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0月26日訊】共產主義要消滅哲學，這恐怕是許多人都不曾想到的，但這卻是真實存在的。本文旨在探討哲學本質及共產主義的反哲學本質，以期說明哲學何以是一門具有理性根基與神學底蘊的學科，而共產主義又何以要消滅哲學。有不妥之處，還請指正。
一、哲學的神性起源
一個事物的起源或歷史淵源，是其本質的天然體現和絕好證明。哲學在起源上充滿神性，這充分表明哲學是神傳文化的一種重要形式。中西哲學在起源上都具有神性，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一）西方哲學起源於對神的智慧的追求
西方哲學是以古希臘哲學為開端的。在古希臘，哲學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遠古神話，哲學觀念最初是在神話或宗教觀念中形成的。古希臘神話是產生古希臘哲學的溫床，古希臘早期哲學（「自然哲學」）受到古希臘神話的重要影響，那時的哲學家對世界本原的思考或對宇宙、靈魂起源的探索，都具有與神話或宗教的歷史聯繫。古希臘第一位哲學家泰勒斯（Thales，約公元前624—前547年）提出「水是萬物的本原」，就體現出古代神話把海神視為世界創始者而萬物皆由水產生的觀念。泰勒斯認為萬物充滿神或神靈，萬物都具有靈魂，這顯然是一種古老的萬物有靈論的宗教觀念。
後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也都承認神的存在，認為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蘇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實際上是一位先知、覺者，他的思想特徵是受神的啟示而傳達神的旨意並預言未來，他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之一。哲學的直接起源就是蘇格拉底闡釋的「愛智慧」觀念。
蘇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在神廟中抽到神簽，顯示「蘇格拉底是雅典人中最聰明的人」。蘇格拉底看到神簽後說道：「真正的智慧是屬於神的，神諭只是告訴我們，人的智慧微不足道，沒有價值，在我看來，神不是真的說我有智慧，而只是用我的名字做例子，仿佛對我們說：人們中最智慧的就是像蘇格拉底那樣，認識到在智慧方面實際上是不足道的」。蘇格拉底接著說：「我認為『智慧』這個詞太大了，它只適合於神，但『愛智』這個詞倒適合於人」，「『愛智』是人的自然傾向」。（見柏拉圖《斐多篇》）
「愛智」，古希臘語Φιλοσοφία亦即「Philosophia」，原意是「愛智慧」（「Philo」是「愛」，「Sophia」是「智慧」）。這樣，就出現了「愛智」一詞，這是「哲學」一詞的最初形態，英語Philosophy（ 「哲學」）一詞就來源於此。
在中國，本無「哲學」一詞，只有「哲」一字，「哲，智也。」（《爾雅》）後來，Philosophy一詞在被譯為日文時，日本學者西周（1829—1897）就借用漢語「哲」字，再加上一個「學」字，將其譯為「哲學」。1887年我國清末學者、駐日首批外交官黃遵獻（1848—1905）將「哲學」一詞引入中國。這表明，在西方，哲學的起源和本意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愛智慧」，是人對神的智慧的追求。
（二）中國哲學起源於對道的境界的探求
從歷史資料看，中國哲學的起源可追溯到萌芽於殷周之際的《易經》以及西週末年出現的陰陽五行學說，二者都體現了樸素的自然觀或辯證法思想，但都缺乏直接的或深入的哲學思辨。
筆者認為，中國哲學的直接起源還是在老子道家學說那裡。老子相傳是春秋時楚國人，實際上也是一位先知、覺者，相傳孔子曾向老子問道，後來老子留下《道德經》（即《老子》）一書而出函谷關退隱。老子提出並論證「道」的思想，可稱「道論」，這應是中國哲學的直接起源。老子學說包含著後來中國哲學研究的許多基本概念、範疇以及一系列相關問題，比如，「道」「器」關係、「道」「德」關係或「有形」「無形」等關係、「道」即陰陽即「萬物負陰而抱陽」的思想以及「道」分「天道」「人道」而天道和人道統一的思想等，這些思想對中國哲學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根本意義。
在西方，哲學主要是作為一門嚴格的探討事物本質的理性思維的學科發展起來的，在中國，哲學則主要是作為一門探討人和世界關係以及人生境界、意義的學說發展起來的。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的特有形態，「聞道」「悟道」「修道」也歷來是中國哲學或學術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境界，即「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論語 裡仁》）正是老子學說奠定了中國哲學發展的基礎，為中國哲學開闢出一條大道，道家也和儒家一起構成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主幹。
中西哲學及印度哲學等都有幾千年的承傳過程，都是神傳文化的重要形式。相反，起源於撒旦教的共產主義反神、排神，它由「恨」及底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它以無神論、進化論等反傳統的變異觀念為基礎來破壞人類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類，因此，共產主義也必然要消滅哲學這一神傳文化的重要形式。
二、哲學在本質上是一門高度理性思維的學科
「理性是世界的靈魂」（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1，第80頁），也是哲學的本質。哲學的本質或任務正在於以理性為基礎推使現實趨向理性，從而實現理性和現實的統一。哲學是一門高度理性思維的學科，在起源、本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閃耀著理性的光輝，而共產主義則是宇宙中一個反理性、反神性的敗物，它和哲學的理性本質格格不入，應該說，這就是共產主義之所以要消滅哲學的根源。
人類傳統文化，本是一個多種文化形式協調發展的統一系統。其中，道德起基礎作用，理性起主導作用，宗教則起到精神信仰的導引作用。所謂「理性」（reason），廣義上是指人的一種以理智指導和控制行為的能力與屬性，與「理智」同義，人失去理性也就失去理智而墮入魔性；狹義上，「理性」是指人的一種運用邏輯規則從事理智思維的能力，是高於「感性」「知性」的一種認識形式。
「感性」或「感性認識」（perception）具有直觀性、經驗性，如說「太陽光照在石頭上」就屬感性認識；「知性」（understanding）則帶有一定綜合性、概括性，是一種初步綜合感性直觀材料的能力，如說「太陽光照在石頭上是石頭變熱的原因」就屬知性認識，它已包含因果範疇。但知性也還是一種「對象性認識」，還缺乏抽象思維。只有理性認識才是超驗的抽象思維，才是「非對象性認識」，即一種超越直觀的純概念式認識。比如，對原因和結果、本質和現象、現實和可能、有限和無限等範疇的認識就屬於理性認識，就具有「非對象性」特徵。
「理性」或「理性思維」是哲學研究的根本特徵，而哲學也就藉助理性突破了感性、知性或實證科學的局限，超越了人的一切基於自然本能的慾望或物質利益上利害得失的考量而直通形上探索領域。從本質上說，人是超越自然存在物的理性存在物，人的智慧、品德、思想、行為乃至人性都首先依賴於理性，理性實為人類生活的前提、基礎和本質，也實為人類文化的一塊基石。
依照法輪大法法理，「人類社會不是神的社會，它是一個善惡同在的社會。……你理性的時候，表現的很善良的時候，你就是佛性，就是善。人在不理智的時候，衝動的時候，發脾氣的時候，甚至於失去理性的時候，那就是魔性，只不過是表現的成度不同而已。」（李洪志：《法輪大法各地講法九》）
深刻的法理告訴我們，人的理性實質上也就是人的善性、佛性，而失去理性也就必然墮入魔性，人就會變異為魔性大發或獸性十足的非人。可以說，人類文明是以道德為基礎、以理性為主導、以信仰為支柱的，理性、道德和信仰互相包含、互相依託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神傳文化主體。哲學是啟迪人的理性的，是熱愛和追求神的智慧的學術，神把理性、智慧賦予人類，人類才成為萬物之靈。哲學在維護道德、信仰等方面也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蘇格拉底、老子、孔子以及釋迦摩尼、耶穌等先知、聖哲也被視為道德的楷模或信仰的象徵。
哲學是一門高度理性思維或理性化的學科，對哲學的這一本質，還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認識。
（一）哲學具有形而上學的本質特徵，哲學是一種超驗的研究方式
所謂「形而上學」是指研究抽象的超感官、超經驗對象問題的學問，實際上也就是指哲學。在我國，「形而上學」的概念在先秦已經出現。老子把「道」視為無形的不可言說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第二十一章)，說明「道」具有「形而上」的即無形的性質。
成書於戰國時代的《易傳》進一步發揮老子思想，提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繫辭上》）意思是說，有形之上的無形的東西屬於「形而上」即「道」的領域，有形之下或有形的東西屬於「形而下」即「器」的領域。這表明，在我國「形而上學」是指一門抽象的研究超驗的「道」的問題的學問。
在西方，和我國「形而上學」一詞相通的一個概念就是亞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稱Metaphysics（直譯為「物理學之後」，意指編排在「物理學」之後的研究抽象哲學問題的著作）。這一著作在近代傳入中國,我國翻譯家嚴復（1853—1921）依據上述《易傳•繫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提法將其譯為《形而上學》。這一精妙的翻譯，不僅體現了中西哲學的相通性，而且也表明「形而上學」作為一門研究抽象問題的學問為中西哲學所共有，哲學的本質特徵就是形而上學。
具有形而上學的本質特徵，哲學也就成為一種超驗的研究方式。「超驗」是指一切可能超出經驗的認識。大致來看，人的認識具有經驗和超驗兩大層次。「經驗」認識屬形下認識，是對現實世界的直接認識，具有「對象性」思維的特徵。科學就屬於經驗性認識，主要就是通過感覺、觀測、實驗等方法認識事物的現象及因果聯繫。經驗認識具有明顯局限性、或然性（「或然性」是指有極大可能性但並非必然性，「可能如此但並非一定如此」）。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曾舉例說，從「太陽今天從東方升起」並不能推斷出「太陽明天一定還會從東方升起」。（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商務印書館，1957，第26頁）。但休謨認為，超出經驗的認識對人來說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張，人既要依靠經驗，又不能超出經驗。休謨這種徹底的經驗論就導致了不可知論，因為很明顯，如果把人的認識限制在經驗之內，那麽，經驗以外的領域就必然成為不可認識或不去認識的領域。這就使休謨的經驗論同時成為哲學史上著名的不可知論。
受休謨影響，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經驗和超驗認識的關係問題上也頗費躊躇。和休謨一樣，康德也認為「超驗」或「超越」是不合法的，但康德認為，「一切形而下的說明方式都不足以滿足理性」，因為理性具有超驗的本性，正是這「超驗的理念」使理性得到滿足，儘管「超驗」必然發生矛盾，即康德所說的「二律背反」，「知識超驗地擴張到遠遠超出一切可能的經驗……也使理性本身陷入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78，第138頁），但人的理性在本性上還是趨向「超驗」，康德說「這恰恰是我們的理性的自然傾向的目的和用途。我們的理性，象生了自己的珍愛的子女一樣，生了形而上學」。（同上，第142頁）在康德看來，超驗的認識雖然不能構成確切的知識，但卻是維護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條件，用他的話說，「我曾不得不拋棄認識，以便讓信仰有個地盤」。
實際上，人所面對的還是大量經驗之外的未知事物，認識在本質上也在於探索未知。因此，人的認識就需要在依靠經驗的同時超越經驗而進入「形上」領域，這就使「超驗」不可避免。哲學就屬於超驗認識，其特點就是運用概念、判斷、推理和思辨的方法去認識事物。超驗認識更具主觀創造性，實為一種包含經驗又超越經驗的概念性認識。
「哲學即形而上學」「關於哲學之終結的談論卻意味著形而上學的完成」（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商務印書館，1996，第68、69頁），海德格爾的話表明了哲學的實質，同時也表明共產主義所謂「終結哲學」的實質也在於消解哲學的形上本性。「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哲學進入其終結階段了」。（同上，第70頁）
「形而上學」概念也受到恩格斯的歪曲。恩格斯提出，是黑格爾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學並將其看作「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事實是，黑格爾所批判的只是「舊形而上學」或「過去的形而上學，如康德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學」（黑格爾：《小邏輯》，第95頁），也就是在17—18世紀在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萊布尼茨—沃爾夫哲學」，而並非形而上學本身。恩格斯的曲解反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至今，中國大陸理論界和大量教科書仍把「形而上學」曲解為「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這是對哲學本質的根本性歪曲。
（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