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燕楠澳洲悉尼綜合報導）2017年12月7日晚是去年堪培拉國會年度議會的最後一晚。
一群聯盟黨的議員們一同拍了合照，之後就急匆匆地各奔東西了。議會情報和安全聯合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在會議廳裡，一個看起來專心致志，另一個則在大廳的另一側前排端正地坐著。遠處的靠邊位置上，可以看到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一邊仔細查看會議程序，一邊檢查他的手機。
會議廳的媒體區幾乎完全空了，公共區的長椅上也空空如也，除了作家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編註：《無聲的入侵》一書作者）還在那裡——他已經將自己的研究重點從氣候變遷轉移到了中共對澳洲的干預上。
然後，澳洲總理特恩布爾對著空空的會議廳宣布了澳洲反對外國干預的新戰略，這個戰略圍繞著由四個法案構成的立法框架。
這是在8月的《每月刊》（The Monthly）雜誌上的長篇封面故事「重新設置」（The Reset）中描述的場景。
也許是考慮到大多數議員會擔心這個話題太過敏感而影響政策的推進，又或許擔心引起議員們的巨大爭議及討論而曲解了自己的初衷和本意，特恩布爾把新戰略的公布放到了最後一刻。畢竟，這關係到與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之間的關係。
對中共戰略 澳洲按下的「重設」按鈕
緊接著，去年12月9日，特恩布爾用中文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他甚至之後還表示，他不會因為中共對他反外國干涉的言論表示「強烈不滿」而被嚇住。
經過政府內閣六個月的談判，今年6月修訂的兩個反外國干預法案獲得了反對黨工黨的支持，並在議會通過。澳洲總理特恩布爾的前顧問加諾特（John Garnaut）說，澳洲「重新設置」與中共的關係自此時開始……
《每月刊》的這篇封面文章就是加諾特寫的，題目「重新設置」指的就是澳洲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一事。文中還講述了他研究中共滲透澳洲的經歷，以及澳洲強硬推出新反外國干預法的因由。
就在《每月刊》發表該文後六天，特恩布爾於新南威爾士大學發表了重要演講。演講中他積極地讚揚了「有中國血統的澳洲人為澳洲做出的傑出和推動性貢獻」。這個演講被一些人視為在澳洲推出反外國干預法後，總理有意緩解澳中關係日漸緊張的局面，做出的增進相互理解的努力。巧合的是，媒體也將其稱為澳洲政府 「重新設置」（Reset）澳中關係。
這兩個「重新設置」似乎是截然相反的意思，資深作家、前政治記者克拉克（Andrew Clark）在澳洲金融評論報上發表社評文章，形容這就像中國川劇藝術「變臉」，不過面具背後的真實面目其實是不變的。
「加諾特效應」
這要從加諾特這個人物說起。
澳洲對中共滲透的態度轉為強硬，與總理特恩布爾的前顧問加諾特有很大關係。作家克拉克在澳洲金融評論報上發表的社評中，甚至將澳中關係變得緊張稱為「加諾特效應」。
加諾特的父親是澳洲工黨總理鮑勃‧霍克的顧問，也曾擔任澳洲駐華大使。加諾特自己曾是澳洲主流媒體《悉尼晨鋒報》和《時代報》的駐華記者，從2007年開始做了7年。作為記者，他有更佳的起點。一方面他享有與北京高層接觸的特權，包括中共高層的太子黨，同時他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建立了良好關係，並且與位於中國的西方情報機構中有影響力的人士也有很好的關係。
加諾特在中國時，他的研究領域發生過一次轉折——從專注於報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的增長，轉而關注中共高層的腐敗、其內部的無情陰謀，以及不斷增多的對不同政見者的打壓。深諳中共內部情況的他甚至寫過一本開創性著作，講述了曾權傾一時、與江派上海幫關係密切的薄熙來家族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Bo，即《薄熙來家族沉浮錄》）。
後來加諾特回到了澳洲，成為特恩布爾辦公室裡的演講稿撰寫人和顧問。當特恩布爾成為總理後，他的角色也變得更具影響力，尤其在有關澳中關係的問題上。
所以特恩布爾2016年8月委派總理辦公室準備一份澳洲與中國關係的機密報告後，特恩布爾對中共干預澳洲的問題出現了強硬的表態也就不是巧合了。
但這種態度卻更能反映國防部、情報局（ASIO）和位於堪培拉的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觀點，而非更小心翼翼的外交貿易部的立場。
報告的主要內容是由澳洲安全情報局、國家評估辦公室（澳洲首要的情報評估機構）和加諾特共同完成的。
澳媒大量曝光中共滲透 聞名全球
加諾特認為，在議會內對中共滲透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並達成了朝野兩黨政治上的共識，做到這兩點的國家目前只有澳洲。
不僅如此，澳洲的媒體也在大量曝光中共延伸到海外的滲透，並因此聞名全球。
「這些報導揭示了中共在澳洲系統地讓批評人士噤聲、拉攏中文媒體來表達有利於中共的觀點。中共還製造虛假的草根階層政治運動，給人留下華人社區都在支持北京的政策的印象，但卻湮沒對立者的聲音。與中共有聯繫的組織一方面排擠掉獨立華人政治代表，一方面在為退休的政要們和其他有影響力的澳洲人提供商業和其它專業領域的工作機會。」
雖然從澳中經濟關係角度上看，澳洲是最不可能這麼做的國家。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澳洲，他們在看澳洲是如何對抗中共滲透的。
其實在媒體集中揭露之前，特恩布爾政府已於2016年8月委任了幾個機構研究外國干預帶來的影響，並撰寫了一份機密報告。去年12月時總理還曾說過，「可以說我們的整個系統都沒有掌握（外國干預的）威脅的性質和程度」，「（研究）結果促使我們採取行動。」
特恩布爾在另一場合還說過：「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太重要了，以至於如果不能明確制定一個如何（與其）進行健康並且可持續的往來的規則，我們就處在風險中。」
凸顯中共滲透的補選
正當去年底特恩布爾承諾推出反外國干預立法時，全澳華裔選民比例最高的北悉尼本納隆（Bennelong）出乎意料的需要進行補選。然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場輿論衝突激烈地凸顯出來。
加諾特在文章中回顧，「媒體的報導、安全機構的警告、政策上的回應和政治攻擊與反擊雖然製造了激烈的場面，但同時也讓一個隱蔽的世界見了光。」
「這是一個西方漢學家、外交官和國家安全官員以前沒有關注過的充斥著引誘、威脅和圓滑推諉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人還在商界、學術界、法律界和華人社區製造反彈效應。（他們）聲稱對中共干預的擔憂是誇大其辭；對中共干預的公共辯論的論調可能煽動種族歧視、造成社會分裂；亦或擴大情報和執法機構的權力，會是危險的、不合適的云云。」
這些強烈的反彈，正好成為澳洲重新定位對中政策的推動因素之一。
加諾特還列舉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說對統戰工作的曝光完全是因為受到了「引誘」——曾有人給他紅包，是整齊的一沓100美元鈔票；他還被試探是否願意接受香港銀行一個利潤豐厚的「諮詢」工作合約。而加諾特遇到的另一個人，向他提供機票、酒店住宿、一個五星級的家庭度假套餐、一份工作，以及裝有價值高達2000美元的波爾多葡萄酒的禮品袋。「這些都是互惠陷阱，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被曝光）。」
特恩布爾曾說過，一直以來，「中共的機構、意識形態和使用的手法對我們的體制來說是如此的迥異，以至於我們都很難看清它們，更別說進行應對了。」
澳洲做表率 強硬反中共滲透
報告剛完成的時候，正是2017年6月總理特恩布爾出席在新加坡舉辦的有關區域安全的香格里拉對話。加諾特當時為總理特恩布爾的演講撰寫要點，特恩布爾在對話上說，「中共孤立那些反對或不符合其利益的一方，同時利用經濟厚待的方式來獎勵那些聽從其要求的一方。」
特恩布爾並對外傳遞出澳洲在進行重塑對外戰略的辯論，還警告那些試圖通過「腐敗、干預和脅迫」來贏得區域戰略競爭的國家。
與此同時在澳洲，費爾法克斯媒體和澳洲廣播公司聯合製作的有關中共干預澳洲的調查報導戲劇性地推出，情報機構也不斷公開警告各界，中共正廣泛干預澳洲國內事務。
完成報告後不久加諾特就搬到墨爾本，離開了總理辦公室，擔任一個全球貿易和投資問題的「顧問」的職位。不過此時，他已經建立起了國際聲譽，推動對中共的強硬政策。他不斷受邀在美國、英國等國的政府和機構中分享他的研究。加諾特表示其它國家對澳洲的經驗都非常感興趣。
他舉例，加拿大布魯克大學教授、前加拿大駐華外交官伯頓（Charles Burton）說：「澳洲媒體曝光中共滲透的報導鼓舞我們加拿大的媒體也積極報導有關中共在加拿大擴大其影響力的運作」，「加拿大安全機構日漸強烈的要求和公眾輿論日益增加的壓力，或促使加拿大按照澳洲的模式制定立法。」
什麼才是真正「重設」的澳中關係
經過半年的討論、修改、再討論，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難，掃清了種種障礙之後，今年6月28日，澳洲政府終於在朝野兩黨的共同支持下，通過了《2018國家安全法修訂法案》和《2018外國影響力透明度計劃法案》。被加諾特稱為「重新設置」了澳中關係。
那麼，特恩布爾上週二向中國「示好」的演講背後的真實是什麼？
作家克拉克在社評中說，澳洲總理這次的演講使用的是一張友好姿態的面孔。但總理也進一步說，「我們（澳中）的關係是關於我們兩個國家如何相互改變，以一種能夠帶來更多就業、增長、投資和繁榮的方式。」他並提醒，澳洲支持的是尊重每個國家主權的國際秩序，「我們採取行動以促進澳洲的繁榮，確保決策獨立性，來保護我們國民的安全和自由。」
另一方面，加諾特則在其文章的最後點明，澳洲「重設」對中戰略的內容，就是關於如何在處理風險的同時，又能維護巨大的（經濟）利益。「澳洲將成功地反擊專制政權的干預，以使我們能夠在開放、文化多元的民主體制裡運用我們的優勢，鞏固我們的弱勢。」
「這意味著歡迎正常的外交、透明的公共外交，以及沒有附帶條件的經濟活動；這意味著支持公民社會中遭受外來施壓的那部分人能夠認識到，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但是，無論哪裡涉及隱蔽、強制或腐敗的因素，一旦原本合法和透明的外部影響形式試圖越界變成有害的外來「干涉」時，那麼我們需要有力地應對（去制止和懲罰）。」#
責任編輯：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