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禁言 專訪楊子立:熱血青年令中共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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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4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周慧心採訪報導)近日繼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遭停職調查後,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也因課堂言論遭撤銷教師資格。針對高校愈發嚴厲的輿論控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子立認為,年輕人沒有恐懼,他們熱血奉獻的精神,讓中共恐懼。

楊子立表示,當局在全力防備這件事的時候,在它沒防備的地方,會發生新的事件,然後它又制止這個新事件……它的精力有限,但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爆發,今天發生卡車司機罷工,明天出來上千萬的P2P受害者,後天又是幾百萬越戰老兵……

「雖然目前這些運動還沒有看到政治要求,但是遲早有一天會提出政治要求,或者是一些年輕人,他們可能沒有恐懼的經驗,能夠有一種獻身主義的精神,靠著年輕人奉獻、衝鋒犧牲的精神,反而能帶領大家提出一些政治口號。」

他對大紀元記者說:「也就是有一天,當大家覺得當局沒有那麼可怕的時候,這些東西就會出來,這是必然的。」

楊子立是1998年的北京大學電腦系碩士畢業生,在北大期間就在校創辦「北大事實社」,利用假期去農村調查,討論社會問題及宣傳法律知識,後來又架設「羊子的思想家園」網站,關注中國農民問題和政治問題。

2000年8月,他與徐偉、靳海科、張彥華和張宏海成立「新青年學會」。2001年3月13日,楊子立被祕密拘捕。2003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2009年3月12日,刑滿出獄。

去年到美國定居的楊子立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講述了自己在國內高壓下的心路歷程,以及出獄後他進行的一些大陸民眾受迫害調查。

記者:那個時候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算是鳳毛麟角,什麼原因讓您站出來?

楊子立:我出生在農村長在城市,寒暑假時經常回農村。城市和農村的對比非常強烈。這個差別不只是表面上,而是權利上。農民不但沒有任何保障還要交農業稅,即便是老年人沒有勞動能力、殘疾人,也要交人頭稅。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原來只是覺得不公平但是並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北大以後,理論上才有出處。

記者:少年、青年成長過成中對您思想影響比較大的人有哪些? 

楊子立:我到北大以後認識了當時在北大讀博士的李柏光博士,他可以說是我的領路人。他給我介紹了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比如說像哈葉克的《通向奴隸之路》,還有一些經典的洛克、孟德斯鳩的書等等。他還介紹我認識一些比較重要的知識分子,比如劉軍寧老師,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可以說他對我的思想影響也非常大,一直到現在。

另外,秦輝老師對歷史的分析和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對我的思想形成也是影響很大。之前也曾拜訪過社科院的許良英老先生,他明確跟我說我的這些思想屬於自由主義。

我學理工科的,對自由主義並不太懂。他告訴我之後,我才回去查詢一些這方面的政治哲學書籍。我當時在北大之所以能接觸到這些自由派的思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可以到研究生閱覽室去看書。

比方有港、台的一些雜誌,能接觸到一些真正的文學知識。但是這個閱覽室對本科生是不開放的。它就怕本科生看到這些會引起思想上的變化。現在學校怎麼控制我不知道。

其他還有一些人,比如說像曹思源老師,我當時也請他去做過講座,講中國的一些憲政改革方面的事情。

還有搞歷史的王海光老師,中央黨校的,對我的影響也比較大。到後來又接觸了民間異議人士,認識了江棋生先生,又接觸了徐文立先生,1998年,我還加入過中國民主黨,這樣的話就基本上算是一隻腳踏到這個民運的道路上去了。然後有一些民主黨的同道朋友一直保持到今天。

記者:你跟朋友們在2000年成立了新青年學會?

楊子立:在畢業前,我在北大跟一個叫高威的本科同學組織了一個北大時事社,然後跟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歷史大學、青年政治學院還有廣播學院等等好多學校的學生有橫向的聯合,他們也有一些文化思想團體,我們就一起來搞一些活動,研究探討。

後來青年學會的這些人,都是原來在學校期間不同的學生社團的骨幹。我們當時入獄的一共四個人嘛,基本上都是關心農民問題走在一起的。我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他幾位同學很多是學生黨員,但是無論是否被中共洗腦,這種出生於農村對農民的一種關心這個是天然的。

記者:北大學生最近成立「馬會」,遭到學校打壓,有些還被電視認罪。

楊子立:我聽說了,因為這個事情是跟佳士工人的罷工有關。其實不只是北大學生,有很多學校的學生,雖然思想上「毛左」,但是他們支持工人這一點上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當佳士工人罷工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像岳昕這些學生,他們就去支持,那遭到打壓以後又有其他學生支持這些被捕的學生。

我覺得當局強化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往會物極必反。你灌輸多了,學生腦子裡全是階級鬥爭觀念。階級鬥爭觀念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他可能會覺得你這是一黨專政,另一方面呢,他覺得你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你脫離社會主義。

比如說這個「烏有之鄉」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當局強化這些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結果,我覺得產生了很多反體制的毛左學生。

記者:出獄後,您又經歷了哪些事情?

楊子立:出獄後,我進入了北京傳知行研究所,在那個研究所待了五年,這期間主要是研究農民和農民工的醫療健康權和子女教育權,做過底層訪談,培訓一些志願者,讓他們採訪底層老百姓,寫出老百姓的悲歡離合。

為了這個研究我們到了二十多個地區去調查,回來寫了很多報告。除此之外我們還做了出租車研究、稅收政策研究、法治研究,當局一直不希望我們去碰的,隨時想把我們取締掉。

2014年9月發生了香港占中運動,傳知行被捲入進去,然後所長和幾個同事有六個人被抓,其中三個人受到酷刑,後來在傳訊我的時候,我就把手機關掉,逃跑了,逃離了北京。

2017年我開始調查武漢大學生失蹤案。我用業餘時間去做了些採訪、調查,收集他們的資料,這個事情是很奇怪的。

這麼多大學生失蹤沒有人關心?其實不是沒有人關心,因為只要你一關心,它就開始打擊你。

當時有一個記者曾報導過這些失蹤的事情,結果當局不但不去破案,反而把這個記者抓起來,說他造謠。當局稱失蹤的四個大學生都找到了,有三個回學校, 一個回家了。

後來我調查,他們都沒有回家。當時我發現有28個在校的大學生,除了一個之外其它都是男大學生,超過一半都是身高180以上的,都沒有找到。顯然當局是在極力掩飾,用謊言來掩飾這個事情。在大家都關注的時候,有幾個月沒有再出現失蹤案件。

但是到去年8月又開始有人失蹤,12月有兩人失蹤。我說的僅僅是武漢的大學生。也就是說大家一旦不再關注了,這個犯罪團夥又開始猖獗。

他們失蹤了,一方面有可能被弄去做農工去了,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害了、器官被移植了。

據說法輪功是群體被(器官)移植的,這個可能性當然也是非常大。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備,又腐敗這麼嚴重,關注官場又很盛行,你覺得是受害你去報案,他們都不管。然後當局的一些主動迫害,出於金錢崇拜,什麼喪心病狂的事都可以做。

因為我一直在調查,武漢的警察跨省到深圳去抓我,那是十九大召開之前,他先去我家抓我,沒抓到 。第二天又去單位,我又剛走,後來我就躲了幾天。等到十九大開完之後,武漢的人就走了,但是深圳的國保逼迫單位把我開除了。

他們把我列為重點維穩對象,要求我每個月去警察局(跟他們)見面談話, 後來看我不配合,他們就去威脅房東,要趕我走。我申請到美國的簽證,9月份到了美國。#

 責任編輯: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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