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3月13日訊】1949年中共建政後，為了鞏固自己的非法政權，不遺餘力地且迄今都未停止地通過媒體、教育等多個方面，向中國人灌輸如下觀念：「舊社會」和「舊中國」是反動的、壓迫的、黑暗的、剝削的、醜陋的、愚昧的、災難的、恐怖的、不義的，「新社會」和「新中國」是進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義的。也就是說，前者是地獄，後者是天堂。事實當然截然相反，1949年前的中國，即便是民國時期，也要遠比中共治下的中國美好、文明。
在中共多種形式的洗腦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荒誕的事情。本篇說說文革的「憶苦思甜」活動。按照中共官方的解釋，「憶苦思甜」就是回憶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想想「新社會」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從而感恩「毛太陽」和「英明」的黨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吃「憶苦飯」。
所謂的「憶苦飯」，在中共語境下指的就是「舊社會」窮人飯食的模仿品，主要安排在傳統新年、「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十一」、家人的生日或學生下鄉勞動時食用。一般由學校、單位烹製，也有的是到農村請農民烹製，等等。當時人們認為「憶苦飯」越難吃、「憶苦思甜」的效果就越好，所以飯食的材料都是比較粗劣的食材，有的是用玉米麵、山芋乾、山芋粉蒸成窩頭；有的用麥皮和玉米麵混合後蒸成窩頭；有的用爛菜葉、野菜等煮成米糠；還有的加上泥巴、沙子、煤炭等，有些做的連豬都不願意吃。
吃「憶苦飯」前，先要聽憶苦報告和唱「憶苦歌」或看「憶苦戲」，會請一些老農民現身說法，深情並茂地說「舊社會」怎麼窮，怎麼受地主的「剝削壓迫」，怎麼牛馬不如，怎麼飢餓難擋……，聽得人們留下熱淚，再去吃「憶苦飯」好感同身受。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卻常常出現一些意外：老農民無意中透露出「舊社會」比「新社會」好，有的「憶苦思甜」活動還頗為好笑地變成了批評當下中共製造的苦難。
平時的家常飯比不上「憶苦飯」
據《極左笑淚錄》中記載，1970年，中共一支軍隊開進了某地雙窯公社最為貧困的窯前大隊，和「貧下中農」一起搞「兩憶三查」，先是憶苦思甜，接著是大批判，最後是軍民同吃「憶苦飯」。「憶苦飯」是軍隊炊事班做的，用麥麩面、菜葉、豆渣攪和而成。火到飯熟，竟然也是焦香四溢。飯鍋揭開，農民們舉著碗盆蜂擁而至，轉眼就把「憶苦飯」吃得乾乾淨淨。
軍人們一看一個個傻了眼。軍隊的指導員走過來，對大家進行現場教育：「同志們，請看看貧下中農覺悟多高，自覺地搶著吃『憶苦飯』，我們要虛心向他們學習……」
站在一旁的老農民王寶林打著飽嗝連連擺手：「別學習別學習，我們平時吃的家常飯不比這強，還捨不得吃飽。今日子算是放開了回肚子！」
聽完這一席話，軍人們全都愣住了。指導員也不知說啥好了。
農民們為地主「評功擺好」
網上有中學時曾在農村插隊的單若水撰寫的《憶苦思甜 控訴「萬惡的舊社會」》一文中提到，受中共洗腦的他和夥伴們在農村的「憶苦思甜」會上，非常希望能聽到「老貧農們對舊社會的控訴，對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刻骨仇恨」，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作文課上，在每週一期的黑板報上寫出高質量的「訪貧問苦」報告。
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被請來做報告的農民們往往以抽象的「舊社會很苦，地主老財壓迫剝削我們貧下中農」開頭，但在講到具體事例時，不僅聽不出什麼壓迫和剝削，更像是在為地主「評功擺好」。
比如文章提到一次在一個生產隊，他們找到了一位「三代老貧農」，並啟發他回憶地主的罪惡。可這位農民卻說自己「不敢喧謊（註：當地方言，意思是撒謊）」，「人家說起來也對我不錯」。作者和夥伴們沒辦法，只好以老貧農的口氣，代他來「控訴黑暗的舊社會和地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來應付作文和黑板報的需要。
再如作者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憶苦思甜」，才發現很多人只是在那裡閒聊，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訴的苦」，大家都在走個形式。過了半個多小時，一個叫子德的農民被大家起鬨，讓他說說他的腿是如何讓「萬惡的舊社會」致殘的，作者也提起了興趣，但子德就是不說。僵持了一會兒，大家的注意力又轉移到了別處。後來作者才知道，子德的腿和「舊社會」的「萬惡」一點也沒關係，而是自己出軌偷情被發現後，逃跑時摔斷的。
在農村時間長了，作者發現在一次又一次的「憶苦思甜」會上，幾乎見不到有老人們出面訴苦。他們不是說年成太久忘了，記不起來了，就是說，當年也說不上苦，人家工錢沒少給，好吃、好喝的待承著。有的還乾脆回憶起當年東家的好處和恩情，弄得這些幹部下不了台，只好說他們是老頑固，「沒有階級覺悟，被地主富農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沒辦法，中共的幹部們就找這些「老頑固」們的後人們出面訴苦。在這些沒有真正經歷過過去生活、又被中共洗腦的他們口中，地主們成了「吃窮人的骨頭、喝窮人的血」的罪人，一件件被炮製的「血海深仇的家史」就這樣呈現在眾人面前。儘管這些被炮製的內容在台下被知情人悄悄地反駁、譏笑，當事人長輩也成了眾矢之的，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出現在中共媒體上，成為了中共洗腦的新材料。
「再苦也苦不過六零年」
署名肖江的《「憶苦思甜」與「憶苦飯」》網文中也講述了七十年代在兒時跟隨父母下鄉勞動時經歷的「憶苦思甜」會。他們全家去的是距離淮河北岸大約二十公里、名叫「東南湖」的地方。在鄉村讀小學的肖江，除了每天的功課外，還要參加各種各樣的洗腦活動，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批林批孔」等，而「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以及「反修防修」，「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號幾乎成了小學生們的口頭禪。
在他的記憶中，學校每一學年，特別是過年過節前，都要請一些貧苦農民來學校做「憶苦思甜」報告。剛開始，大家還能夠認真聽，但由於請來做報告的農民大多沒什麼文化，除了罵地主外，幾乎沒什麼實質的內容，學生們也就漸漸失去了興趣，常常在下邊聊天、睡覺。報告會也因此不得不草草收場。直到有一天發生了一件「大事」，「憶苦思甜」活動被徹底取消。
大約是在1974年中秋節，一個老貧農又被請來做報告。有意思的是，在講到自己受凍挨餓的悲慘經歷時，他突然冒了一句：「再苦也苦不過六零年啊！如果不是偷了生產隊一口袋糧種，我這條命就沒了。」坐在下面的老師和學生驚得目瞪口呆，校長趕快將其請下了台。
熟知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1960年正是三年所謂的「大饑荒」時期，由於中共浮誇風盛行，上下瞞報，中國至少有3500萬到4500萬人餓死，而這樣的慘劇前所未有。老貧農無意中的一句話，透露出的是駭人聽聞的慘劇。
因為出了這樣的「大事」，學校的報告會取消了，但吃「憶苦飯」卻開始了。肖江記述了一次放寒假前的吃「憶苦飯」的活動。由於擔心吃出了問題，學校做的「憶苦飯」的粥用的是大米和青菜，窩窩頭裡也沒有摻糠，只是在玉米麵裡摻了些乾菜。結果學生們都覺得好吃，現場出現了「一碗難求」的場面。學校領導們看到這樣的場面，也不知說什麼好了。吃「憶苦飯」感恩當下的教育目的落空。
還有《回憶文革時一場有趣的「憶苦思甜」大會》一文也透露了「憶苦思甜」大會中出現的滑稽場面。那時作者還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學校請來了60多歲的貧農李大爺來做報告。李大爺不識字，所以念不了學校特意給他寫的發言稿，就自己隨口說了起來。
李大爺先講了「舊社會」因為家裡窮，爹媽生病，所以不到10歲他就出去要飯了。有一年冬天下雪時去地主家要飯，被開門狗給咬了一口，鮮血直流。當講到這裡時，校長帶頭喊起了口號。
但是沒想到的是，隨後，面露得意之色的李大爺話鋒卻亦轉，表示：剛才說的是最倒楣的事情，其實也不是常發生，有時我們要飯的也會很走運呢！有不少地主富農其實也很好心，常給我們熱飯熱菜。有一次，我們村裡最大地主家的漂亮丫頭，還夾了一個香噴噴的荷包蛋給我呢！
尷尬的校長馬上和李大爺耳語了幾句，他不好意思地說自己跑題了，「憶苦還沒完呢」。接著說道：「其實最苦的時候不是解放前，而是三年苦日子的時候。58、59兩年田裡多好的禾穀呀，可惜搞人民公社，勞動力都去煉鋼鐵去了，沒人去收割，全爛在田裡了。60年開始沒有飯吃，那可比舊社會苦多了，舊社會還有地主富農，解放了要飯，大家都沒吃的，你找誰家要去？」
透露了真相的李大爺自然很快被請下了台。而學校老師們則告訴學生們，不要寫李大爺的報告了，讓大家回家找父母「憶苦思甜」。
在「憶苦思甜」會上透露大饑荒真相的絕非上述兩地，《變了味的憶苦思甜大會》一文也講述了1964年11月發生在新莊大隊「憶苦思甜」活動中的事情。一個叫李秀英的農民訴苦中提到她家一家五口，在1960年餓死三口，包括公公婆婆和丈夫，而公社馬書記和幾個幹部卻在大隊食堂吃烙饃，還有炒雞蛋。李秀英趁人不備去食堂偷了個饃，卻被馬書記發現，強迫她女兒陪睡才可以拿走饃。李秀英懇求說女兒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自己願意陪他睡。但是馬書記看到瘦得不成人形的李秀英的身體後，將她罵走。沒有將饃帶回家的李秀英，回家後放聲大哭。
而在活動中，利用職權侵害全村很多女人的馬書記被農民暴打。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吊死在一棵樹上，隨後的訴苦會變成了「批屍大會」。
「憶苦戲」後的搞笑
幾年前大陸共識網刊登的一篇題為《「憶苦思甜」眾生相》的文章，除了介紹「憶苦飯」外，還提及了「憶苦戲」，即在吃飯前演幾個反映「舊社會」苦難生活的文藝節目，如「白毛女」。不過學校裡無法演出那樣的大戲，只能演一些小節目，表演「媽媽卻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的悽慘場面。即便如此，一些學生也會不時搞搞笑。
一次，學校排練《不忘階級苦》，選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學演地主，他穿著不知從哪個箱底翻出來的長袍馬褂，拄著手杖，帶著一群跟班登場，演到「地主狠心，搶走了我的娘時」，那胖子瀟灑地一舉文明棍，幾個男同學一擁而上，把那演「娘」的女同學生拉硬扯拖下了場。以後這一場景在學校廣為流傳，大夥兒經常背著老師，在鬨笑聲中重演這出「搶走了我的娘。」
結語
上個月，中共自由派元老、曾任毛澤東兼職祕書的李銳去世，他在生前的日記中記述道：土改的時候，貧下中農不肯分地主的地，說這是喪天良的事。而從中共搞的「憶苦思甜」活動中不經意透露的真相，也證實了李銳日記所記不虛，證實了傳統農村地主的形象，並非如中共宣傳的那般，並非是「凶狠、殘暴、貪婪」的代名詞。
其實，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地主階層，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農村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大多受過教育，因此不僅承擔著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擔著災年救濟百姓、修建公共橋梁等設施、解決鄉鄰矛盾的責任。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雙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麼剝削的問題。當時「地主」的稱謂蘊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羨慕，沒有絲毫的貶義。
但是隨著中共建政後的農村土地改革的進行，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數十萬地主和家人被殺，地主階級被全部消滅。農村傳統意義上的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中共政權也達到了其對農村控制的目的。
不僅如此，中共經過幾十年負面的宣傳與政治運動，對民眾進行洗腦，使「地主」成為一個貶義詞，使民眾腦中留下了是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等地主「欺壓百姓」的惡劣形象，「地主」也帶上了濃烈的負面涵義。
而被中共欺騙的貧苦農民們，除了在土改時嘗到一點甜頭外，其餘歲月則淪為二等公民，很長時間不得離開農村，生活也是越來越糟糕。大饑荒時餓死最多的正是農民。這也是他們「憶苦思甜」時為何脫口而出的是這段經歷，因為這段經歷最為慘痛，這無疑是對中共莫大的諷刺。
現如今，被中共欺壓的中國人中，廣大的農民依舊活在最底層，承受著最為深重的痛苦。如果今日中共再開什麼「憶苦思甜」會，中共當是千夫所指，沒有人會質疑，正是因為有了中共，中國人才如此「苦」；而沒有了中共，迎來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才會真正擁有甜蜜、幸福的生活。#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