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2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文劍綜合報導）最近中共特工王立強投誠澳洲，引發外界對中共情報系統在海外廣泛活動的關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辦公室副主任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中文名孟沛德）和馬特‧巴西（Matt Brazil）近日出書，揭露中共情報工作的歷史、現狀及手段。
12月5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辦了彼得·馬蒂斯和馬特·巴西的新書《中共間諜活動：情報入門》（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發表會，介紹了他們寫這本書的原因和主要原因。
孟沛德說，他試圖揭開中共特工和情報系統的神祕面紗，以了解中共情報工作歷史及現狀。他還希望這本書能起一個引路石的作用，讓更多的人來了解中共的情報系統。他認為很多人都對中共的情報系統有一個誤解，認為中國人喜歡用人海戰術。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個流傳很久的笑話，如果想收集埋在一片沙灘上的信息，蘇聯人會用潛艇在半夜最好的時機浮出水面，他們會挖幾桶沙子，迅速回到潛艇，並在黎明之前消失；美國人會把衛星停在地球同步軌道上，收集各種信號，他們也許會繼續沿著沙子的路徑放置一些質量和傳感器，然後從那裡開始研究；而中國人（中共）會把1000名泳客放置沙灘上，當他們離開時，他們拿走毛巾和沙灘籃。最後，中國會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到更多的信息。他說這其實是不準確的，中共的情報系統雖然並沒有從初創就使用了專業的情報技術，但是他們一開始就沒有用非專業特工人員作為替代，而且也不能把每一個和中國有關係的中國人都稱為間諜。
但是中共情報部門確實在招募海外中國人或華裔美國人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比如伯納德‧伯爾西科（Bernard Boursicot）案、金無怠（Larry Wu Tai Chin）案，這都是有具體細節的典型案例。這兩個典型案例都符合典型情報技術的特點，如有聯繫特工、第三國見面地點，有放置信息的第三國地點並有快遞員去取回，還有人帶他們越境去見面而不必在護照上蓋章等等。金無怠案時間跨越了1940年代後期至1985年，涵蓋了中共情報界相當長的歷史。
中共情報系統的形成和發展
馬特‧巴西表示：「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有時我們感覺好像在叢林中披荊斬棘，才有了今天（書的發表）。」
1927年，國共分裂的那一年，也是中共的情報失敗之年，因為中共一無所有。儘管它們有刺客，有保護重要人物的人員，還有幾個間諜。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的情報體系。因此，當年4月的國民黨「清黨」事件（中共稱政變）完全的出人意料。確實，在那年年底，即12月的廣州起義，毛澤東沒有說是情報失敗，但是他說「我們失敗了，因為我們對敵人幾乎一無所知」。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成立了第一個專業組織，並且起步艱難。最初很難招募到間諜，但是後來它們招募了第一批雄心勃勃的人，被稱為「龍潭三傑」的三個人。前面提到的李克農，他就是三人中的頭目。他確實是比其他人多活了幾年，可以在中共建政初期一直領導中共情報部門。因此，隨之而來的系統就是情報人員、流氓無賴、分析人員以及從事通訊和技術工作的人員。這個結構基本上保留到現在。但是，當時成立的中共特別行動科取得了成功，救了許多共產黨員。
但是，中共祕密特務組織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1931年被捕後投降國民政府，叛變中共，供出了中共的大量機密。顧順章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下情報人員，由於顧順章所處的極高地位，以及其家屬很多都參與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致使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完全被摧毀，多人被捕殺。周恩來親自指揮對顧順章的懲處，顧雖逃過紅軍的報復，但其家人及當時在其家的人員共十九人都被紅軍殺死，只有三歲的女兒及兩歲的侄子倖免。
1935年，隨著國民黨將共產黨清除出城市，對中共來說是一場慢性災難。1935年，中央特科被廢除了。此時，毛澤東開始對情報行動產生重要影響，他把鬥爭的重點定為內部敵人。
富田事變，是中共紅二十軍於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發動的一次兵變，也是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兵變。
1930年下半年，中共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當年11月1日，由於國民革命軍對中央蘇區展開第一次圍剿，蘇區軍事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率紅一方面軍赴前線作戰，而將對江西蘇維埃政府駐地富田的肅反工作於12月委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祕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主持。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紅二十軍領導被捕，12月8日，毛澤東、朱德等又派古柏前來協助肅反工作。在數天之內，紅二十軍和富田當地蘇區特委、行動委員會即有120餘人被捕，17人被處決。
這是中共歷史上三大左傾錯誤的第一個。另外還包括延安整風運動和1943年的「長征」或北上「救國」運動，以及「文革」。在這兩次運動中間，是1955年的一次黨內大清洗。毛澤東認定，潘漢年實際上是叛徒，因為潘漢年沒有向毛報告他和大特務汪精衛的會見。
潘漢年是左翼作家、中共政治人物。潘漢年早期負責中共對外宣傳工作，後轉為負責中共情報工作，長期作為中共在上海、香港的情報頭目進行活動，傳遞過大量有利於中共的情報。中共建政後，擔任過上海副市長，隨後於1955年在任內被懷疑為「內奸」遭祕密逮捕，1963年被最高法院定罪入獄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毛澤東批示潘漢年為叛投國民黨的CC派人物，應當處決，但是沒有處決。1966年文革開始後他被重新收監，1976年重審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1977年4月去世。
利用大清洗來解決問題成了中共的一個傳統。
中共情報系統的運作
孟沛德說：「多年來，我們從中共情報部門看到的是，由於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由於東亞的安全狀況，台灣的前途，以及各種各樣的事情，因此，中共情報行動的範圍 、規模和潛在的影響，確實是一個威脅。它不一定是因為其操作精密性，但是，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你可以看到本書所涵蓋的時期，包括相當複雜的革命時期的中國（共）情報 ，……還有最近出現的相當精密的不次於世界一流的情報服務。」
中共國家安全部成立於1983年，凌雲擔任第一任部長。從90年代開始，國安部和解放軍啟動了一些大型出版項目來介紹中共情報界的革命歷史。
孟沛德說，「在我們引用的關於李克農的傳記中，作者談到了他們在1990年代初與安全部長的一次會談，他說，你們需要寫這本書，因為我們的人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構建情報部門的團隊精神，以便他們了解他們正在加入一個漫長而光榮的傳統（機構）。同時，還有一些與管理國家安全專業人員有關的一些事情。這本書的前言是由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撰寫的，它明確指出，這本書是學習並了解李克農的歷史，以及在現代情報實踐中需要了解的教訓和經驗。」
中共國安部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建立新的培訓項目。他們意識到，如果僅僅依靠外語或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不一定具備他們需要的專業技能。大約在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初期，他們開始嘗試在安全部的不同部門招募更年輕的人，例如，他們會到高中去對年輕學生說，如果對安全部門的某個職業感興趣的話，這些是你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可以學習外語的途徑，這是我們可以提供的幫助，以便這些年輕學生們可以更有效和針對性地將學習時間投入相應領域，從而將來把這些技能應用到情報服務。
孟沛德還談到，他聽說過一些事情，雖然還不能完全肯定，中共情報系統正在創建各種實習計劃，這樣年輕的情報人員就可以獲得到公司的實習機會，因此，如果他們以專業商務人士的身分出現，他們實際上會看上去、聽起來像專業的商務人士。如果你偶然遇到了年輕一代的中共情報人員，你會發現他們擁有更高的精密性、更好的外語和溝通能力，這不是10年、20年前，當然更不是30年前的特工所能擁有的。
另一個原因，特別是國家安全部，在某種程度上對解放軍來說也是，其精密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看到進入網絡空間的發展趨勢，以及數據數字化以及存儲，這將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稱其為信號情報、隱祕和技術操作的無畏時刻。因為以前，要接收信號的話，則必須擁有相應的行業設施，必須擁有衛星，必須擁有衛星接收碟，必須擁有全球網絡，必須擁有進行解密的計算能力，因為加密技術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並遠遠超出了個人可以輕易解密的範圍。這是一個巨大的能力，而中國（中共）大部分時間裡都被切斷了這種能力。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才開始接觸其中的一些東西，但是還是相當落後。
中共國安部看到了這個機會，他們投資建立了以各種安全局為中心的公共和私有基礎設施，特別是創建了一個可以同時防禦和進攻的生態系統。因此，相互交流，僱用合同工，享受私營部門的好處，從而使政府機構人員可以集中精力在他們要做的事情。
網絡的發展對於機密和技術操作也很重要。例如，傳統竊聽技術如果要在某個地方放一個竊聽器，必須得進到那裡，必須找到一種獲取信息的方法，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把數據輸送出來。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意味著，1999年在美國國務院內部發現的竊聽器，實際上你必須能夠在該會議室拍攝木製櫥櫃的照片，必須了解圖片的質量，識別木紋及其真實顏色，以便當你重新進來時，能真實再現。必須具有製造適合那種受限空間電池的技能，必須有麥克風，必須有發出數據的計劃並保存，還得能節省電池，這樣它們就不會只是在建築物中運行並消耗能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種大的變革中，這些工藝和特工技能只有少數國家可以做得很好。
中國（共）特工沒有這樣的經歷，因為中共控制著環境，而且多年以來，反技術監視都是非法的。因此，這些僅掌握在政府手中，不在其他任何人手中。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密碼工藝存於軟件代碼中，而不是在傳輸設備，一個USB驅動器就可以，是的，可以有很多方法把它藏起來，這裡面也有一些技巧和藝術，但這是一套非常不同的技巧。而且，信號情報的教學和以前的無畏時代相比，現在要容易得多。
最後，我想說的是，重要的是要了解參與情報系統的機構，國家安全部還有解放軍的情報人員，他們都是一個龐大官僚體系的一部分。官僚機構以特定的方式工作，獎勵特定的行為模式。而且，可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集中。以國家安全部為例，如果您閱讀過本書中的一些案例，您會看到一些他們有一些非常有效和有用的技巧。您還會看到一些愚蠢的事情，就想我們為什麼要如此認真對待國家安全部？答案之一以及為什麼要了解此機構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安全部本身是一個中央部委，它有31個省級單位和數十成百個地方國家安全局。所有這些組織都是各自聘用人員。
那麼，對於上海國家安全局聘用上海大學畢業生的方式，與安徽國家安全局的作法略有不同，我們真的要覺得驚訝嗎？考慮到在中國具有的廣泛性和多樣性，一個如此多樣化的組織，看上去遍布整個地圖，我們真的會感到驚訝嗎？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你不能說，哦，這裡有精密性，那裡沒有精密性，並以此來判斷其情報服務。但是，如果您不了解該組織是如何構成的，不了解這些人如何得到這個職位的歷史，也許他們先是警察，然後是情報人員，那麼就無法理解這個程度，而幾十年前則是首先成為情報官員，而不是做其它職業。#◇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葉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