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哪些因素威脅美國文化與繁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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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12月22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Jan Jekielek採訪/陶明編譯)哪些因素威脅美國文化與繁榮,是何種世界觀讓有些人說川普總統關於國會議員康明斯(Eljiah Cummings)與巴爾的摩市的推文「帶有種族主義」?他們為啥淡化了川普推文中說的一些事實情況?

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員海瑟‧麥克唐納德(Heather Mac Donald)接受了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的專訪。

在海瑟‧麥克唐納德的眼中,受害者心態、社會交叉性,及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等理念正如何威脅美國的文化與繁榮?

是什麼從根本上導致美國社會經濟不平均?麥克唐納德認為,當今的教育與文化界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腐敗,她提出了怎樣的解決方案?

今天,我們與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員海瑟‧麥克唐納德坐下促膝長談。她是《城市日報》的特約編輯,著有《多樣性的錯覺:對種族和性別的縱容正如何腐蝕大學並破壞我們的文化》。

我們將探討川普對身分政治採取的獨特的應對方法,以及在麥克唐納德眼中,美國制度性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迷思。我們還將談到「弗格森效應」(Ferguson Effect)、平權運動,以及仇恨在當今公眾言論中的增殖與擴散。

以下是採訪內容。

楊傑凱(Jan Jekielek):海瑟‧麥克唐納德,能請你來《美國思想領袖》節目做客,實在是太棒了。

麥克唐納德:這是我的榮幸,楊,謝謝你邀請我來。

楊傑凱:在當今社會,似乎沒有事能逃離「身分政治」一詞。我十分明白這一點。我想就幾件最近發生的事情聽聽你的看法,最新的是川普總統發的一條推文。川普在推文中對議員康明斯提到,巴爾的摩市「令人噁心」,「老鼠出沒」。這則推文一出,就有回應說這是史上最具種族歧視的言論,我甚至看到有人將其比作納粹主義,云云。你對此如何看?

麥克唐納德:今天,人們用「種族主義」提出指控,其實是在說:「我沒有道理可講,我無力反駁。」你不喜歡看到的證據的萬能回覆。此時的民主黨左派似乎已歇斯底里,它的每位總統候選人都竭盡全力地想要表明自己對這種系統性美國種族主義有多麼的在意。川普固然有他主要的弱點,但令人振奮的是,他似乎對種族主義的指控完全不放在心上。當然,他說的話是完全可以被事實佐證的,並且巴爾的摩市的市民自己也承認,他們一直沒能解決當地的犯罪問題。

在巴爾的摩,有一些瘋狂的奪命飛車槍擊案。市長努力想帶來和平,但是沒有成效。所以當川普指出這是一座失敗的城市時,他絕對是正確的。如果要簡單地斷言他的言論帶有種族歧視,那等於在說,我無法反駁。現在(美國社會)已經發展到只要是黑人就自動有了一把保護傘,你不能對黑人做任何事情。

有一起警察開槍案件,涉及到印第安納州南本德(South Bend)另一位民主黨參選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 )。說實話,我並不認為那次開槍是錯的。在這起案件中,警察收到了911報警。當一名偷車嫌疑犯正試圖進入車中時,他拿一柄八英寸的槍對著警官,舉過頭頂。於是警官將他槍殺了。而這突然間轉變成了一起種族事件。民主黨中反對布蒂吉格的人抨擊他。因為他在此案中開除了一名黑人警察局長,其實布蒂吉格所做的是完全有理有據的,他做這個決定是因為他對那位局長的管理方法和誠實度感到憂慮。可就因為這名局長是黑人,因此有了保護傘,開除他的決定被認為是帶有種族歧視的。

我們的社會陷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由於社會正迅速分化成各種身分認同群體,這些群體都叫囂自己是「社會圖騰柱」上交叉型歧視的最大受害者。這就會造成無論是正義,個人的能力 或功績。都不再只依循一套評判標準,而將不可避免的出現雙重或多重的評判標準。

楊傑凱:海瑟,你剛剛說的話中有許多東西需要解釋。不如我們先從這裡開始。你剛才提到了所謂的系統性種族主義,請告訴我多一些。

麥克唐納德:我想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標誌性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如何解釋我們當下的現實狀況。現今,左派占據了言論的主導地位,他們宣稱,美國正在發生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都是因頑固的仇視所導致的,最主要的就是種族間的敵視。在我看來,從根本上區分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哲學思想是,當自由派面對不平等,他們只會接受結構層面上的解釋。換言之,他們認為是社會結構導致了某些受害者群體中的人註定無法成功。因此在自由派的討論中,談及行為方式與個人選擇是大忌。

而當一個保守派人士看這個世界時,他會認為,相比社會結構本身,行為方式上的巨大差異才是造成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比如黑人社區中的非婚生子女出生率達73%,這意味73%的黑人孩子是單親母親扶養的。這是一場摧毀文明的巨大社會性災難。還有其它行為,比如——不上學,逃學,不學習,不帶課本回家,不聽老師講課,參與犯罪幫派…… 在我看來,這些巨大的行為差異在解釋為什麼社會經濟不平衡上更有說服力。

但是,用左派的話說,一切都可以用系統性的偏見和歧視來解釋。一旦這種解釋贏得勝利,他們就將從現在開始控制政治和文化。所以,我認為保守派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新爭得話語權,並且誠實準確的分析美國所面臨的問題,然後對行為展開討論,而不是僅僅將所有事劃入一個「這一定是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毫無意義的結論中。雖然表面上你看不到,但當你觀察事情的結果就會發現,唯一的解釋就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員海瑟‧麥克唐納德,也是《城市日報》的特約編輯,她著有《多樣性的錯覺:對種族和性別的縱容正如何腐蝕大學並破壞我們的文化》。(英文大紀元視頻截圖)

楊傑凱:對我來說,這真是太奇怪了。我們似乎已經到了一種地步,就是一個模糊的指控就可以下個定論,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那件事情。這不知為何這樣的事已經成了現今社會的常態。我們是怎麼到了這一步的?

麥克唐納德:噢,天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美國在種族問題上有著非常成問題的歷史。 幾十年來,我們以最殘酷、最難以想像的方式背叛了我們的立國之本。當你回首歷史 會問自己,為什麼那時候的人沒有意識到在我們的立國理想和對黑人不人道,並拒絕依據法律給予他們平等保護之間,存在鮮明而怪誕的矛盾呢?過去的確是這樣。但是,在今時今日,我說這些已經不再成問題。

在美國社會種族主義根深柢固的背景下,這或許難以置信,但我認為我們已經做出了180度的轉變。據我所知,今天任何一個主流機構,無論是律師事務所、銀行、公司、大學、基金會、政府、報紙、有線頻道、網絡、還是出版社,都近乎狂熱地追求種族多樣性,儘可能多地僱用和提拔有色人種員工,並以此作為主要目標。

如果你今天想要申請哈佛大學,你不希望你是一個白人男性,而是希望自己是一個有色人種,因為那會使你的錄取機會增加四倍。我認為 白人那長久以來存在一種愧疚感,但現在已經超越這種因種族而生的愧疚感了。

現在反種族主義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了一種國民宗教。信仰它的人們,包括那些大學的校長,他們站在那裡荒謬地聲稱他們正在管理一所種族主義的機構。這太荒謬了。在人類歷史上,恐怕沒有比今天的美國大學更開放、更富有同情心的機構了。就連那些在歷史上及世界其它的方引發投石、內戰、仇恨與謀殺的行為,美國大學也正積極地歌頌著它們。

一個像耶魯大學校長彼得‧薩洛維(Peter Salovey)這樣的人站出來說耶魯是一所種族主義的機構,那只是為了發出一種所謂道德的信號。因他無非是在說:「是的, 我或許是一個白人或許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我知道這裡存在著種族主義;而那些站在川普一方的頑固分子,那些帶著『讓美國再次偉大』帽子的粗魯之人,他們才是問題所在。」因此,我認為,這種以系統性種族主義斷定事物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個面子工程,也是因為種族間存在成就的差距而使有些人覺得不舒服。

在黑人社區中,仍然存在著一些非常深刻的問題。為了撰寫有關警察工作的文章,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市中心社區走動。我可以告訴你,那裡的一些常態的事情,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媒體有著如此重的種族歧視,以至於當他們看到黑人年輕人互相開槍時,他們會選擇漠視,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敘事立場。

所以我認為,這種表現有著多重因素。它既是道德層面上的表態,也是對無法縮小成就上差距的恐懼;它也是一種噤聲言論和將話題轉向更容易談論的方向的手段。比如,宣稱白人是種族主義者就是方法之一。

楊傑凱:你剛才提到媒體帶有種族歧視,可否請你展開更多?

麥克唐納德:這問題令人驚訝。在2016年,芝加哥有4300人被槍殺,即每2小時就有一個人遇害。其中包括24名12歲以下的兒童。現如今,假設有4300名白人在芝加哥被槍殺,那是不可想像的,那會掀起一場全國革命。我們已經看到過,當白人孩子被槍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像是在科倫拜(Columbine)槍擊案,全國上下都嚇壞了。那是完全不能被人接受的。

然而,沒人關注在芝加哥的這種傷亡人數,因為受害者大多是黑人,犯案者也是黑人。我們一直被灌輸的概念是警察是黑人最大的威脅。但那年在芝加哥,警察槍擊了20個人,而且這些人幾乎都具備武裝或帶有危險性,威脅到了警察或者平民。這部分人只占了(被槍擊)總數的0.5%。 所以當地的問題並不在警察。問題出在那些因沒有父母,而未能融入社會的人。但是傳媒界對他們不管不問。只有在黑人被一名白人警官殺死的時候,媒體才會關注。而這只是黑人凶殺案中的極小一部分。

楊傑凱:你在這裡所說的完全扭轉了我們聽到的關於種族主義的一切。

麥克唐納德:是的。這是對犯罪的縱容。社會上完全存在著兩種標準。人們已經自動假設,這樣的事在黑人的社區中是正常的。甚至都不值得報導。這實在令人吃驚。今年夏天初,有一個白人女孩被綁架。這成為了全國新聞,是關於一個可憐的白人女孩。那麼那些所有被飛車槍殺的黑人男孩呢?在那被槍殺的24個未滿12歲的孩子中,有一名3歲的孩子在父親節當日中彈,如今已經終身癱瘓。還有一名12歲的孩子,子彈穿過了他的胰腺、腸和脾臟。想像一下…… 而同樣的情形,只因為(遇害者)是另一個種族,人們就會上街頭去抗議。

楊傑凱:你說的令我很感興趣,因為你幾乎是在從另一個角度去影射種族主義。你是在說,白人的性命很被看重,而黑人的卻不是。

麥克唐納德: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這些事情。以下是典型的左派解釋:就是因為這些電視節目和大眾傳媒認為,白人觀眾對此並不感興趣。然而事實是,黑人的領袖對此也不感興趣。他們(黑人領袖)本應該為這些血腥的謀殺大聲呼喊,但我們看到的是當川普發出關於巴爾的摩的推文後。人們在近乎瘋狂地自說自話,徒勞地想要否認這一現實。

楊傑凱:這正是奇怪之處,因為這些事都有廣泛的記錄,這些我們正在談論的事,媒體也有報導,我們自己的媒體也有。

麥克唐納德:沒錯,他們的人均殺人率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原因歸結於我口中的「弗格森效應」,也就是警察在一項能挽救生命的重要警務上退縮了——在事態變得可怕之前,他們不再主動干預犯罪。警察不願意從警車上下來,不願意去質疑凌晨2點在一處毒品氾濫的街角閒逛的人。因為他們害怕,如果他們在制服嫌犯中被迫使用武力,又要引起一場激烈的抗議。所以警察正在放鬆治安,導致犯罪行為四處氾濫。

而在巴爾的摩市的好人,那些善良、勤奮、擁有事業的少數居民們,他們都在乞求警察挺身而出,去再次掃清那些充斥著惡棍、流浪者和毒販的角落。但在現今的政治氣候中,警察不敢這樣做。我並不責怪他們。

楊傑凱: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令我很震驚…… 針對川普總統的關於種族主義的指控,每隔幾天就會發生,這已經成為了占據社交媒體的一種現象。我想,這是人們能指控別人的最糟糕的事了,是嗎?

麥克唐納德: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我們現今政治氣候的一種附帶現象。人們以為還有謀殺、虐待兒童等更糟糕的事、虐待兒童等,但是現在,特別是今年,你在這點上是絕對正確的。這在事實陳述上是對的,雖然在某種柏拉圖的理想中這並不成立。

楊傑凱:有一個人,我想是斯蒂安‧戈爾卡先生(Sebastian Gorka),曾將川普描述成政治正確的天敵。我認為這令人深思,我一直想,人們不斷地提起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我很好奇這個詞的含義是否僅限於此。

麥克唐納德:這是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問:「你在跟我開玩笑嗎?冷靜自製一些吧。」我在這講的是真實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在與時間賽跑。在人口組成上,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必須停止說更多的人必須要上大學。

我固然崇尚大學的思想,它的人文教育,對西方文明的傳承,以及它賦予人去學習美好、偉大與高尚事物的能力與先機。我渴望成為一名學者。我認為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沒有比上一所正規大學更重要的事情了。

但是目前,大學已淪為被用來散播受害者心態和身分政治等有毒理念的引擎。如果共和黨的一些人繼續說,是的,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去上大學,我們只會被灌輸更多的謬論。因為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代溝。年輕一代是最熱衷於喚醒政治的人,而這都是因為他們被洗腦了,不僅僅是在大學裡,而且越來越多的在幼兒園到12年級的教育中,洗腦開始得越來越早。在大學校園中也有持不同政見者,有在狹隘話語空間的霸權下,仍願意出頭挑戰它的勇敢的保守派的人。但總體來說,人們在大學中所得到的觀念就是美國是以種族主義定性的。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川普是否可以帶動更多的人(改變這一觀念)。

我所得出的都是基於我對公司集團的觀察⋯⋯比如,耐克公司縮水極其嚴重。一個接一個的企業被荒謬的種族主義的指控所拖累。無論是耐克的Betsy Ross鞋,還是今年早些時候,阿迪達斯(Adidas)為了紀念黑人歷史月,推出的鞋墊上帶有黑色驕傲標誌的白色Sleek系列網球鞋。人們說這帶有種族歧視,因為鞋子本身是白色的。阿迪達斯隨即召回這款球鞋。這再次反映出,那些主流的精英、企業的領導人,如果他們本身不是這種(種族)理念真正信徒,那就是被這種輿論嚇怕了。

楊傑凱:我有好多事情想請問你。比如,受害者心態,它與身分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你讀的任何一本關於創業、自我提升的書,它都會告訴你,如果你想要成功和快樂,你就必須對自己與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受害者心態正是這一理念的悖論。那麼那些極其成功的人士,他們既然明白此理,為何還要去鼓吹受害者心態呢?我不明白。

麥克唐納德:我想,意識形態是令人盲目的力量。是的,人們在不真正知道的情況下也能假設答案,我不知道你會如何回答它。但是,現在的精英世界中附帶存在著太多的因素,以至於推動著人去為這(受害者心態的)言論買帳,並使其看起來是正義的。

胡佛研究所的謝爾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數十年來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寫作,他提到黑人與白人之間有一種奇怪的相互依存的關係。黑人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並利用它去導致白人產生愧疚感和要賠償對方的願望。雙方互相依賴著。

是的,情況一直如此,但最令我感到沮喪的是今天在美國大學發生的事。那些大學的高層,無論是校長,還是那些為多元化存在的大量官僚機構,都在向學生灌輸他們是受害者這一理念。這絕對是教育上的失敗。事實上,一切對他們都是開放的。一切都是。所有圖書館、教書、化學實驗室,對他們都是開放的。然而,如果那些學生被欺騙了,以至於他們認為他們在大學校園裡受到壓迫,(雖然大學裡那些自由派的成年人動機並不壞,他們是希望他們所有的學生都能成功,)那麼學生們就會因憤怒而背上沈重的負擔,阻礙他們抓住良機。我認為,導致這一局面的其中一個未被大多數人知道的因素,出自於大學在錄取過程中對種族過重的考量和偏心,美國所有出類拔萃的院校都是這樣的,這樣做的目的是人為地製造出多元化,以填補(不同種族學生間)學術技能上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非常巨大,且令人不安。它正在巧妙的 不引人注意的推動著當今人們的許多討論。大學現在錄取的絕大部分黑人學生,他們的學業成績比白人和亞裔學生至少要低出一個標準偏差(約三分之一)。

今天一個普通的12年級黑人學生的閱讀水平相當於一個普通的8年級白人學生。這是巨大的差距。但是這些學校那麼堅持地要增加多族裔的面孔,因為錄取了一些,沒有能力在這些學校競爭的學生。比如,一個SAT分數比他的白人同學低出一個標準偏差的黑人學生,如果他被杜克大學錄取了,他將在那裡苦苦掙扎。我不是說他不應該去上大學,如果他去的是一所標準適合他、生源與他類似的學校,像北卡羅來納大學,他會在那裡表現十分出色。因此,這種所謂的種族優惠制度,實質上為這些學生帶來了巨大的阻礙與負擔。因為被突然放到了一個,他們沒辦法好好應對的學術環境中。

楊,我們暫時從種族這個話題上繞開一下,來談談性別問題 。舉例說,麻省理工學院(MIT)為了增加性別多元化而決定錄取我。假設我的SAT數學分數在800分滿分制上考了650分,而那些憑優秀成績被錄取的同學們分數都接近800分。(現實情況也大致如此),那大學第一年我會怎樣?我會掙扎,我會困難重重,我將跟不上大一函數課的課程。現在我有兩種選擇。我可以誠實地面對自我,坦言我被一所沒達到其要求的學校錄取了:「我應該在波士頓學院,而不是麻省理工。」或者,我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重男輕女的文化環境中,如果我感到被壓迫,那都是因為我正面對著性別歧視的高牆。

對非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的學生來說,也是同一個道理。他們在學校中表現的不好,在班級裡吊車尾,而他們將種族歧視說成原因。所以,只要大學堅持施行這些具有破壞性的種族優惠政策,就會不斷生成種族間的怨恨和敵意。這也讓要擺脫這種處境變得十分困難。

楊傑凱:所以,如果事態繼續這樣發展,我所聽到的幾乎像是教育系統的喪鐘。

麥克唐納德:這很可悲。這是最讓我心碎的一件事。也是為什麼我懷著悲傷與憤怒,在書中寫出我們正如何摧毀著那些在西方孕育了百年的機構。它們本應是文化遺產的傳承者。

學生和老師應該感恩的跪下,他們應感激他們有機會閱讀希臘悲劇家的著作,閱讀埃斯庫羅斯(Aeschylus),閱讀彌爾頓(Milton),閱讀馬克‧吐溫(Mark Twain),閱讀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這是一個人所能享有的最大的特權。但現在我們正在背棄這一特權,教學生去仇視這些偉大的文明瑰寶,以及彼此仇視。

今年早些時候,在威廉姆斯大學(Williams College)有一番長篇大論的抨擊性演說。威廉姆斯大學是你能見到的最享有優勢、擁有最舒適環境的大學之一,在那裡什麼都提供給你了。那裡走來走去的成年人們,都在想:我要如何讓你感覺更好些?這是一所美麗的校園。你能考入那裡就是成就。

有一個黑人的學生團體,想要為一場黑人專屬的活動獲得資金,但是該校的學生會因不知這是否符合學生會撥款的要求,所以一時難以定奪。就因為這個撥款請求沒有立刻被通過,一個學生站出來發表了一場長篇的激烈演說。演說的具體內容我並不想在這裡重複,因為它的語言非常粗魯和骯髒。它基本上在說,威廉姆斯大學是一所摧毀黑人的糟糕透頂的機構,在這裡黑人學生都將淪為娼妓,而他基本上被迫從事肉體性行為。我對此不再贅述,針對一個處處為你著想的機構的恨意抨擊,真是太讓人驚訝了。可怕的事情是,那個機構裡沒有一個人糾正這個學生,讓他對真實的世界有所了解。這個學生以後會把他的憤怒帶入更大的世界,而各種機構也在被這樣的人所改變。

楊傑凱:如今,似乎每個人都在互相指責對方懷有仇恨——這是一個廣義的說法。但我的確看到各方都在互相斥責。

麥克唐納德:我一直盡力去扭轉局面,以確保我不只是在指責另一方,加上有些過錯我自己也難辭其咎。但是,我不得不說,我認為左派非常善於利用仇恨。這讓我很有興趣。因為在今天左派的討論中, 條件反射般的,只要你持反對立場,他們就會說這是出自仇恨。所以如果有人相信要加強邊境安全並讓美國人制定移民政策,而不是讓那些從踏進國門開始就違反法律的外國的人加以干預,這就是仇恨。不,這不是的。這是為這個國家的最大利益著想。

我認為在關於以色列的討論上, 左派最常幹這樣的事。他們把對以色列的批評,無論是善意的或是惡意的,都說成是仇恨。但我沒有看到很多右派這樣做。當然,我十分清楚右派的表裡不一。他們總是在一些事情上抨擊奧巴馬,但在川普做這些事時他們卻會容忍,無論是行政命令,繞開立法部門行事,打高爾夫球,還是度假。但我認為,仇恨的確是左派的專長。(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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