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0月13日訊】1959年是中國四年特大饑荒餓死7千5百萬至1億2千5百萬農村人口的第一年（估算方法請見前文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24/n11543039.htm）。從上一年，即1958年下半年開始，雲南省、江蘇省北部農村缺糧餓死人的消息就上了供中共高層看的內部期刊。還有各省的黨委、政府的相關部門，給中央或者國務院報告本省缺糧的嚴重情況的文件也上達毛澤東的案頭。如毛澤東於1958年11月25日就在雲南省委於1958年11月18日《關於腫病死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上作批示：「……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959年年初，全國各地農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陸續斷糧停伙。特別是山東濟寧專區百萬人逃荒，大公路兩旁的榆樹皮都被饑民們剝光了。省委書記譚啟龍（省委第二把手）就此給中共中央報告。還有全國23個省（不計自治區和直轄市）中的15個省給中央報告缺糧食。4月17日，毛澤東看過報告後，以「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為標題作出《批示》，指示把各地缺糧報告和他的《批示》以中央文件形式，用飛機火速送達各省委。可見毛澤東對全國農村大饑荒並餓死人的情況了然於心。這個情況在《中國大饑荒60周年祭（一）》中已經敘述。此時，由他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列車還在繼續瘋狂行駛，要避免危機進一步惡化，除非緊急踩下大躍進運動的剎車，所有非農（業）工程立即停工下馬，勞工返回農村務農。同時廢止人民公社制度，立即搞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單幹——即一夜回到「解放前」。這是唯一能夠從根本上縮短大饑荒延續的時間，降低大饑荒程度，減少餓死人數的辦法。該年的小春糧食作物（指應該在上一年秋天播種的如小麥、大麥、胡豆、豌豆等，應於本年初夏成熟收割的）大減產已經成定局，無可挽回。因此，從年初開始的嚴重的大饑荒，還要繼續延續三、四個月後到大春糧食作物（指春季播種的水稻、包穀（玉米）等，在夏末秋初成熟的）成熟收割之時。但大春糧食作物在南方農村也將會大減產，因為此時準備春耕春種的最適宜時間已經過去。要想逐步恢復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破壞了的農業經濟，至少也得一年的時間。如果政府不開倉放糧賑災，已經延續了半年的農村餓死人的狀況還會延續1年，到1960年夏季糧食作物成熟收割為止。但毛澤東沒有絲毫要踩下瘋狂的大躍進列車的剎車的意思，更不會同意解體人民公社制度倒退回農業合作社體制去，搞包產到戶回到解放前只是天方夜譚。全國6億人命關天，那毛澤東幹了什麼呢？在他指示把《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文件下發後的第12天，即4月29日，他提筆給全國人民公社裡幾百萬名生產隊長寫了一封信，中心內容是叫農村人口「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毛澤東說的完全是廢話。公共食堂都普遍斷糧無米下鍋幾個月了，何談「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兩個半月後的（1959年）7月-8月，毛澤東召集各省市書記和中央大員們在著名避暑地江西省的廬山上召開會議1，中共黨史學界一致認為毛澤東召開會議的目的是「糾左」，即糾正自1958年下半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只是因為會議中途彭德懷「發難」，給毛澤東寫了《萬言書》，毛澤東龍顏大怒，會議的性質才發生了轉折，由「糾左」改變成「反右」，「悲劇性的改變了歷史進程。」還有人把被毛澤東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懷，與明朝中期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忠臣海瑞類比，說彭德懷也是為民請命的海瑞。上述兩項認識都不是歷史真實。
一、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的初衷根本不存在要「糾左」
中共黨史學界認定毛澤東要糾左的「鐵證」，就是毛澤東從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全民煉鐵運動兩個月後的（1958年）11月2日至1959年2月27日的4個月期間，先後在河南鄭州、湖北武漢、上海召集省市委書記和中央大佬開過幾次會議2，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要壓縮1959年經濟建設的計劃指標，如擬減少生產鋼4百萬噸等；批評過農村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浮誇風（如畝產萬斤糧）和刮共產風。毛澤東此時所指的共產風，只是談及公社（原鄉政府）無償調用生產隊（公社化前的農業社）的物資問題，根本就沒有提及共產了農民家庭的包括私人房屋、家具、鍋碗瓢盆等在內的生活資料；共產了農民家庭餵養的豬、羊甚至雞、鴨、鵝；沒收自留地和自留地裡的莊稼等，也迴避他所談及的被「公社共產了的生產隊的糧食、銀行存款等原本是農民私人的財物，更沒有說過要把上述共產了的財物（都被各級黨委在大躍進運動中揮霍浪費了）退還給農民等話語。一句話，毛澤東只是對被他搞成混亂不堪、一塌糊塗的全國經濟活動狀況說了幾句風涼話，談笑風生的，根本不觸及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本質屬性——無償掠奪全國農民的人力、財力資源投入他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無底洞中去。根據1981年中共12屆6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下的政治調子編寫的中共黨史中說毛澤東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的大半年中在「糾左」，完全是牽強附會，一派胡言。至於各省委根據毛澤東講的「要給生產隊留有人財物的部分所有權……」的講話，召開了公社生產隊以上的幹部大會，要公社退還一部分共產生產隊的財物，不過都全是紙上談兵，空話。刮共產風的主體實際上是縣委、地委、省委，是共產黨中央和他毛澤東。
如果硬要把上面所說叫做毛澤東在「糾左」，其起到的效果還是在於「緩和了政治空氣」。比如在1959年的初夏，像四川某些地方農村幹部私自搞「增種」（讓農民家庭開荒種菜、栽種紅苕，實際是變相恢復一點自留地）。根據自願，公共食堂把口糧退給農民在家裡煮飯吃等。這一「緩和的政治空氣」在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後，馬上就遭到殘酷的批判和清算了。上述過程，非但不能證明原本毛澤東上廬山開會的目的是「糾左」，反而暴露了他之前半年在鄭州、武漢、上海幾個會議上放出的所謂「糾左」的話語的虛假、虛偽、欺騙性，露出了他的「廬山真面目」。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始終意識到毛澤東放出的「糾左」空氣是假的，比如他在四川幹部會議上公開說：其它省把人民公社以公社為（經濟）核算單位「下放到腳背」，我們四川只「下放到膝蓋」。所謂「腳背」指的生產隊或者叫小隊；「膝蓋」指的是生產大隊或者叫管理區。李井泉在四川做的比毛澤東說過的「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或者小隊」的意思要「左」，但他「押寶」押對了毛澤東內心的真實想法。廬山會議後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凡是把核算單位下放到腳背的、搞包工包產的、讓農民私人種點菜的、容許食堂把口糧退給農民回家煮飯吃的……，通通被打成右傾，批鬥。
二、對5億農村饑民的一場慘絕人寰的虐殺——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
1959年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9月初，反右傾運動就在全國開展起來，其規模和聲勢遠遠超過1957年下半年開始，延續至1958年春的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殘暴之烈、禍害之大、危害之深、死人之多，超過了共產黨建政後30年間其它的若干個政治運動的總和。還有更要命的，它最終導致全國農業經濟完全崩潰，幾乎失去了再生產的能力。如果不是1年半以後的1961年開始真的搞右傾倒退，農村基層幹部們讓還沒有餓死的那部分農民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誰種誰收等，則居住城市裡數千萬人口（除中、高層幹部外）也會餓死無疑。
中共黨史中把該時期定義為「國民經濟3年困難時期」也是掩人耳目的假話，實際是國民經濟徹底崩潰時期。
1、反右傾運動在政治上整了多少幹部？
中共黨內幹部被重點批鬥和組織處分的右傾分子達265萬人，這是指共產黨體制內，一般屬於由政府財政發工資的人員。這個統計數據是1962年中共各級黨委予以甄別平反的人數（見賈辛旺《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17年-下卷》-中國文史出版社）。而按照共產黨中央的文件規定：重點批判人數控制在1%以下，農民和一般黨員不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由此看來，實際被各級黨委批判鬥爭的人數遠遠大於265萬。
2、農村裡，被批鬥、毆打甚至打死的農民（包括公社裡不拿政府工資的大隊、生產隊幹部）人數至少在2千5百萬以上。
反右傾運動是一個政治概念，不在共產黨黨委和政府的工業、農業部門的領導崗位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們，是不可能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發生違反毛澤東指令、違反上級或者同級黨委的指令的事情的，只是在言語中發過牢騷，表達過不滿或者個人意見，也就是思想上沒有和毛澤東或者黨委頭頭保持一致，這種原因被批鬥的人占絕大多數，即思想「錯誤」。但是在農村裡，反右傾是不計較一個人思想的「右」或者「左」的，也不叫反右傾，叫做反瞞產。即按照上級規定的畝產1千斤、5百斤、3百斤等標準，計算出你公社裡、大隊裡、生產隊裡糧食總產量，如果你交不出這個糧食數量來，就認為你隱瞞了產量，私藏了糧食，於是就批鬥、毆打，屈打成招甚至當場打死。有的是打傷回家後死亡。被反瞞產的是幹部。
被批鬥毆打的人中，更多的是普通社員甚至60歲以上的老人或者10歲左右的小孩。批鬥毆打的理由是懷疑或者抓住了他（她）們偷吃、偷拿、盜竊了地裡的莊稼（尚未成熟、收割的糧食或者蔬菜），或者偷盜了生產隊保管室裡的糧食，或者多吃多拿了或者偷盜了公共食堂裡的飯菜。以四川農村論，大饑荒中偷盜地裡的莊稼成風。沒有被抓住的萬幸，被抓住的不被打死也被打成重傷。涪陵縣城郊區榮桂公社南岸大隊少女張繼彬在收工時，被搜查出褲腰裡藏有一個紅苕，被拉到公共食堂裡毒打，回家後死亡。龍潭區太平公社永興大隊婦女張天碧，被懷疑偷吃了紅苕種，在食堂裡被幹部按在地上，用木工工具「打鑽」鑿掉上門牙。榮桂公社大龍大隊生產隊長查正明在大隊公共食堂被當場打死，主持批鬥他的公社駐隊幹部認為他瞞產。公社一個養豬場場長龐德榮因為養豬場裡豬死了，在公社召開的批鬥會上被打死。雙桂大隊婦女吳朝淑患病躺在家裡多日，被拉到公社批鬥大會會場被群毆致死，「眼珠都打下來吊起……。」事後有鄰居告訴死者吳朝淑的小兒子黃興勝。之前，吳朝淑的兩個才幾歲的小女兒在兩天中先後餓死，由12歲的大兒子黃興勝背去山坡上掩埋的。吳朝淑被打死後遺留下兩個小兒子成為孤兒，奇蹟般死裡逃生長大成人。
涪陵縣大木公社有一個土井大隊，當年的支部書記叫徐金成。這徐的岳母餓了在地裡「偷」了個紅苕被徐當場打死。農民安大勝在鐵廠上班，妻子病倒在床，窮得連碗也沒有一個，叫兒子（約八九歲）拿著竹筒當碗去伙食團打飯，被徐金成看見，感到這小孩在詆毀社會主義，有辱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形象，破口大罵：「你這個龜兒子……」徐拖過小孩手中的竹筒，一腳朝小孩的肚了踢去，小孩跌下地壩當場死去。徐金成當過兵，踢人時穿著軍用大頭皮鞋。安大全還有兩個女兒，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上坡放生產隊的牛，肚子餓了，剝了兩顆地裡長的嫩胡豆吃，被徐金成用牛纖索（拴牛的繩子）捆綁吊在房子的挑梁上，挑梁兩頭各吊一個，吊一通宵，膀關節吊脫了，小便出血，第二天早上不給學生標準飯，給幼兒班標準（幼兒吃糧定量低於小學生，（還）強迫上坡照（放）牛，手解不開牛索，由別人（幫助）解開來（小女孩）含在嘴裡牽上坡，兩女孩幾天就被折磨死了。農民陳吉順因餓得受不了，把洋芋種「偷」了一小背，徐金成逼他背回進屋基（保管室），在路上用松油柴燒陳的鬍子、頭髮，到了目的地強迫陳兩腳各跪在一塊柴塊上，上面放上板凳用腳死勁踩，腳杆骨踩斷了，當場死去。農民喬庭良因餓了在殯的紅苕地裡拔一個紅苕（紅苕種）還沒來得及吃，被徐金成看見，關在豬圈內活活打死。大隊會計熊季成的岳父撿了一盆丟了（丟棄）的極小菜頭（大點的賣了），徐金成在樓上一腳把熊踢下樓，當場跌死了。據群眾反映，徐打死的達數十人。
在人民公社體制下，任何一名幹部或者控制有農民的食物來源的人（包括食堂的管理人員）都可能成為暴君。
1961年整風整社運動，涪陵縣委第一書記侯饒禮在全縣幹部大會上作檢討，承認全縣被打死的有400多人。像上面段落中所述的那個叫徐金成的大隊支部書記打死十數人的案子，也沒有人舉報給縣委。這個大木公社是涪陵縣裡最偏僻的一個高山區域，遠離縣城，交通和信息閉塞，沒有上級黨委整風整社工作隊入駐。像這個徐金成一類打死人命沒有被查處的農村幹部，占十之八九。實際上在反右傾運動期間，涪陵縣農村被打死的人至少有4千人而非400人。該縣被打死（包括虐待致死）與土改運動期間被判死刑的地主（反革命）人數相當。據時任涪陵縣委（副）書記的羅時恕先生在1961年下半年統計，全縣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7萬至38萬，超過大饑荒前全縣農業人口總數的一半。
所以說，反右傾運動對於特大饑荒中的農業人口不僅僅是雪上加霜，還是對常年飢餓的已經掙扎在死亡線上的5億農業人口的一場虐殺。且是由上而下的（毛澤東-中共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區委-公社黨委-大隊-生產隊），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實施的。這場虐殺的過程，首先是由上而下反各級黨委和幹部政治思想上的右傾，批鬥一批。凡召開縣以下幹部會議，輕則體罰，重則毆打甚至打死。普通農民命如螻蟻，除上面所述的若干被打死的案例外，在涪陵縣榮桂公社沙溪大隊，代理大隊長陶永慶在公共食堂裡打死張耀武（土改劃富農成分），事後公社駐隊幹部陳德明詢問陶永慶為何事？陶回答說：「打個樣子出來看……。」即耍威風。
三、彭德懷是為民請命的海瑞還是共產黨血債幫大佬？
1979年開始的非毛化運動，批判毛澤東罪惡，有人只批判文革，只為文革受害者伸冤；有人專為1957年反右運動受害者鳴不平。對於1959年下半年開始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整的人，現在絕大多數人記憶中的就是彭德懷幾個，彭德懷成了為民請命的豪傑了。上述這種對歷史的記憶本身就是很可悲的歷史悲劇。
海瑞是明朝中期一位清官，剛直不阿，為民請命，被歷史記載。毛澤東發動文革前夕安排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劇本作者是北京副市長吳晗），牽強附會認為該劇本是為彭德懷翻案。姚文元的文章發表被認為是毛澤東文革即將開場的信號。作為中共軍隊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與皇權制下的清官海瑞風馬牛不相及。彭德懷一生中也不存在為民請命的事情，他只是共產黨血債幫一大佬。
彭原是民國湖南省軍隊中一名軍官，後加入共產黨並率部反叛，於1928年上井岡山會師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江西蘇區時期和紅軍長征途中，任中央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三軍團軍團長，在紅軍中才能和功勞超過林彪。抗戰時期任八路軍副總指揮，官職僅次於總指揮朱德。之後國共戰爭時期任中共軍隊副總司令兼第一野戰軍司令員、政委。1950年10月毛澤東要出兵韓戰，派林彪領軍但林彪稱病不去。彭德懷義不容辭挂帥出征，為毛澤東打了3年「抗美援朝」戰爭，中方死傷上百萬人，還有巨額軍費全部由老百姓買單。毛澤東還趁戰爭在國內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公安部一個副部長宣稱殺了70多萬。彭後任國防部長，十大元帥中排列第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共產黨血債幫大佬。
彭德懷功高蓋主，又不拍毛澤東馬屁，居功自傲還排斥打壓軍隊中其他派系的大佬。毛澤東要收拾他是遲早的事情。本文作者讀過彭德懷廬山會議上寫給毛澤東的信（萬言書），根本不存在什麼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問題，更沒有反黨反毛澤東之說。毛澤東完全是借題發揮，欲加之罪，報宿怨而已。共產黨黨內鬥爭的血腥，並不亞於對國民黨的戰爭或者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斯大林的黨內肅反，中共在江西、湘鄂、鄂豫皖、川北等蘇區的肅反，殺內部人都是成百上千一批一批地殺。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殺人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深受中共黨文化教育的幾代讀書人，都對於共產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者寄予同情，如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甚至把劉少奇當做共產黨建國後的「明君」，認為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治國方略是人民的福祉。從在中國黨內高層中的政治操控層面，自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直到1966年文革初期的24年期間，劉少奇就是僅次於毛澤東的血債幫大佬。建政前北方解放區土改整人殺人血流成河，就是劉充當前台總指揮（毛澤東在後台）。從共產黨建政後開始，在體制內就職的人員一般都認可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認可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合法性與道義正當性，認可「劉少奇為代表」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和周恩來、鄧子恢為代表的主張社會主義建設不要搞「冒進」的方略。於是，把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策劃、指揮殺戮了成百上千萬，造成上億人死亡的屠夫大佬當成正面人物。這是一個天大的政治和社會歷史誤區。一些文人還以演繹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恩怨、紛爭、內鬥等「宮闈祕史」成書立說，名利雙收。中共黨文化深深浸透入了這些人的骨髓。
毛澤東發動文革前（特別是中共建政前）進入共產黨體制內的老幹部群體，對1959年廬山會議上由毛澤東肇始的反右傾運動的反思，著重點在「首先是發展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理論，特別是提出和強化了階級鬥爭轉向黨內的錯誤觀點，這給後來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項事業的發展事業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廬山會議錯誤地提出了同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民主派』、『黨的同路人』作堅決鬥爭的口號。這一系列錯誤影響極為嚴重深遠，以致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派等於走資派』、『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揪黨內一小撮』等等謬論，都與它一脈相承，有歷史淵源。」
作者必須對上述話語做一個注釋：這個老幹部群體詬病毛澤東、怨恨毛澤東的，並非毛澤東與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如打土豪、鬥地主、先後兩次殺反革命的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掠奪全體老百姓財產的「三大改造」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這些鬥爭（政治運動）都是斗黨外的階級敵人與老百姓，該斗、該殺、該掠奪。而從廬山會議開始，後來到發動文革，毛澤東在黨內也搞階級鬥爭了，讓原先整人殺人、掠奪人財產的共產黨體制內的幹部們（黨內當權派）也嘗到被斗、被整甚至斗死整死的滋味。一句話，這個共產黨群體的觀點就是：只能是毛澤東帶領他們革社會大眾，即億萬老百姓的命，而不能搞黨內內訌，內鬥，也就是把共產黨（包括紅一代老子和紅二代兒子、孫子）打下江山後的黨內（也是社會）政治格局、等級、特權（包括經濟、生活、文化、教育、醫療等特權）凝固化，萬世不變。他們只否定毛澤東「內鬥」，而肯定毛澤東帶領他們「外斗」。1979年起，鄧小平就是這個黨內群體的最高政治代表。如在胡耀邦為首領的黨內政治改革派推動下，平反了55萬右派分子中的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餘下幾個鄧小平不准平反，作為他「反右派運動政治正確的」依據。當年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從1928年共產黨廣西「白色（縣）暴動開始，鄧小平就正式開始了他紅色屠夫頭目的生涯，殺人害人數量不亞於彭德懷。從1956年（毛澤東提拔他黨總書記，位居第六）起，害人整人超過彭德懷。鄧小平只否定「文革10年」(1966-1976)毛澤東個人獨裁；肯定文革前17年共產黨一黨專政，即共產黨專共產黨之外的億萬人群的政。文革前17年鄧小平呼風喚雨，文革運動使他大權旁落、威風掃地。鄧否定文革和文革理論，純粹是政治利己主義的。從1978年下半年真理標準討論開始的非毛化運動至今40餘年了，作者發現體制內外，甚至還有西方（包括台灣籍）的「漢學家」們的歷史觀與鄧小平類似。如談土改，他們只否定暴力。談「一化三改造，他們只批判急於求成。談到反右運動，他們認為反掉了中國社會的精英和社會良知，殊不知中國社會的精英和良知群體的主體，隨著中華民國的倒台和接踵而至共產黨的屠殺，中國自1912年民國建立以降37年生聚成長起來的社會精英、良知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就消失了，「崖山之後無華夏。」31957年反右運動，從政治和組織層面看，屬於共產黨體制內部整肅的範疇和性質，內部清洗。被清洗的人中，整體上都是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參與者或者受益者，其中的一些「民主黨派大佬，在國共鬥爭中助紂為虐，目的也就為從共產黨那裡分杯羹罷了，也有的人是打著「兩邊通吃」、「兩邊下注」的算盤，待共產黨坐穩江山後，遭清洗是必然的。在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連黨內大佬高崗、饒恕石，之後的彭德懷、劉少奇都被清洗嘛。何況你只是在國共兩黨間周旋的人？毛澤東從骨子裡就沒有把這類人士打起價錢。共產黨體制內的當權派的革命生涯，「就是整人害人和提防被人整被人害」。這是作者讀到的一名體制內老幹部對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
活說到此，還需補充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55萬人中的大部分是在共產黨建國後被共產黨招募進體制內吃財政飯的政權機關、文化、教育、衛生等機構的職員，這部分人是中共中央規定「按百分比例」劃右派分子的「網中魚」，特別是家庭在土改中被劃地主、富農成分，或者與單位負責人關係不好的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反人性的，為排除社會成員本能的抗拒（包括內心的），在運動前進過程中也必須不斷清洗、迫害甚至殺戮，以製造社會恐怖，使民眾恐懼，溟滅潛在的或者現實的牴觸、抗拒，消滅一切敢於挑戰的人。
共產黨百年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一部整人、害人、掠奪你的財產還要你的人命的罪惡史。有良知的文人、學者們，特別是包括中共黨史學者在內的歷史學者們，撰寫歷史，解讀歷史，都要摒棄唯物史觀，站在現代社會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價值為標準，還原歷史真實，為在整個百年共產主義運動中罹難的數億民眾豎立一塊用花崗岩鐫刻的巨大墓碑吧！
2019-10-05（待續三）
注釋1：（人民網摘錄）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有關負責人。7月14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在肯定總路線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產生的原因，並提出了具體的建議。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並印發各小組討論。在小組討論時，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許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指責此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此後，會議發生轉向，開展所謂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等文件。廬山會議後期對彭德懷的批判和在全黨開展的「反右傾」鬥爭，不但使經濟工作中的糾「左」努力一度中斷，更重要的是，它使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則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注釋2：從1858年11月2日在鄭州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至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止，期間還先後在武漢、上海召開過會議。名稱有的叫政治局擴大會議，有的叫中央全會。
注釋3：崖山之後無中國：1279年在廣東新會縣的崖門海灣（海灣兩邊是深入海中的山），南宋朝廷率軍民約一、二十萬人最後戰敗於元軍，全軍覆滅。其中包括南宋體制內外精英。大臣陸秀夫背著8歲的趙昺帝跳海自殺。不少後宮和大臣亦相繼跳海自殺。《宋史》記載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據說此次戰役宋軍兵力20萬，元軍2萬。宋軍將領戰術錯誤導致全軍覆沒。宋亡。有學者認為自西周以來華夏2千多年文明至此消亡。
（註：作者顏智華是一位獨立學者，致力於中小學學校教育問題和中共建政後農村政治運動研究，著有80萬字專題史書《餓死在人們公社囚籠裡的140萬鄉親——四川省涪陵專區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紀實》。）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