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淪陷與疏離

作者:沉靜

我這一生,是服過了毒的一生。──蕭紅(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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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是去世77年的女作家蕭紅(1911─1942)的忌日,從網絡緬懷文章和網友的反饋來看,有彈有贊,惋惜斥責兼而有之,她被嫌棄的短暫一生堪比狗血言情劇,仍是遠超作品的關注焦點。

火燒雲栽進大泥坑

1942年初,在香港病重時,蕭紅向陪伴身旁的駱賓基喃喃低語:王大媽在外孫女的萬花筒裡看到自己和女兒的人生軌跡,那樣美麗而迷幻。可事實是她們周而復始地過著勞碌而麻木的日子。窺見這一切的王大媽活不下去了,灰心而死。

回首來時路,31歲的她講了最後這個關於追尋和宿命的故事。

當蕭紅還是花季少女張乃瑩(張廼瑩,「廼」同「乃」)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她的萬花筒,她是為了愛和自由的永恆憧憬而出走黑龍江呼蘭縣的娜拉。

影視中的蕭紅扮相秀美而有均衡感,但至少1930年19歲的張乃瑩僅僅是個東北偏遠小城的土妞傻妹,那種讓人替她捏把汗的懵懂、稚拙、莽撞是裝不出來的。看她逃婚在北平(北京)女師附中讀書時的照片,剪短髮,穿西裝長褲,像個小伙子。猛、楞、倔,初生牛犢不怕虎,無知無畏的奮勇。

她童年最快樂的時光,是與祖父相伴在後花園玩耍的日子。1919年五四運動時,才8歲的乃瑩就死了母親,言傳身教的傳統女性參照範本缺失,又與娶繼母的父親冷淡疏遠。念初中時,她看了魯迅、茅盾、美國作家辛克萊等人的作品,深受新思潮的影響。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易卜生《玩偶之家》裡的娜拉一度成為女權主義的代言人,全國各地湧現了反抗包辦婚姻、尋求婦女解放的「新女性」。北平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廬隱、石評梅、冰心、凌叔華、丁玲等女作家閃耀文壇,大學解除女禁,北大、北師大人才薈萃,令聰穎好學的她心馳神往。

這位地主家的女兒已由父親做主許配給小官僚富商之子汪恩甲,但能帶她奔向新世界的表哥更讓她心動。她想退婚到北平讀高中,父親堅決反對,汪張兩家正在籌備婚事。除了儘早嫁人,身為有名望的鄉紳、呼蘭縣教育界頭面人物的父親,並不覺得能寫會畫的女兒有培養才藝的必要。汪恩甲相貌堂堂,以未婚夫的身分常去女校看望乃瑩,乃瑩還給他織過毛衣,算是兩情相悅、門當戶對的好姻緣。訂了婚還這麼不安份、異想天開,不像個大家閨秀的樣子,到北平不知要惹出什麼有損張家清白門風的事來。父女倆同樣倔強,越是壓制,越是激起強烈的逆反。

在五四話語裡,充斥著對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和妖魔化,這種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的偏激思維方式極具煽動性,什麼「吃人的禮教」、「三綱五常之禍,四維八德之毒」、「家庭是萬惡之源」等等……自由戀愛的新風尚使無數傳統家庭遭遇前所未有的「地震」。五四白話文小說把家族內部矛盾,歸結為新舊兩大陣營的對立衝突,老一輩專橫虛偽頑固,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化身以及所有不幸的製造者;年輕一代叛逆者與父輩徹底決裂,「衝出家庭牢籠,砸碎千百年的封建枷鎖」,才能獲得新生。

時代風暴的罪與罰,體現在這個任性的「二」姑娘身上。以極端自我的激烈和決絕,不計後果地一個勁兒地往外衝,步步驚心,險象環生。驚世駭俗,聲名狼藉。

張乃瑩追隨已有妻室的表哥陸哲舜到北平求學,逃婚私奔猶如重磅炸彈,在呼蘭小城掀起軒然大波。張、汪、陸三家聲名掃地,父親張廷舉因教子無方被解除了省教育廳祕書一職,兄弟姐妹因受不了同學嘲笑而紛紛轉學,全家被迫遷往阿城鄉下。

在家族經濟制裁和強烈譴責下,上大學的陸哲舜決定妥協,乃瑩不願意又怎樣?未婚夫汪恩甲尋蹤而至,不得不折翅而歸。乃瑩想:鼓勵她逃婚的表哥還不如汪恩甲呢!

雖然乃瑩與表哥租小獨院各處一室,但在唾沫橫飛的私奔傳聞中早已身價大跌。汪家無論如何也不接受這個不守婦道的兒媳。乃瑩狀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為維護校長哥哥的聲譽地位,當庭承認是自己要解除婚約的。官司敗訴,鬧得滿城風雨,沸沸揚揚。

不甘放棄學業,她再次離家跑到北平,還是沒錢撐不下去,又被汪恩甲領回。在鄉下被軟禁半年後,她藏身在運往城裡的白菜車上,第三次逃離了老家。父親對這個大逆不道的女兒徹底絕望,盛怒之下斷絕了父女關係,開除了她的族籍。流落街頭,饑寒交迫,走投無路的張乃瑩與汪恩甲同居。她曾經那麼反感汪恩甲抽鴉片,如今兩人一起吞雲吐霧。坐吃山空,欠下旅館600元,汪恩甲回家拿錢,卻一去無蹤,音信全無。

這個出不去、回不來的娜拉,一連串的折騰,悲催到不僅求學夢碎,還挺著孕肚慘遭遺棄,差點兒被旅館老闆賣到妓院以身抵債。這朵被時代點燃的火燒雲一頭栽進污濁的大泥坑裡,這是她初涉人世的一大陷阱。她病弱的身體、神經質、自卑抑鬱和怨毒,都是那個時期留下的後遺症。

輾轉飄零的奇葩

危急中投書報館求救,前來探望的編輯蕭軍被她隨意塗抹的圖畫、雙鉤字體和詩句打動,一個講述落難經歷的奇特孕婦,一個習武弄文的粗獷東北漢子,天雷勾地火,他們不管不顧地熱戀起來。一場大洪水幫她乘機逃出旅館,讓欠款逼債泡湯。無錢交住院費,蕭軍用拳頭逼著醫生救產婦。兩人在艱難中相依為命,一起吃黑麵包就鹽,拿著三角琴在街頭且彈且唱,蕭軍帶她接觸左翼文人並開始寫作。她的散文集《商市街》細述了這段饑寒困苦又相濡以沫的日子。在魯迅的提攜下,1935年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出版,於是有了文壇「二蕭」。

然而,好景不長,一開始的吸引力變成後來的殺傷力。主張「愛就愛,不愛就丟開」的蕭軍戀情不斷,讓乃瑩的「心浸滿了毒汁」。這位「新青年」對吃起醋來比普通人尤甚的「新女性」也倍感失望。當張乃瑩成為蕭紅,蕭軍受不了自己的女人才華在自己之上,不僅出軌,還動輒家暴……

魯迅很賞識蕭紅,不乏拔高溢美之詞。在上海有段日子,她天天跑到魯宅。有時竟上午去,下午還去,聊到深夜12點,讓女主人許廣平不勝其煩。魯迅呢?那邊由原配夫人朱安當婚姻墓穴裡的活死人,這邊是同居的女學生從紅玫瑰變成了飯黏子,像女傭一般照料自己的飲食起居,同時他也享受並寵慣著蕭紅的「打擾」和撒嬌賣萌。是戀祖父情結作祟?骨子裡的臭味相投和無言默契……1936年7月,蕭紅離開上海到日本待了半年。

與唯一給她名分的端木蕻良婚後也漸生嫌隙,身懷六甲的蕭紅獨自輾轉在戰火中的武漢;在香港,守護蕭紅病榻旁的是她弟弟的同學駱賓基,端木失蹤了十多天才回來。

畢竟兩度懷著前任的孩子跟後任結合,如此有悖於常理的荒誕奇葩,期間的尷尬窘迫屈辱,只有自己體會最深。一開始就是負數,處於劣勢,是被動不平等的,怎能成贏家?離經叛道,一步步陷入困境,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去抓住一個個男人——她的救命稻草。把所有的賭注都完全押在對方身上,利用加依賴,感情中摻入太多雜質。過了「非常之時,非常之情」,就不堪重負。

因愛「重生」的勃朗寧夫人吟唱出不朽的詩篇,而緋聞纏身的蕭紅卻很少寫愛情。《生死場》中的荒蠻肅殺,尤其是令人驚駭的分娩描述,源於她自身的經歷。未婚先孕,沒有正常婚姻保障,屢遭背叛遺棄,認為這輩子做女人是自己最大的不幸,生育對她而言只有刑罰的慘痛,絲毫沒有為人母的喜悅,拒絕母性,把孩子當成累贅,不是送人就是蹊蹺夭亡。

「我這一生,是服過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動物,更加倍地帶了毒性……」她在信中絕望悲嘆:「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什麼能救了我呀!上帝!什麼能救了我呀!」

中的是反傳統反禮教的毒,受五四「出走」的蠱惑,高喊著自由解放,縱情濫欲,置身於殘酷的實踐場,充滿著悖謬的虛無和反諷,自私到缺少應有責任擔當,害人害己。強悍的女權鬥士背後是個倉皇失措的女孩,沒有信仰的牽引,割斷傳統的庇蔭,無根無依地漂泊,從異鄉到異鄉,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

「為什麼那麼急呢?」胡風勸懷孕的蕭紅說,意思是冷靜點,不要匆忙投入下一段感情。但是沒辦法,離家的她太貪戀溫情和愛了,飛蛾撲火,如她筆下的動物和人一樣,都是忙著生、忙著死的節奏。

遲來的悔悟

「現在,我已慘敗,丟盔棄甲的了。」在日軍轟炸香港的間隙,蕭紅神情淒迷地對駱賓基說,「我要與父親和解。我的身體垮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我要回到家鄉去……」在生命的最後時段,跟父親終身較勁、從不低頭的蕭紅,發出這樣遲來的悔悟和感慨。

從19歲離開家鄉到31歲去世,從呼蘭河到哈爾濱、北平、青島、上海、東京、武漢、西安、臨汾、漢口、重慶、香港,她一生都在逃離,一生都在抗爭,一生都在尋找。想要一個可以掌控自主的生活,想找一個能託付終身的可靠臂膀,始終不得。貧病交加,顛沛流離,情殤連連,千瘡百孔,把生活弄得亂七八糟,從內到外把自己耗盡了。當初一點兒也不體諒父親的苦心,不顧一切地反抗,親情的制約和保護都被她視為枷鎖,毫不留情地斬斷,眾叛親離,一腳踏上不歸路,滿世界找愛,卻再也找不到歸宿和安全感。

離家的腳步越來越遠,她筆下的文字卻隔著烽火硝煙、飛越千山萬水,不斷眷戀地回望、觸摸故鄉和親人。在她最後的小說《小城三月》中,她第一次正面描寫父親,早期作品中那個嚴厲固執、與自己勢不兩立的父親變得開明而溫和。《呼蘭河傳》是回不去的娜拉借文字回歸故鄉的精神之旅。

特立獨行的逆向選擇

由魯迅寫序、胡風寫後記的《生死場》,是部粗糙之作,後三分之一狗尾續貂地朝抗日的方向上擰,也是迎合時代之需。後來,蕭紅也認識到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有害於文學作品。

那時左派文人對外筆伐「新月派」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內部是左翼精神領袖魯迅派系與中共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派系的論戰,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與「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魯迅勸阻蕭軍道:「還是在外圍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 1936年春左聯解散。同年10月,魯迅去世。

1937年8月,日軍攻陷上海。9月二蕭和胡風等一起到漢口創辦《七月》雜誌。1938年1月,他們與聶紺弩、端木蕻良等文人到山西臨汾民族大學任教。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也從前線來到這裡。被國民黨軟禁三年、1936年冬去陝北的丁玲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日寇逼近臨汾,蕭紅又隨丁玲的團隊一起到了西安。

兩位都逃過婚、經歷坎坷的女作家相遇了。她們唯一的合影形成鮮明對照,時年34歲的丁玲已變得胖壯,頭戴軍帽,身披軍大衣,粗豪且男性化,全無寫《莎菲女士日記》時的風韻,一副黨代表的派頭。也許正沉浸在「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贈丁的詩句)的榮光中。27歲的蕭紅短髮、白圍巾、中長裙、高跟鞋,與初登文壇的麻花辮女學生裝扮不同,利落而時髦。

丁玲奇怪作為作家的蕭紅,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預感到蕭紅不會長壽。蕭紅對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驚和不習慣」,更堅定了不是一種人,不能像丁玲那樣活著的想法。

經過反覆激烈爭吵,1938年4月,二蕭分道揚鑣。不僅僅是表面的三角戀,是去向的分歧,也是內部的塌陷,蕭軍奔赴延安,只想安靜寫作的蕭紅和端木南下。

上世紀3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分子大幅度向左轉。五四運動千呼萬喚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沒有落地生根,卻讓共產邪靈趁虛而入。中共借文藝的力量吸收赤色細胞,以魯迅為首的筆桿子對歐美留學背景的有識之士大張撻伐,左翼文學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對蘇俄新社會的嚮往,使很多中下層知識分子左傾激進。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中共鹹魚翻身,上了台面,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大搞統戰,宣稱共產黨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籠絡了大批民主黨派、工商界、文藝界知名人士,騙取民心。1938年2月,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朱等中共頭子的《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暢銷一時。奔赴「革命聖地」成了時尚和進步的象徵,僅1937—1941年,就有4萬熱血青年滿懷抗日救亡、自由民主的理想,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很多女學生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卻又被組織包辦嫁給了大20多歲的老幹部,延安掀起了換妻潮。

蕭紅的逆向選擇令人大跌眼鏡,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不理解她,或多或少地排斥冷淡她。二蕭的患難之交是讀者心目中的愛情傳奇,二蕭又是魯迅樹的左翼文學旗幟,蕭紅拋棄投身革命洪流的蕭軍,跟端木那樣一個小資情調、自由散漫的人閃婚,被視為是對左翼陣營的背叛,自甘墮落。

老鄉高原就直截了當地指責她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響,犯了不可挽回的嚴重錯誤。蕭紅反唇相譏:從延安回來,就學會用政治術語訓人了!好友舒群一個勁兒地勸她去延安,蕭紅不容置疑地表示,願做個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對政治鬥爭十分外行,在黨派之爭上,總是同情失敗的弱者,因此,她不想也不願意去什麼延安!

文學是從靈魂深處流淌出來的,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號。蕭紅曾公開提出:「作家不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不按政治宣傳的套路去寫,堅持個人創作自由,這與左翼文學的觀點背道而馳。從武漢到西安一路同行的端木蕻良,跟行伍出身、脾氣火爆的蕭軍不同,是個性格溫和的清華才子,他的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令人耳目一新,是頗受矚目的文壇新秀。他讚賞蕭紅的才華,兩人文學理念一致。

蕭紅已有身孕,蕭軍求她生下孩子再說,蕭紅不從,還是斷然分手。蕭軍罵她沒有處世經驗,很容易上當。蕭紅回答:「在要緊的事上我有!」對她來說,寫作是最要緊的事。

在時代大潮的強力衝擊、紅色漩渦的巨量吞噬中,蕭紅有種警覺,她嗅出了風暴的凶險,這是不是又一個坑?另一個陷阱?稍一軟弱遲疑就會沒勇氣突圍而毀在裡面,她嘗盡了被忽悠掉進深淵的滋味,她苦過、掙扎過,歷盡滄桑。此時,她早已不是那個無知的張乃瑩,她不顧環境壓力和人情世故的逆潮流而動,她被眾人視為背叛落後的特立獨行,是身為作家的洞察力和預見性。

遠離紅色文藝中心,由重慶到香港,港式的自由和包容,成就了她創作成果豐盛的最後兩年。以文立命,天賦異稟的她寫出了獨特的生命體驗,完成了她作為獨立作家的成熟之作。70多年過去了,左翼文學大多成了一堆廢紙,而《呼蘭河傳》依然鮮活動人……

喪鐘為誰而鳴

她的死敲響了黃金時代的喪鐘,那雖戰亂貧困、但卻自由多元、人才輩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1942年5月,蕭紅死後的百餘天,延安召開了給作家戴緊箍咒的文藝座談會,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遭到批判,蕭軍為王實味打抱不平,竟收到108人的聯名抗議書,他又與反戈一擊的丁玲反目,一度攜妻到山野當起了農夫。

更大的破壞還在後頭,以後的歲月更加折辱不堪……

最先被踢出局的蕭軍,戴著「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三頂帽子,從1949年就被埋坑冬眠了。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共掌權以後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胡風關於文藝理論的30萬言書,換來了24年的非人折磨,在獄中精神失常。1958年,舒群、羅峰、白朗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丁玲被毛太陽新帳老帳一起算,發配北大荒勞改12年,又丟進秦城監獄5年。聶紺弩除了受到胡風案以及反右的衝擊,還在文革中因言獲罪成了現行反革命,關了9年。

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這三個蕭紅不同生命時段的男主角,竟相聚在1966年8月的文革狂飆中。他們同老舍、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京劇大師一起慘遭污辱毒打。次日,老舍投湖自殺。

30—40年代一面倒的向左轉,那麼多人中了邪似地投身到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制度下,自以為進步卻親手葬送了短暫自由的黃金時代,迎來了極端黑暗的國運——萬馬齊喑的毛時代,這真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荒廢了30年,飽受摧折了30年,寫作上毫無進展,更無創意,當年為蕭紅悲,現在更為自己哭,還不如早逝的蕭紅呢!劫後餘生,創造力全閹,唯餘軀殼而已。

蕭紅與時代

作為鄉土女作家,蕭紅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她豪爽粗礪的東北味兒,野性不羈的拙樸靈氣,那種冰天雪地裡燃燒的生命力,孤注一擲的絕地逆襲。一面是混不吝的天真唐突,另一面是命途多舛的悽苦哀傷,既決絕狠毒,又敏感依賴。真實性在於她的糾結衝突,性格缺陷、傳奇人生和複雜多變的面相。

其文學成就不如沈從文、張愛玲。在我看來,最驚心動魄而又耐人尋味的是她與時代的關係:從被時代裹挾淪陷的張乃瑩到游離於時代狂流之外的蕭紅。@*

責任編輯:方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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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的執政,絕非他們所吹噓的服務民眾,而是對民眾的全面控制與奴役。這種暴力控制與奴役始於中共公開的掠奪。中共的野蠻掠奪,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也是得自前蘇共的遺傳。中共所掠奪的財產,包括對民眾土地產權的掠奪、對生產資料產權的掠奪、對黃金與貨幣的掠奪、對古籍珍本與古玩字畫的掠奪,還包括對年輕女性的掠奪。中共從早期創立「中華蘇維埃政府」開始,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蠱惑農民鬥爭中小地主,非法搶奪地主與富農的土地與財產。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歌劇《白毛女》,正是為配合奪取土地而泡製的偽藝術品。
  • 共產中國的鎮壓只是蘇聯老大哥做法的翻版嗎?畢竟,斯大林的肖像在北京仍隨處可見,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在某些方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國,黨自身內部的殘忍清洗非常罕見,且祕密警察相對謹慎,儘管其領導人康生和出身延安的老牌共產黨人從40年代至1975年康生死亡,持續在幕後產生影響。但在其它方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即使排除內戰因素,中共政權也必須因龐大的死亡人數而被追責。
  • 自2018年以來,中共以整治佛道商業化為名,大規模強拆、毀壞各地宗教塑像。據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寒冬》雜誌近年來報導顯示,2018年中共啟動新一波強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行動,河南省近七千座教堂的十字架幾乎全被拆光;2018年3月,堪稱「世界最大坐佛」的山西長治市襄垣縣仙堂山景區的釋迦牟尼銅像被拆毀;今年2月,河北石家莊一座近60米高的世界最大摩崖石刻立式觀音像被砸的粉碎;今年4月,江西九江市修水縣兜率禪寺的18公尺高的露天觀音銅像被拆;今年5月,河南安陽市一國家3A級旅遊景點中一座26尺由白玉石雕刻而成的觀音像被大卸49塊,位於河北省龍鳳陵園的世界最大彌勒佛銅坐像被強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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