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2月13日訊】香港人六個月以來的民主抗爭運動令全世界對運動的中堅分子——香港青少年刮目相看，也令中共及其傀儡和走狗們始料不及，驚惶失措，他們將肇因諉於香港學校「對青少年家國教育不足」。一篇在內地「愛黨愛國」網民們中流傳甚廣的文章甚至由此得出結論：香港青年缺乏歷史常識，所以反中亂港；大陸青年歷史常識豐富，所以愛黨愛國。
香港評論家蕭若元對這篇文章的荒誕論據已有逐條精采批駁，這裡我想說的卻是：怎樣的一種「家國教育」讓眾多內地網民深陷那一認識誤區，以為自己站在愛國制高點上，而香港抗爭者都是一群崇洋媚外的港獨分子呢？
我想先得從「家國」一詞的界定談起。何為家？何為國？家與國之間的關係如何？如果這個國指的是中國，大陸人心目中的中國和普世意義上的中國，是一個中國嗎？
我自己是在大陸成長的，年近四十才移居香港。我從小接受共產黨教育，深植我心的家國觀念是：家是私，國是公，家為小，國為大，所以應當「捨小家為大家」，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國家高高臨駕於家庭和個人之上。「沒有國哪有家。」當我三十歲唱著中這一句歌詞時，我對它所表述的家與國的關係深信不疑，絕對沒想到這兩者的關係應當調轉過來，沒有家哪有國，國應當服務於人民而不是臨駕於人民。
可是共產黨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家國教育」正是基於這一倒置的家國理念。然後進一步偷換概念，將「國家」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將「中國」與「新中國」混為一談。我們所有的教科書、政治學習材料、報紙、廣播、甚至文學讀物都反覆向我們灌輸如此觀念，黨和國，中國和新中國乃至於祖國，都成了同義詞。愛黨即是愛國，反共產黨即是反中國即是漢奸即是反革命，罪該萬死。
如此這般，八十年代初當我們聽見香港歌手張明敏唱時感到耳目一新，不止是因爲那溫柔優美的曲調，更因為歌裡對「中國」「祖國」一詞的解讀。竟一句也沒提到黨，盡是說祖國自古便有的大好河山。「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云云，顛覆了早已紮根我心的那一家國概念。
不過令我重新認真思考家國概念，還是發生於一九八七年「十一」國慶節的一件事，當時我尚在大陸，和朋友像往年一樣高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國」以慶賀國慶，有位正好到訪的香港朋友聽了，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生日從四九年算起，那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叫什麼國？」
我一時竟愣住了，張口結舌。
這時，香港朋友說了一句令我震撼的話：「看來我的中國和你的中國不同，我的中國至少五千歲了，你那個只有四十八歲。」
這就是香港人受到的家國教育和大陸人所受到的家國教育的區別。香港雖然是殖民地，學校裡所教的歷史並沒把香港說成是英國領土，還是如實講述鴉片戰爭清政府割讓香港的那段歷史，教授給學子的中國還是五千年的大國，並告訴他們，一個國家的存在不取決於他由誰統治而是取決於那一地域那一國家的文化。正如民主黨執政的美國和共和黨執政的美國都是美國一樣。最重要的是，學子們有從多個視角接受歷史教育的自由。在香港，你可以看到東西方不同觀點的學者撰寫的中國史，也包括大陸通用的范文瀾之《中國通史》。而你願意接受哪一種中國史哪一種家國理念，是你的自由。
九七年回歸之後，基本法雖然說定了香港人仍然會保有他們原先擁有的公民權和新聞、言論、及遊行結社的自由，五十年不變。但二十多年來，我們眼看著這權利這自由遭到蠶食，報紙電視電台被中共一間間地收購，變成中共的宣傳喉舌，承諾的普選不僅遲遲沒有落實，民主派議員還動輒因莫須有罪名被踢走。
教育自然是「黨的關懷」之首。早在2007年胡錦濤視察香港時已提出「要重視對香港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2010年特首曾蔭權便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到了2012年，便出籠了那本，當時是派發到了各中小學打算作為通識教材的，不料因當局對港人公民意識之強估計不足，而向中央政府邀功之心又太切，手冊中竟赤裸裸宣傳「黨國一體」的中共家國觀念，讓能從互聯網獲得各種信息的港人敏銳看出其洗腦性質，堅決抵制。由此引起了一場十萬人參加的反國教遊行，並成為兩年後那場席捲香港的佔中運動的導火線。
所以說，不是有沒有家國教育的問題，而是家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的問題：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的歷史傳授後代，還是把中國作為一個一黨專制的「黨國」強加於後代；是教育孩子成為有獨立人格敢於獨立思考的公民，還是教育孩子變成盲目盲從的黨國奴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