稱「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獨裁專制國家所根本不能與之相比的。
文革期間的中國，正是由於在毛澤東的獨裁專制下，才不斷地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慘劇。在廣西，再加上韋國清這個土皇帝的專橫拔扈，才導致了大武鬥和伴隨期間大屠殺慘案的發生。這是植得永遠牢記和總結的歷史教訓，值得世人深入認識和反思的大問題。
假如當年的中國是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像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之類的慘劇還會發生麼？顯然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封建法西斯國家，才會有一個接一個的大災難發生，這是必然的。
因此，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憲政民主的政體，這是當今世界的大勢所趨，更是中國人的共同追求。那些高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聲稱「六不搞」的人們，應該猛醒吧！要知道這一套騙人的說教和作法害苦了中國人，是註定走不通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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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與楊先生幾次接觸交談後集成的文字，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都是基本相同的。楊先生的人生經歷是令人同情和稱讚的，「文革」中他為自由民主和人權而戰，其後慘遭廹害多年。七十年代末恢復自由後，他熱心於教學和古典文學的編著，成了頗有成就的一名教授。而今退休了，過著平淡的老年生活，仍然關心「文革」史的研究，關心國家大事，是難能可貴的。
再次感謝楊先生的熱情款待，感謝他為我提供的許多「文革」寶貴史料。
作於2018年7月初至中旬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