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崩壞（五）上篇

【大紀元2018年09月27日訊】

八、台商怎麼辦？政府如何做？

自1978年底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以來，台商赴中國經商投資就絡繹不絕。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的特殊環境，政治經濟糾葛不清，台商的角色及所擔負的風險也難免微妙和不確定性高。近30多年兩岸經貿的演化究竟如何？在中國經濟走下坡下，台商將如何因應？台灣政府又將如何作為？

(一)台灣外貿的演進

台灣是一個海島，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自1950年代末期在尹仲容領導下，展開「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打破保護主義藩籬之後，外貿的重要性就愈來愈凸顯。以進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來看，迄1968年已逾50％，到2006年且超過90％，迄2014年為止，除2009年外，近10年來每年都超過100％。

在中國放權讓利、改革開放之後，台灣原本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市場的態勢逐漸轉向中國，自2002年開始，台灣對中國的出口總額已超過對美國的出口總額。以2014年的數據看，台灣對主要國家或地區貿易表現延續上年增長趨勢，對中國大陸及香港、美國、日本、南韓和歐洲的出口成長幅度皆高於整體出口成長。出口比重超過10%者依序為中國（26.18%）、東協六國（18.68%）、香港（13.56%）和美國(11.11%)，惟對中國大陸出口僅成長0.41%。同期間，台灣自主要國家或地區進口除自日本及南韓外，其餘均呈正成長；其中自中國大陸進口成長超過一成，較為顯著。若中國和香港合計，出口比重在2014年高達39.74%，較上年增加2.83%；進口則占18.15%，增加率12.38%。

進一步觀察台灣製造業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以中國自台灣的進口值除以台灣總出口值的百分率表示），就2015年的資料來看，高於整體經濟（38.97％）的業別共有9個，依數字大小分別是光學；照相；計量；醫學等產品（77.32％）、精密儀器；鐘錶；樂器(71.58%)、石料膠泥水泥陶瓷玻璃及其製品（52.37％）、電子產品（49.88％）、化學品（48.83％）、塑膠及其製品（43.55％）、電機產品（42.69％）、機械及電機設備(42.66%)，以及塑膠橡膠及其製品（39.72％）。

(二)台灣對外投資的今昔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曾大力依賴外援，尤其是美援和日資，迄對外貿易興起台灣經濟奇蹟出現，逐漸開展「對外投資」，早已大於外人赴台投資。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台灣對外投資始於1959年一筆對馬來西亞水泥廠以機器折價所做之投資。在1980年代以前，政府「核准」的對外投資並不多。自1959年至1979年，台灣對外投資的累積金額約為59百萬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菲律賓、印尼，以及美國，而主要行業為食品飲料業、化學製品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業，以及貿易業。此一階段台灣對外投資的型態屬於擴張型，亦即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海外行銷據點（美國），掌握天然資源及生產所需之原料（東南亞），而在分工方式上則屬垂直分工。

到了1980年代，台灣出口品結構改變，電子及電器製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由於此類產品較其他出口品更需要在出口國設立行銷據點，以進行建立自我品牌、售後服務等行銷策略，因此許多生產此類產品的廠商紛紛進行海外投資，使得1980年代初期台灣對外投資迅速成長，此由國民生產毛額（GNP）自1983年起即超越國內生產毛額（GDP）可以得知。發展的另一個可能因素則據有關研究表示，是政府逐漸重視與肯定對外投資的重要性，其具體作法包括修改對外投資法令以降低對外投資廠商需具有的實收資本財務標準，以及對屬於天然資源之開發或加工給予租稅獎勵。自1980年至1986年，台灣核准對外投資累計金額約二億一千萬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美國，主要投資行業為電子和電器製品業，以及化學製品業。

如上文所述，1980年代中期起，台灣國內部投資環境迅速惡化。最常被提及的肇因，除了全面勞工短缺，造成實質工資及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上升之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新台幣價值高升、治安惡化、生活品質低落，以及環保意識抬頭等，使得對外投資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其投資型態與分工方式也明顯改變。自1988年至1993年，台灣核准對外投資累計件數超過1千6百件，金額高達67億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美國及馬來西亞，主要行業為金融保險業、電子和電器製品業，以及化學製品業。雖然此階段的許多對外投資仍具擴張性及垂直分工的性質，但愈來愈多的投資則具防禦性（定義於下文說明），而且具水平分工的性質。此點可由對東南亞諸國投資急遽上升予以說明。另外，政府於1987年 7月公佈實施〈管理外匯條例〉，加速外匯自由化，並且於1989年大幅修改對外投資之法令，修改對外投資方式、種類、範圍的規定，廢除財務標準，並明訂廠商之權益。這些有關法令的修改對此階段對外投資的增加，可能也有所貢獻。

台商赴中國投資是近三十多年來台灣對外投資的一大特色。為了從事經濟改革，中國自1980年代起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其中也包括台灣的廠商。但是，早期因為法令限制，許多國內廠商對中國的投資都是私底下透過香港來進行。由於依當時的法令，對中國的投資是非法的，因此官方統計資料並無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及產業。一直到1990∕1991年，政府才公布法令，使對中國間接投資合法化。自那時起，對中國地區的投資金額及產業分配比例，才正式列入官方統計資料。由1991年、1992年、1993年台灣核准對外投資金額及產業分配比例數字可以看出，對中國投資占台灣總對外投資比例在這段期間急遽上升，由1991年的9.5％上升至1993年的65.6％。而對中國地區投資的產業集中於食品飲料業、塑膠製品業、電子及電器製品業，以及器械儀器業。

據行政院經建會(現今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出，1996年台灣對外投資不論件數、金額都創下歷年新高記錄，顯示台灣掀起第二波對外投資熱潮，反映台灣企業採取國際化的經營策略，相繼赴海外設投資控股公司。

經建會分析，這項第二波對外投資熱潮有兩大特色，以服務業領軍，與90年代初期的第一波由製造業掛帥不同；其次，第二波是為了追求國際化，第一波卻是企業因應國內投資環境急遽變化，紛紛赴東南亞、中國尋求較低成本的投資地區。

1996年對外投資大幅增加，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由1995年的1%，提高為1.3%，是1990年以來最高，經建會表示，就對外投資與國內民間投資金額相較，1996年對外投資占國內民間投資金額10.9%，也是1990年以來最高水準，對外投資已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管道。

在1996年，美洲已取代中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對外投資地區。不過，就單一國家而言，中國仍是台灣對外投資最大的國家。經建會指出，1996年台商對外投資地區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區、中國與其他亞洲地區。

據學者們對海外投資依不同的標準分類分為各種不同形式的投資，依其對資本形成的影響可分為三種情況，若國內與國外投資間有替代關係，稱之為「古典情況」；若對外投資不影響國內資本形成，稱之為「逆古典情況」；若對外投資不減少國內資本量，但能增加國外資本形成，則稱為「反古典情況」。

對外投資尚可由生產產品的分工方式及投資的主要動機分類。依生產產品的分工方式分，若海外子公司生產之產品與母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層次不同，而為母公司的上游或下游產業，海內外生產為上下連貫的關係而不互相排擠，則稱為「垂直投資」(vertical investment)；反之，若海外子公司生產之產品與母公司所生產者無上、下游的關係，則稱為「平行投資」（horizontal investment）。若依投資的主要動機分類，則可分為「防禦型」與「擴張型」兩類對外投資。一般而言，「擴張型對外投資」指那些以擴充企業的營業、追求企業的成長，而常含有欲達成某特定目標之投資，如為擴大銷售市場、分散投資風險、確保生產資源、地主國公共措施、租稅及其他優惠措施使投資有利等；而「防禦型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則是由於在本國生產的比較利益喪失，為挽救出口頹勢而轉至國外投資，以利用地主國廉價的勞工、土地等生產資源，在海外延續其企業生命。雖然對外投資可依不同的標準而有上述的分類，但是各分類標準並非互斥。例如擴張型的對外投資通常與母公司採垂直分工，而國外資本形成與國內資本形成是互補的。相反地，防禦型的對外投資與母公司則採水平分工，而國內、外的資本形成則是相互替代。一般最常用的對外投資分類是依動機區分，亦即分為防禦型及擴張型二種。

經由上述台商海外投資的歷史演進，可以大略地說，台商赴海外投資起先是為尋求海外據點的「擴張性」型態；到1980年代中期，由於國內生產因素相對昂貴，加上投資環境安定性趨向惡劣，以及全球各國、尤其共產世界紛紛倒向自由經濟體制，提供廉價生產因素（人力和自然資源、租稅優惠等）、特別是中國更對台商形成莫大吸引力，於是防禦型對外投資特性逐漸轉強，並由中小企業漸漸轉向大型投資案。

依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外投資統計，國內核准對外投資金額於2000年達高峰（507,706萬美元），之後5年趨於下降，2005年總投資金額為244,745萬美元，較上年減少93,457萬美元，負成長27.63%。但2006年卻又大幅上漲，2007年再續漲，2008～2010年又下滑，2011年再上揚，2012年且大漲至809,864萬美元，2013年滑落為523,227萬美元，2014年卻又反漲為729,368萬美元，可見台灣核准對外投資近十年來波動起伏甚大。

同樣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中國投資統計，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於2010年達到最高（1,461,787萬美元），之後三年趨於減緩，2013年減至919,009萬美元，2014年又增加為1,027,657萬美元，成長11.82%。各業別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對中國投資金額歷年來大都居於首位，1991～2014年其投資占比18.84%；而金融及保險業自2011年起成長快速，其投資占比已躍居首位，2014年高達16.14%。隨著海外經營當地化的調整，台商海外經營策略已逐步地由以往防禦性的投資型態，轉向以市場擴張型態來發展。

劉孟俊、陳靜怡、林昱君（2006）即曾就對外投資業者海外經營當地化趨勢作探討，他們並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歷年〈對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及〈赴中國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做進一步解析。他們的研究指出，在經營當地化過程中，可由「市場導向」、「當地採購」、「當地人才進用」及「技術當地化」等四個面向來觀察（表1）。換言之，當這些面向在地化比重逐漸增加時，即表示經營當地化的依存度在提升中。

表1  海外經營當地化之面向

資料來源：劉孟俊、陳靜怡、林昱君（2006）〈台商對外投資事業經營的當地化〉；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2005）〈2005年中國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

(三)兩岸經貿投資—過度開放或不足、過度依賴或互補不足

儘管如數據所顯示的，台灣對中國投資在2005年曾有退潮現象，但2006年又增加，近十年呈現漲跌起伏，比起其他國家來還是遙遙領先。一直以來，兩岸經貿投資到底是過度或不足？是依賴或互補？兩種對立的說法爭論不休。

台灣產業西進中國究竟應開放或管制從來都是兩極交鋒，根本無法獲得共識。表面上，政府政策是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似乎是由管制朝向開放，究其實都是在「開放程度大小」之間擺盪。不過，不管政府政策如何，三十多年來兩岸經貿愈來愈熱絡似乎是一般人的共同印象。大體而言，由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品；由中小企業到大企業；由貿易往來到對外投資等等走向，應是兩岸經貿歷史過程的寫照。

由於兩岸間的複雜關係，再因意識型態的南轅北轍，台灣內部一直存在被冠稱為「本土派」和「親中派」之截然不同看法。前者認為兩岸的經貿關係愈熱絡，台灣經濟愈危險，「產業、資金被掏空」會是最後的結局，因而必須祭出管制政策來防止；後者則認為應順應全球化潮流，應善加利用中國的資源和市場，而近幾年台灣經濟還能維持不差的局面，就是拜賜和中國的緊密經貿往來。前一種觀點以李前總統主導的群策會和台聯為主，再有數位旗幟鮮明的專家學者，我們就舉前國策顧問黃天麟2006年8月1日發表在《自由時報》的〈另一場經濟浩劫即將開始〉一文的內容為代表，茲引述如下：

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官商主導的「經發會」將「積極開放」的政策予以定調，當天政府官員、企業無不興高采烈，向「基本教義派」說了一句Bye Bye。不久政府就一舉開放了包括筆記型電腦等七千多項產品赴中國投資，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從此將步上坦途，榮景可期。

六年過去了，累計這六年，投審會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達到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九年間核准金額的二點四倍，去年超過七成的海外投資都到中國（六年前為卅三％），「積極開放」是做到了，但台灣的經濟卻從此失去了動力，六年的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僅三點六％，落後於韓國的五點二％（以前台灣優於韓國），二○○五年每人的ＧＤＰ一五二七一美元，僅比二○○○年的一四四二六美元增加八四五美元，同期間韓國增加五五三八美元，達一六四二二美元，增加額幾近台灣的七倍。為什麼？因為台灣的企業都到中國複製台灣的過去（註：韓國對中國投資僅及台灣的十分之一），忽略了對台灣之投資，亦怠慢了研發、創新與轉型，競爭力自然無法真正提升。關廠當然帶來了失業，失業壓制了薪資，使得台灣經常性薪資連續三年呈現負成長，失業也帶來卡奴，卡奴創造了自殺，依衛生署統計，去年的自殺率與二○○○年相比增高了六十八點八％，顯然這是一場浩劫。

可是民進黨政府似乎仍未能從過去的失策得到教訓，六月又搬出了「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從議題之設定、代表之選派、說帖及建議方案，自始就是以滿足企業西進之訴求為目的，欲藉經續會之背書予以正當化。所幸在包括台聯立委及許多代表鍥而不捨地堅持下，若干西進主張未能明目張膽地全部過關，但不幸又在全體會議中強行列為其他意見，作為行政院往後推動的依據。看來台商回國上市（透過國際版）、四十％投資中國上限、銀行業登陸及參股、變相直航等，將來都會在民進黨政權主導下逐步推動。

經續會後台灣會起死回生嗎？「經發會帶來六年的浩劫是因為開放不夠徹底，再一次大膽開放，就會使台灣經濟如一條活龍」的傾中統派理論，若民進黨政府真要將其奉為圭臬，那就快點實施吧！終極統一目標之達成，是無需太長的時間的（註：當然我們仍希望政府能懸崖勒馬）。

四十％上限之解除將會使台灣明、後年的國內投資率再掉下一至二％；台商回國上市必將使台灣股市的本益比進一步降低，降低資本市場籌資的功能；幾年之後，那些回台上市公司的五鬼搬運戲碼開始上演（因中國之資訊不明），散戶及大眾之儲蓄，將被這些台商一刮而盡；銀行登陸或可增加銀行之海外利潤，但國內授信即必相對被排擠，進一步迫使企業外移；直航或許提升對岸在台觀光、購屋之興趣，但賣台房地轉向大陸沿海之誘因也將大幅提升，台北地區房地產價格必因此呈緩慢下落之局；政府稅收嚴重不足，但稅源（企業）都已遠飄（大部分資產已在中國），什麼「加值服務島」，將只是海市蜃樓（因為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到了二○一五年，台灣將得依靠中國沿海地區幹活的台勞匯款生活。倒楣的是，到時那些統派學者還會反噬說：「就是因為台灣當局意識形態治國，對中國開放得太慢，失去先機，才會讓台灣落得如此地步！」反正那時五星旗已是滿天飛揚，所有的詮釋權都在他們的手裡了！

至於開放派或親中派的論點，到處都可看到，我們舉2006年8月17日《經濟日報》的社論為代表，也引述如下：

經續會結束雖獲得516項共識，但業者所期盼的開放兩岸直航等重要議題，由於台聯黨代表以意識形態立場，全面阻擋，致胎死腹中，回到原點。而且有學者幫腔，質疑台商到大陸投資賺大錢，對台灣經濟究有什麼好處？迄今未見主管機關提出說明。本報以經濟專業報紙立場，有責任對台商到大陸投資，對台灣經濟產生哪些利益，提出我們的分析，以供國人參考。

(一)提高出口增加率。台灣因內銷市場狹小，主要靠出口來帶動台灣的快速成長，近年來其他開發中國家紛紛跟進學習，成為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典範。由於台商到大陸投資，其所需的機電生產設備，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零組件及半成品等，絕大部分是由台灣出口供應，帶動了台灣對大陸出口的大幅增加。政黨輪替六年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4.9%，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16.6%，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8.2%。

(二)由入超轉變為出超。近六年來，台灣對外貿易出超1,036億美元，但對大陸出超則高達2,124億美元，較總出超高出一倍以上。易言之，若不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創造的對大陸巨額出超，台灣早已成為入超國家；而目前央行所擁有的2,600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500億美元了。

(三)擴大外需提高經濟成長。自政黨輪替以來，國內投資及生活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影響民間投資與消費的提升。因而內需的增加，自過去每年增加6%以上，近六年來降為每年僅增加1.7%。而近六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尚能有3.6%，主要靠外需即出超迅速擴大的貢獻，而近六年出超迅速擴大，又全賴對大陸出超的擴張。近六年來，若沒有對大陸巨額出超，變為入超國家，外需將大為萎縮，則近六年來台灣的每年經濟成長率，就降到2%以下。

(四)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出口的大幅擴張，不僅刺激投資的增加，加速經濟成長，也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全民獲益。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製的2001年台灣產業關聯表資料，推估去年對大陸出口716億美元，可創造135萬個就業機會，減去1999年已創造的54萬個就業機會，六年來對大陸出口的增加，增加了81萬個就業機會，遠超過產業外移所裁減的人數，使總就業人數還能增加55.7萬人；即使產業外移裁減員工人數較多的製造業，其就業也增加12.3萬人。若沒有對大陸出口的快速增加，所創造的大量就業人口，台灣的失業率早就超過10%了。

還有很多人認為台商將大量資金持往大陸投資，使資金大量外流；其實兩地經貿交流，其資金往來，不能單看投資這一面，還應將兩地貿易往來及匯出入款計入，算兩地資金往來的總帳，才能確定資金是外流或是內流。

據經濟部核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金額，至今年6月底止累計508億美元，加台商透過第三地如維爾京群島、香港、新加坡及美國等地轉到大陸投資，以及台商在大陸投資賺的錢，因當地投資機會多，沒有將賺的錢匯回台灣，留在當地再投資，估計台商在大陸投資總額約有1,500億美元。另個人歷年來匯往大陸的匯出款120億美元，兩項合計1,620億美元。可是根據海關統計，近十年來，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的出超高達3,014億美元，減去台商對大陸投資及個人對大陸匯出款，台灣淨賺1,400億美元。因此兩岸經貿交流，算資金往來總帳的淨結果，不僅台灣資金並未淨外流大陸，反而是大陸資金大量向台灣流，應是資金內流。何況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所有權，還是屬於台商。

由於台商在大陸巨額投資，所賺的錢雖未匯回，而在當地用作再投資；但其所創造出口的大幅增加，加速經濟成長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對政府稅收與老百姓就業的增加，以及整體經濟都有好處，是無庸置疑的。

《經濟日報》的該篇社論還曾引起一場筆戰，不論如何，我們可以發現，同一樣事實數據，卻有截然相反的解讀。所以，這樣的爭論恐怕是沒有意義的，而對政策究竟應開放或管制的辯論也恐怕是無謂的。前立法委員林濁水在詳查兩岸的產業現狀，諸如：台商的全球運籌布局，兩岸IC、PC的比較利益布局，中國內需市場的進入等等現狀後，就感嘆說：「所謂三不三通、要不要維持40%對中國投資上限、台灣依不依賴中國、邊不邊緣化、或者亞不亞太營運中心等等，從經濟面來說，都已經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然而雙方卻仍然捉住這樣的題目，耗盡力氣熱戰不已，而真正的政策發展策略，就被耽誤了。」

由上文所列出的各項數據，所反映出的現象已被不少論者認為台灣對中國經濟已經「依賴過度」了。雖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過度依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超過四分之一，甚至達一半以上應該是頗高的了，因而由貿易、投資和產品結構這三項數據顯示「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到底「過度依賴」的缺點何在？論者也舉出相對年度的失業率來比較分析，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在2000年時還只2.99%，2001年就跳升為4.57%，2002年達到最高峰（5.17%），2003、2004年和2005年雖然回降，但仍分別達4.99%、4.44%和4.13%，迄2016年，仍在4%左右徘徊。單以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平均失業率兩種指標數據，在近幾年幾乎呈現亦步亦趨的正向變動而言，會有「台商西進讓台灣產業與經濟掏空，就業機會流失、失業率上升」的結論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這樣子的推論必須做進一步檢視，而且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況且1996年以來台灣勞動市場受「制度性」因素（特別是勞工法令）的衝擊頗大，加上台灣平均失業率的跳升比赴中國投資比重躍升還早了一年，因果正好與勞動面是落後指標、比較慢反應的理論預期正相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忽「依賴」在兩岸間的意涵。我們知道，在自由民主社會裏，「交易」、「貿易」是自然出現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處可見，自給自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說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賴」都是可以的。所以「依賴」原本不應該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其實，「貿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兩國間貿易的熱烈程度，而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就是說台灣產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國，而日本則是台灣最主要的產品供應國，亦即台灣自日本進口很多東西。因此，說美國和日本是台灣經濟最「依賴」的兩個國家，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雖然多年來也都有「應該分散市場」的聲音出現，但都不是那麼的憂心。那麼，三十多年來，在中國門戶開放、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下，依「比較利益原理」，兩岸經貿逐漸熱絡，迄今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相對轉移到中國，為何就會有「憂心忡忡」的聲音出現？

再就「對外投資」來看，它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後就會出現的自然現象，為何台商到東南亞或中南美洲國家投資就沒有「依賴、掏空」的顧慮，但赴中國投資卻有另番憂疑呢？1980年代風行中南美洲的「依賴理論」正可說明，該理論係以「人治社會」為背景發展出來的，亦即不論是貿易或投資，由當權者一個命令就決定「開放」或「停止」。當貿易或投資比重到某一程度時，基於政治利害突然喊卡，當事者的損失絕對慘重，於是「經濟人質」就出現了，亦即商人只能順從獨裁者的命令並依其指示行事，否則財產、事業，甚至生命都不保。那麼，當今的中國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中國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的遭遇就可知一斑，許先生的飽受威逼利誘，在日本《產經新聞》2005年4月26日刋出的「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長伊藤哲夫調查報告中已證實，這對其他台商自然產生「寒蟬效應」。既然中國已暴露其「人治、極權體制」的現實，在「政治干預、指導經濟」下，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經濟原理在那裏就行不通，而「台灣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當然就不會是好事了！那台灣產業要往何處去？最好的辦法是中國體制轉為「民主法治」社會，而建立台灣為「公平公正安全和諧舒適的生活和投資環境」，屆時「全球分工」自然就會導引產業往最適合發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煩勞政府從事規劃、保護。因此，全球人士一起來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2004年底以來中國內部掀起「退（共產）黨」熱潮，顯示共黨倒台徵象已露，推波助瀾的良機不可錯過！

撇開上述敏感话题不談，就是「純經濟面」，光是貿易摩擦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就已非常棘手。我們知道，台灣近年遭受貿易對手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的情形雖漸趨緩。但根據WTO的統計，中國卻早已成為全球WTO成員中，遭受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從1995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球反傾銷措施共2,743件，其中針對中國商品的就有430件，約占16％；1995至2014年間，會員國提出的反傾銷申訴中，中國更占約25%，遠超過其他國家。

此外，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出口產業面對各國實施的非關稅障礙日增，其中即有高達60％的出口企業面臨其他國家實施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對中國每年整體出口的影響金額高達400到500億美元。兩岸如何有效預防與因應貿易摩擦及各式的非關稅障礙，尤其台商應如何避免被波及，有必要認真審慎思索。

再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兩岸競爭力」訊息。那是多年來一直備受矚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報告，2005年的資料已經顯示，在接受評比的60個國家與經濟體當中，台灣的競爭力排名由上年的12名晉升1名至第11名，而馬來西亞、西班牙和中國三個國家的總排名滑落，中國退步7名至第31名，退步名次幅度居全球第二（僅次於馬來西亞的退步12名）。

IMD特別指出，這反映企業界對中國快速成長情勢能否持續之質疑，也點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限制因素，包括薄弱的金融制度、基礎建設，以及公司治理等。這個評論與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中對中國的評比可說異曲同工。

WEF製作的競爭力排名，和IMD一樣受到全球矚目和重用，可說深具權威性和公信力。在102個接受WEF評比的國家中，該年發布的2003年～200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競爭力總排名退步6名，主因有三：一是公共制度品質惡化，二是公部門的貪污情況嚴重，三是司法獨立性表現不佳。這三項原因和IMD2005年的說法大同小異，都直指制度面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IMD在2004年的評比中，還將中國的名次上拉五名，而WEF在2004年仍持續拉低中國排名，由第44名降為第46名。因此，WEF維持一貫看法，而IMD在2005年也跟進。

所以，至2005年這兩個名聞全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發布機構，已都有志一同指出中國面臨「制度性危機」，以另一個名詞來表示，就是出現「後發劣勢」。顧名思義，「後發劣勢」是「後發優勢」的相對名詞，後者早就被學者提了出來，意思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學習先進國家，由於可以吸收長處且避免犯相同錯誤，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亞洲四小龍就被公認是顯例。不過，近年卻有「後進國家可模仿先進國，少走彎路，但可模仿制度，也可模仿技術，前者會有『後發優勢』，後者則走向『後發劣勢』，甚至於陷入『後發者的詛咒』，亦即被一時的成功沖昏了頭而志得意滿，忘了進一步改革發展」的說法出現。

如上文所說的，2004年7月7日去世的華裔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走向卓有深厚研究的楊小凱，早就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劣勢」，當技術模仿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物質經濟固然有所斬獲，但「人治」、「極權」體制卻鐵板一塊，中國依然抱持「共產體制」不放，想要實施不可能實現的「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知「民主、自由、市場」是成熟自由經濟的特徵，只有在民主法治體制下，生命財產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確的市場規矩可以遵循，進一步發展成「安和樂利」的社會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國趕緊放棄共產走向民主體制，否則「後發劣勢」是無法扭轉的了，早在十年前，IMD和WEF的報告就予以證實，而中國的社會問題叢生其實也早已相印證了呢！「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應非虛言。那麼，熱衷西進的台商們，怎能不戒慎恐懼呢？（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