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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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8月28日訊】一九八○年代蘇聯、東歐、波蘭相繼由共產倒向私產,實施所謂的「市場經濟」,加上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放權讓利」開小門的所謂「經濟自由化」後,世人以為共產主義已走入歷史,自由民主得以普照全球。迄今三十多年的演變,事實證明共產主義非但未消失,反而借「社會主義自由市場」的殼上市,在中國經濟崛起的掩護下更為猖獗,中共肆無忌憚利用「耗費、浪擲資源」的「政府驅動型過度投資」,並以國家力量將法律當工具掠奪全球資源。

如今不但中國本身資源幾乎被掏空,金融資產大泡沫伺機炸裂全球,更進而藉著「一帶一路」、「亞投行」掏空全球資源。最嚴重的是斲喪人的道德,讓鬥爭、陰謀、欺騙、不誠信與世人長相左右,以致天災人禍不絕如縷,毀滅、世界末日的陰影揮之不去。

這種情勢的形成肇因於西方國家對共產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不了解,甚至是誤解,以為中國真的倒向自由市場經濟,百般呵護、協助其發展,最後將中共養大後又受其挾持,在其威逼利誘下步步後退,最後很可能大家同歸於盡。

先知海耶克

早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在第三次訪台前夕,於西德的第一大報《法蘭克福通報》發表專文,指責西方國家盲目媚匪,將鑄成大錯,文中指出自由世界對中國共產黨令人難以相信的諂媚態度,致英、法兩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以取悅毛共。

海耶克一九四四年寫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已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些集體主義的禍害赤裸裸地描述,他也明確指出「社會福利、福利國」的可怕,且以「冷的社會主義」形容社會福利,而「溫水煮青蛙」、「包著糖衣的毒藥」則是貼切的比喻。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被海耶克稱為「熱的社會主義」,其水深火熱較容易被感受到,但也荼毒人類達七○年才被察覺,而社會福利的禍害直到二十一世紀歐債危機中「希臘債務」事件才呈現。海耶克一生都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並且一再苦口婆心告誡世人它的毒性之大,沒想到備受冷落,甚至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是世人揮之不去的苦痛,而一九二七年海耶克就發出警語明示崩潰的日子,他並且診斷出病因,也提出解救之道,奈何他的處方需要世人忍受一段苦日子才能復原,於是不受青睞。相對地,凱因斯(J. M. Keynes)提出「政府創造有效需求」的藥方,以印鈔票促成通貨膨脹來促進就業而受到全球歡迎,被稱為救世主,而海耶克被打入冷宮,輸得非常徹底。

不過,迄今八十多年,金融風暴、經濟蕭條一直與人長相左右,二十一世紀流行的QE(寬鬆貨幣)政策,讓世人浸泡在金錢海嘯裡載浮載沉,如吸毒般劑量一次比一次重,給「毒癮」的稱呼一點都不為過,人類將伊於胡底?只能無語問蒼天。

這些正在上演的悲劇,不禁讓我們更懷念海耶克,如果他還在世不知會怎麼做?應該會帶頭義正辭嚴駁斥這些流行的觀念和政策,將之翻轉向正路吧!

在海耶克無法還魂重生下,將其著作重現、傳布,應是濟世、救世的正道,而《到奴役之路》就是最重要的一本。

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是海耶克一生最重要的轉捩點,在此之前他是個籍籍無名的經濟學教授,該書出版一年後,他就成為全球知名人物。海耶克在緒論中明確的說:「本書是個人親身經歷的結晶……。」該書是他所有著作中獨一無二的一本對當時公共輿論發揮影響的著作,很像是站在曠野上大聲疾呼:正統社會主義如果實現了,僅會帶來政治、經濟和道德上的奴役制度。該書的大部分內容是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論戰所衍生出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支果實,它主要側重於從正統社會主義體制所必然產生的政權和社會類型的角度作論述,不是從經濟生產力的角度來探討問題。

可怕的中央集權方式

海耶克寫《到奴役之路》是針對受過教育的一般民眾,讓他們看得懂並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公共政策。他看到二次大戰後英國很有可能會實現全面國有化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將會是極惡錯誤。海耶克明白指出,生產手段握在政府手中,把權力集中到國家手中,這種方式與納粹德國和蘇聯所作的類似,此在一九三0年代之後,得到學院知識分子的普遍支持。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到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吸引大家的關注,出書時機正逢其時,不論是否認同書中觀點者都被吸引。這也就是說,正統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手段國有化,是不是戰後英國應該走的方向,已深受民眾關注。

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歐洲大陸,一九三0年代經濟大蕭條都大大地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整個西方社會成百上千萬人失去工作,在人們心中,資本主義已失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是準確的,而像蘇聯那樣由集體、國家控制生產手段,是實現經濟穩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徑。

海耶克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及學者不同,他正確地抓住要點,社會中大量生產手段由私人擁有,並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榮和民主之本。而且,通過民主手段所建立的正統社會主義,仍是極權主義的。

在海耶克看來,所謂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都是表達同一事物的不同名詞,這一事物就是主張生產工具公有與中央計畫經濟。海耶克憂慮的是,大家對於價格機能的領悟已有不甚深切的跡象,因而對其功能維護也就不很盡力。他特別指出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種看法是非常危險的,那就是由於對整個經濟過程的運行已很難了解其全貌,那麼,如果要使社會生活不至於陷入混亂,就應由中央機構對之加以協調。海耶克認為,這種說法完全出於對競爭功能的無知,事實是,社會愈複雜就愈有賴價格機能在無形中提供各種相關訊息,以為個人行為的指南。在此情況下,若想透過一個中央機構的調度,其所產生的後果必較任由價格機能之指揮遠為惡劣,而且到最後將會引導我們走向一條新的「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雖在本書的結論中寫說,該書的目的不是在為未來希望出現的社會秩序提出一個詳盡的方案,但由全書論述中卻可體認他憧憬的社會的一些特徵。無疑地,海耶克所憧憬的是一個「真的」個人主義的社會,他說:「個人主義的傳統創造了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則將人當作人那樣的尊重。」一個自由社會的主要條件,是私有財產的維護和競爭市場的存在,使各個人都能因此交換到自己所需的貨品與勞務,這樣的社會就會產生對人權的尊重和民主政治的推行,而個人主義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Rule of Law)。海耶克一再強調,古典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之不可行,乃因它與個人自由相抵觸,不僅僅是它對經濟生產力的發揮有所阻礙而已。

《到奴役之路》初版在倫敦甫一面世,就受各方讚許。劍橋大學的庇古(A. C. Pigou)就說:「這是一本碩學的誠摯著作。」並且相信「很少學者看過全書之後會不對作者表示敬意與同情。」連凱因斯都寫信給海耶克表示,「這是一本偉大的著作……你不能期望我接受你在其中所有經濟方面的意見,但在道德信念和哲學思想上我不但是同意的,而且是深受感動地讚賞。……」連不認同海耶克認為計畫的結果必會走上極權主義看法的社會主義學者,除少數例外,大都認為該書是懷著善意而寫成的。

暢銷全美兩極反應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芝加哥大學出版部印出《到奴役之路》之前,本書曾被美國書商拒絕出版過三次。出版後經由《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News Week)等報刊的宣傳,反應異常熱烈。隔年,芝加哥大學出版部邀海耶克赴美作五週的學術演講(三月到五月),在這段期間,《到奴役之路》成為全美暢銷書。每期暢銷一千萬冊的《讀者文摘》,在該年四月刊出該書的摘要,由於反應熱烈,使原本只在美國東部和中西部幾間著名大學作三、四次演講的海耶克,竟擴大到全美國的巡迴演講。

由於在英、美都造成轟動,海耶克也頓時從一個傳統經濟學者成為全球名人。不過,海耶克日後回憶說,當時英、美兩國的人反應截然不同,由於英國人當時對社會主義已有相當認識且感受到它的威脅,而美國則全然不同。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對美國人是思想上一種新的感染。對於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那時有兩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們對這本書頗感興趣,但從未讀過它,他們只是有聽到這本書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另一群人則是學術界人士,他們正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因此,我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罵,這是我在英國從未經驗過的,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毀壞我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

即使海耶克自己覺得他在英國沒受到汙辱,但這本書出版時為一九四四年,正是凱因斯的大政府經濟計畫、管制理論,以及拉斯基社會主義理論受到熱烈歡迎的年代,《到奴役之路》卻是拂逆此種潮流的異類;奇怪而有趣的是,該書一出版卻得到讀者們廣泛的喜愛,被譯成十多國文字而成為暢銷書。或許就是因為該書的普及,才能保住西歐世界免受極權、共產主義的荼毒。

這是一本政治論調的書,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畫,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便無政治自由,計畫經濟無可避免會帶來貧困和專制政府。在當時社會主義得到千千萬萬西方知識分子喝采,且蘇聯打敗納粹德國而經濟欣欣向榮(蘇聯公布的數字)的時代,這一本書成為「毒草」,而海耶克也成為眾矢之的。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不少知識分子在政府計畫部門工作,《到奴役之路》無情的打擊了這群既得利益者,於是連經濟學界也興起一股排斥海耶克之風,特別是英國的知識分子竟然視其為「異端」。

得罪既得利益者的一本書

海耶克對此其實有先見之明,由該書序言出現有「本書肯定會得罪一些我極希望與他們保持友好關係的朋友……。不過,寫這本書是我的責任,在責任面前,我不應退縮。」可以得知,而且當時的英國,工黨即將執政,那一股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也當然難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敵人,以及私人感情因素,和婚姻不如意下,海耶克乃出走至芝加哥,但因其具「爭議性」,連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也不敢聘用,而是「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下聘的。

值得一提的是,《到奴役之路》雖使海耶克在俗世的學術地位跌落至谷底,但也正足以彰顯該書的成功。由捷克的私有化部長傑日克(T. Jezek)所言:「假如搞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理論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收起來、嚴厲禁止閱讀的書,而任何散播和講述這書內容的人,將受到最嚴厲的處分,那麼他們一定會挑《到奴役之路》。」可以印證,這本書比歐威爾(G. Orwell)同類型的名書《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別早二年、五年問世,可見其先知性。

索威爾(T. Sowell)在《到奴役之路》出版五十週年紀念文(〈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刊於《富比士》(Forbes)一九九四年一月號,《卓越》一九九四年五月號刊登中譯文)中指出,海耶克在這本書裡,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來攻擊社會主義,海耶克將社會主義看做一個模型,證明其具致命的瑕疵,而在實際世界運用之後則會產生致命危險。

索威爾又指出,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只要具有「同情心」,而以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手段,就可以創造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海耶克不以醜化對手的手法批判,反而認為社會主義者具有真誠與無私的崇高理想,其中不乏學術卓越人物。可是,也就因為如此,這批擁有高尚情操的人士,反而成為極權主義者的馬前卒,為後者作鋪路工作,而且往往不知不覺,這是多麼諷刺與無奈的畫面。

正如索威爾所說的,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如今前兩者好似都已死寂,但集體主義卻正在蔓延當中,而其亦寄生於社會主義。這種現象可舉美國為範例,多年以來即以「自由主義」為包裝而大行其道,「產業政策」、「醫療聯盟」這些早已存在的「封建特權」固不必提,如今又多了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之人士。

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公開主張極權主義的,但他們的行動卻正是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索威爾的憂心點是:《到奴役之路》這本書中描繪的世界並未消失,或許還不只是死灰復燃,而是一直潛伏在人間,只是面貌不同罷了。

弗利曼的警語

無獨有偶的,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也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發出同樣的警語,他說:

「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

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就某層次而言,可說更能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

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索威爾和弗利曼所憂心的二十世紀末情況,是否也在其他地方出現呢?

就台灣而言,近二十多年社會上「公平」、「正義」、「福利」的聲音此起彼落,甚至「社會國」、「福利國」的名稱也琅琅上口,而公保、勞保、農保,甚至全民健保、老人年金、國民年金、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社會福利方案及保護措施也紛紛出籠。

加上六年國建、產業政策等政府強力主導政策的習以為常,走向海耶克所說的奴役之路是愈來愈明顯了,而這些也往往是建立在當事人的「善意」和「善心」上,但其結果卻會是「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之下場。原因何在?

追根究柢,「理念」和「觀念」錯誤及正確觀念不能生根是關鍵所在,這也就是索威爾所說的「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有求於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書」之精義,因為基本觀念就在這本書中。其實,海耶克的其他著作更是仔細而透徹的闡述正確基本理念,只是都不如這本書來得較為通俗易懂,很有必要在今日再予以推廣。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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