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數以千計的東柏林人歡慶他們終於脫離共產主義這個大勞營。
而今天，在美國卻有百分之三十六的百萬富翁表示支持共產主義，其中更有七成表示很有可能投票給社會主義的政黨，那個使所有共產政權國家陷入貧困的經濟體制。
怎麼會這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英國和法國共同在其德國佔領區內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以民主、個人和經濟自由取代了納粹極權主義。另一方面，蘇聯則在其佔領區建立了所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施行共產極權統治。
位於東德中心的柏林也被分為東、西兩區。當然，東柏林人也會渴望自由和富庶的生活，直到1961年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東柏林人搬到西柏林。這對蘇聯來說是個大問題。為了阻擋大量的出逃人口，東柏林的共產黨員建起了高牆把人民關起來。
1981年，我坐著軍方的管制列車穿越東德來到西柏林。全程都有武裝的共產黨員監視著，不准任何人拍下窗外荒涼蕭索的鄉野情景。到了柏林市中心，那裏的圍牆有兩道，中間是「無人區」，矗立著警戒塔、機關槍和反坦克路障防止任何人叛逃。
圍牆的西側有許多十字記號，標記著試圖逃走的東德人在無人區被槍殺的位置。城內有些地方的圍牆較窄，被強迫分離的父母和子女、親戚、好友就站在那裡互相招手，雖然無法真的和對方握手、親吻，或者好好享受一起的時光。
當時我拿著美國護照，可以從「查理檢查哨」進入東柏林。我看到的東邊是近乎荒涼的寥寥幾間商店，沒甚麼好買的，建築物外牆上二戰時期的槍彈孔依舊清晰可見。幾個小時後，我做了這些被囚禁在東柏林的人無法做的事：我回到了自由的柏林。
共產黨員嚴密的監控他們的人民，竊聽他們的對話，審查反對者。不夠效忠的人就會被剝奪經濟能力，哪怕原本早已夠拮据了。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當權者可以決定任何人的命運，而挑戰他們的人面臨的就是監禁和酷刑折磨。
共產黨員進行言論審查，並且試圖灌輸人民東邊比西邊美好的形象。然而，這種灌輸在柏林沒有用。儘管他們的領導者全盤否認，東柏林人還是清楚地看到了圍牆另一邊燈火通明的選帝侯大街（譯者按，柏林著名購物街Kurfürstendamm）有著眾多餐廳、琳瑯滿目的商店，還有多彩繽紛的夜生活。
1963年，甘迺迪總統在柏林圍牆前進行了著名的演說，並高呼「我是柏林人」聲援東柏林。1987年，雷根總統向蘇聯領導人放話，要「推倒這座牆！」。
蘇聯最終真的解體了，因為這種社會主義的政治控制手段根本是行不通的。它導致經濟扭曲、資源匱乏和貪腐問題。反觀今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怎麼會公開聲稱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重新主張那些在蘇聯時期已經證實失敗的政策？為何柏林圍牆倒塌的前一年曾在蘇聯度蜜月的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現在受到大批民眾支持，反而沒有因此受到譴責呢？又為甚麼我們的年輕一代會對那樣的體制和年代滿腹熱血？
如今，我們的大學校園已經被極端反自由主義的當權者所滲透，他們灌輸了現在媒體業、娛樂圈、政治界、公民團體、宗教、公司董事會、慈善機構，當然還有在教育界位居要職的一整代人。很多校園有意無意地在審查反對左派思想的人。年輕人已經不再清楚共產主義可怕的歷史了。在軟硬兼施的宣傳下，左派人士已經成功塑造了會瘋狂歡迎伯尼·桑德斯和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同為民主黨參議員）的年輕世代。
左派人士在年輕人的心中已再次築起了一道柏林圍牆，灌輸教條蒙住他們的心靈。不論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保守派、自由派，還是任何崇尚自由價值和繁榮的人都應該要團結起來「推倒這座牆」。在柏林圍牆倒下的30周年紀念日裡，我們或許也該回顧、深思、理解並致力於奠定西方文明的基礎價值。
作者簡介：
愛德華·哈金斯（Edward Hudgins）（ehudgins@heartland.org）是美國心臟地帶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研究主管。他致力於協助各國脫離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策。
原文30 Years After Fall of Berlin Wall, Let’s Tear Down Wall of Dogma That Thwarts Our Liber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 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