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02日訊】
一
「文革」結束後不久的1978年，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熱播。據電影界人士回憶，《望鄉》當年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效應，甚至超出在日本本土。原因是歷經「文革」十年，早已麻木了的炎黃子孫們，將《望鄉》視為一部「黃色」電影。許多人正是為了一睹影片中的「黃色」鏡頭，而踴躍購票「觀賞」。與此同時，「有關方面」又對電影譯製廠引進「黃色」電影，加以指責。此事距今將近40年，《望鄉》究竟是否值得重提？我曾連續數日猶豫不決。
我重新審視自己下筆的原則。首先，藝術作品的生命週期，取決於作品自身的品質。譬如《金瓶梅》、《紅樓夢》等不朽經典，不僅在幾百年後的今天，即便將來仍值得人們研究；而那些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小說，有誰還會為之花費筆墨呢？竊以為，把《望鄉》歸入電影史上的經典，絲毫不誇張。其次，我談《忘鄉》的視角，歸於經濟學，除我之外無人償試過。經濟學在解讀這部藝術電影時是否有用武之地？事實上，當代經濟學早己不再單純是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在我看來，《望鄉》的主題，已涉及新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理論（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作進一步分析）。在當代經濟學家中，對國家理論作出開創性貢獻的傑出經濟學家，先後有道格拉斯.C.諾斯、Y.奧爾森和Y.巴澤爾①。其中，不久前仙逝的諾斯教授，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二
《望鄉》的細節很豐富，劇情卻不複雜。美麗賢淑的女記者山谷圭子，為調查近現代日本婦女史，來到馬來群島北婆羅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謂「一號——九號番館（妓院）」的舊址，但舊址早已遭戰火焚毀。這裡正是20世記初許多日本少女被販賣到此，隨即又被強迫賣淫的場所。這些少女還被強加了一個集體稱謂——南洋姐，就連她們死後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戰後期日軍從南洋撤退時，遭日軍戰機轟擊被毀。
三年前，山谷圭子就已到九洲的天草調查採訪，天草與早原曾是日本對外輸出南洋姐最多的地方。圭子在一名女畫家的陪同下，偶然在天草鄉間的小餐館遇到善良的阿婆。當畫家在與阿婆的交談中，失口說出：「噢！我明白啦，阿婆大概就是南洋姐吧？」，一下便刺到阿婆內心深久的痛處。阿婆低頭沉默有頃，便離座而去。圭子緊緊抓住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追上阿婆，並靠自己的真誠、聰穎和敬業精神，逐漸嬴得阿婆的信任。這位阿婆正是影片的主角——阿崎婆。
1907年（明治四十年），阿崎還是14歲的美少女。由於貧困，加之父親去世，母親又被伯父逼為填房。人販子太郎召趁人之危，將阿崎騙到南洋北婆羅洲的三打根。彼時三打根系英屬殖民地，日本人在三打根開了九家妓院——一號至九號番館，阿崎在太郎召當老闆的八號番館。
通常認為，日本在1868年形成以推倒德川幕府為目標，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的明治維新，1889年起確立立憲制。事實上，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人人獨立，國家才能獨立」的主張，要想被東亞國家真正接受，非常困難。20世記初，日本國家為取得更多外匯實現富國強兵之夢，對人販子販賣少女到南洋強迫賣淫的罪惡，視為無煙產業，並採取了默許甚至是暗中支持的政策。被強迫賣淫的少女，用她們的肉體伴隨著心頭的滴血換取的外匯，源源不斷地流回日本國內，由此使國家獲取的外匯量，超出同時期日本在新加坡的工業投資所帶來的外匯總額。借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Y．巴澤爾的話講，國家是通過向民眾強加成本的方法，達到自己國強兵壯的目的。這種由國家向民眾強加成本的能力，被巴澤爾定義為國家權力。
影片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一組鏡頭，是少女阿崎被太郎召暴打威逼後第一次接客。嫖客是一個赤膊的粗壯漢子，皮膚黝黑雙目露出凶光，一聲不吭地將阿崎扔在床上，就退下自己的褲子，露出臀部和大腿上的刺青，然後就朝阿崎的身上撲下。這個嫖客給觀眾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直立行走的畜生。當鏡頭稍作移動，觀眾可清晰見到這嫖客腦後標誌性的辮子——原來是大清子民（讀者可點擊進入電影網站通過視頻查證）。這個性交易幾乎與強奸無區別，而幫助嫖客對少女阿崎實施蹂躪與姦淫者，正是國家——日本國。接下來的鏡頭是阿崎被糟蹋的特寫：阿崎的頭倒仰在床沿，滿臉是驚嚇、恐怖、痛苦萬分……，黑漢子頭頸掛著的鑰匙在阿崎的臉上不停地晃動，這實在是文字無法表達的悲慘。當初我在電影院看到這一幕，真有如同自己親人遭此災難的痛楚。
更不可理喻的是，《望鄉》在中國公映後，又被無數炎黃子孫視為「黃色」電影，人們爭先恐後地一睹為快。上海市婦聯的領導甚至打電話給譯製導演，責問：「你們為什用黃色電影毒害青少年？」號稱擁有五千年輝煌文明的炎黃子孫們，善惡不分、美醜不辨，已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實在令人唏噓不已。由此導演不得不先後5次在原片剪去若干鏡頭，最終有關部門還邀請巴金、曹禺等文壇老人，在媒體撰文，對《望鄉》應如何理解作開蒙式解釋。幾十年過去了，記不清當初巴金與曹禺在文字裡，是否將阿崎遭遇的第一個嫖客，正是炎黃子孫的細節帶了一筆。
三
一部優秀的電影，其主題往往是多元的，同樣，《望鄉》最值得推敲的，也是她的主題。
劇本原作者山崎朋子認為，《望鄉》所要表現的，是上世記初日本婦女鮮為人知的悲痛歷史，並借助阿崎婆這一形象更生動地折射出來。事實上這段歷史已被國家故意忽略，因此反使《望鄉》主題的意義更加突出。山崎的觀點，也是人們普遍容易接受的觀點。
導演熊井啟則認為，《望鄉》所要表現的其實是戰爭。日本在20世記發動的戰爭，第一步是把十幾歲的女孩子騙到南洋充當妓女，由此所獲得的外匯，成了那些「愛國主義者」實現富國強兵的基礎。到了昭和年間，隨著國家吸足了南洋姐們的血，軍事實力開始強大，加上一戰中日本成為戰勝國，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依靠南洋姐們出賣肉體了。這時的「愛國主義者們」又覺得南洋姐們的無煙產業有礙觀瞻、有傷國格；同時也更因為依靠槍桿子的掠奪，比少女賣身創匯的效果更理想。這實際上含有將南洋姐充當日本軍隊的先譴部隊的意味。當二戰後期日軍遭受盟軍攻擊後遭到慘敗，又將留在南洋的同胞住地瘋狂地實施轟炸，包括南洋姐們受盡淩辱的三打根九家妓院，甚至南洋姐們埋葬異鄉的墓地也遭毀壞。
他們滿以為，國家的罪行由此可以瞞天過海，在將來的史書上也可一筆勾銷。
四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認為《望鄉》寫的其實是人性的冷漠。看！當初少女阿崎被騙離開家鄉，母親、哥哥悲痛欲絕。昭和六年，身心俱傷的阿崎回到九洲的故鄉天草，母親早已亡故，她所見到的是哥哥的無情。哥哥和嫂嫂依靠阿崎匯回的錢，造了寬敞的住宅並有了洗澡間，卻又因阿崎在南洋的「名聲不好」，將阿崎視為陌路人。嫂嫂擔心用了阿崎寄回的錢造的房子，阿崎會提出分割，哥哥的一句話更令阿崎幾乎崩潰：「她敢！這房子我已經登記了，不許她碰一根手指頭！」曾經是骨肉至親的哥哥，早已變成另一吸血鬼，另一名殘忍的掠奪者。
傷心欲絕的阿崎，無奈只得重返婆羅洲。親情的冷酷使她失去最後的精神支柱，她發瘋似地狂拋自己用血淚換得的積蓄，然後隨另一名南洋姐到哈爾濱尋求生存。阿崎在哈爾濱嫁給一個皮匠，生下兒子永志。誰知二戰的戰火又燒毀了這個家庭，丈夫也在戰火中喪生，阿崎又帶著兒子回到日本京都。當把兒子扶養成人後，兒子也開始瞧不起自己的母親。無處生存的阿崎被兒子送到原先的老家——天草，住在破舊不堪的茅屋裡，兒子不願來看她，媳婦也不願給她寫一封信，任她自生自滅。這就是人性！此時阿崎早已是風燭殘年的阿崎婆。
當從東京來的年輕女記者圭子找到阿崎婆，並願意住在阿崎婆家裡的時候，對親情萬分渴望的阿崎婆，早已激動得手足無措。圭子在阿崎婆那裡住了三個星期，善良的阿崎婆不僅將圭子當成自己的兒媳婦，而且把自己早已塵封的慘痛往事，全向圭子傾吐出來。人性的美與醜，在電影裡有著鮮明的映襯。臨別的時候，圭子給阿崎婆留下紙幣以略表一點心意，阿崎婆拒收了圭子的錢，卻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希望圭子留下一條洗臉用的毛巾，目的是讓她在今後孤獨的日子裡，每當看到毛巾，便能回想起圭子給她帶來溫馨與親情。
阿崎婆從圭子的手裡接過毛巾，輕輕地帖在臉上，心情一下子變得十分沉重。她轉過身嗚咽著哭起來。那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抽泣，那是一種撕心裂肺的哀鳴，仿佛是將她一輩子忍受的屈辱與慘痛向圭子陳說，在我看其中夾帶著對親情的徹底絕望，令人永遠難忘。
五
我謬以為，阿崎婆悲涼的哀哭，不啻是一種控訴。阿崎婆控訴的是誰？阿崎婆控訴的對象既不是人販子太郎召、義三郎等人渣，也不是嫖客之類，阿崎婆所控訴的其實是國家——日本國。電影《望鄉》提出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民眾為什麼需要國家？國家究竟應當為民眾提供怎樣的服務？這就涉及到當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之一——國家理論。
民眾需要國家的理由，最早由英國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列維坦》(Leuiathan)一書中指出：國家的設立，可以讓人們走出叢林法則，免遭相互掠奪之災。到了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政府論》中，已率先將人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的保護，視作國家的管理層——政府的首要責任。國家不過只是一個有資格使用權力或強制力的機構，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國家概念的神聖化處理——將國家提升為「倫理理念的體現」與「具體自由的體現」——差不多就是酒鬼的夢囈。不幸的是，從19世記起黑格爾關於國家的倫理精神與國家意識形態，被一部分人奉為金科玉律，直至今日。
應當明白，國家家僅僅是工具——為公眾服務的工具而非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沿此路徑，當代經濟學對國家理論作出新的突破者，是道格拉斯‧諾斯。諾斯從國家對產權保護的角度切入，認為國家憑藉對「暴力潛能」的壟斷，可以低成本地供給產權制度（產權界定與產權保護），也可以低成本地改變或取消產權制度，這就是著名的「國家—產權悖論」。易言之，國家作為制度的供應者與實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護人們的財產權、生命權和自由權，也可能以國家的名義，對人們的正當權利輕易帶來傷害，保括對財產權、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剝奪或變相取消。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斯指出：「國家僅僅在使那些統治國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標的範圍內，促成和界定產權。」也就是說，只要有利於少數統治者福利最大化，他們完全可以借助國家的名義，甚至不必借助國家的名義，對民眾的權利作出傷害。顯然，阿崎等一批南洋姐，正是日本國家「暴力潛能」下的犧牲品。
Y．巴澤爾是繼諾斯之後，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又一位對國家理論作出重要建樹的經濟學家。在《國家理論》一書中，巴澤爾將國家權力定義為向他人強加成本的能力。但如果由此進一步推論：一個國家的強大，對外就是向別國強加成本的能力，對內即是對民眾強加成本的能力，這就意味著權力已被濫用。另一位經濟學諾獎得主O．E．威廉姆森指出：人與人無不處於合約的簽訂與實施中，但由於簽約某一方的機會主義和資訊非對稱等原因，對簽約的另一方即意味著風險。此時需要合約的協力廠商實施，以保護風險一方的權利不受損害。巴澤爾繼諾斯提出國家是制度的供應者與實施者之後，提出國家應當是合約協力廠商實施主體的理論。舉例而言，某開發商借助強勢，將一個未經你同意的拆房合約強加於你，然後派人欲拆你的住房，此時應當向你提供保護的是誰？是國家！因為國家具有向開發商強加成本的能力，國家又是合約的協力廠商實施的主體。在我看來，只有當國家作為好的制度的供給者和實施者，只有當國家把保衛民眾及其一切權利放在首位，才是社會每個成員必須愛國的理由。
在電影《望鄉》中，人販子太郎召，借助阿崎等南洋姐對未來資訊的缺乏，用了300元成本與阿崎等少女簽訂的合約是一種違法的欺騙性合約，此時應當有國家出面行使合約的第三方實施，才能為阿崎等少女們提供保護。事實上，國家沒有提供協力廠商實施的保護，反而為了爭取外匯實現富國強兵之夢，默許和助長了人販子的合約欺騙。這種完全背棄對民眾權利保護的國家，這樣的富國強兵，對於受到國家傷害、歷經無限悲痛的南洋姐們，究竟有什麼意義？難道還要求南洋姐們高唱「愛國主義」頌歌？比作為原型的阿崎婆略年長的英國哲學家B．羅素說：「愛國主義最容易導致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為國盡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殺人，……」(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這對上世記的日本國而言，不僅再貼切不過，而且不幸早已言中。
六
太郎召死後，阿崎等4人被阿菊媽收留。阿菊媽是比阿崎更早流落異鄉的南洋姐，也是依據自身經歷對「國家」看得更透徹的長輩。阿菊媽在臨終前，沉痛叮囑阿崎等4人：「你們千萬別再回日本，你們回國絕沒有好結果！」讓人感到南洋姐們與自己國家的分離是一種永久斷裂，他們不會原諒自己的國家。阿菊媽拿出自己的積蓄，在三打根郊外的密林中為南洋姐們修建了公墓。二戰後期，窮凶極惡的日軍在撤退前，轟炸了這片密林中的公墓，用意在於將南洋姐們苦難的歷史遺跡掩蓋掉。當圭子來到這片殘存的墓地祭奠時，忽然發現，這些南洋姐們的墓碑，全部背對著日本。這是一組震撼人心的鏡頭，是對自己國家沉痛的譴責。圭子傷感地含著淚水喃喃自語：「她們背朝日本，長眠地下！……」是的！每個南洋姐，她們對故鄉雖有著夢牽魂縈的懷念，這是電影取名為《望鄉》的原因；但是她們又絕不會嚮往被稱為「祖國」的國家——日本，他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的國家。愛國不能沒有理由，這個理由全在於，國家是否成為一個好的制度的供給者與實施者；國家是否成為對民眾保護的主要力量。《望鄉》的國家理論認為，既然國家對南洋姐們造成的傷害如此深重，甚至死後也不得安寧，難道還要求她們在長眠在地下後，繼續作出「愛國主義」的奉獻嗎？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