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4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安平雅悉尼報導）16歲正值碧玉年華，擁有讓人羨慕的青春。
每個週末，孫喆宣有件最開心的事。騎著車趕去天塔附近的一個阿姨家，去見可愛的朋友們。
三步並作兩步上了樓，畢阿姨開了門，孫喆宣看到20、30個小夥伴將客廳圍坐得滿滿的，他們從3歲至19歲，被大人們稱為「小弟子」。
時間一到，喆宣和夥伴們拿出《轉法輪》一起讀了起來。讀完一講，通常小夥伴們開始分享自己這一週在學校、在家裡的一些事情，說的都是覺得哪件事當時沒有做好，下次會做好。
喆宣和媽媽1997年開始學法輪功，自那時起的兩年多時間裡，她幾乎每個週末風雨無阻地去那裡，她很喜歡那個環境。
善與惡的首次碰撞
清明過後的天津，氣候轉暖。
一天晚上，喆宣接到電話說第二天小弟子們集合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次日，小夥伴們一見面，就討論起他們在一本天津教育學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看到的一篇報導，因為內容完全失實，大家商量著給雜誌社寫信，反映他們學了《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真實情況。信寫好後，大家都在後面認真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喆宣心想肯定是政府錯了，她的一個小夥伴因為患白血病，是醫院一看到就要急救的人，當時她的事情被報導過，市裡很多人還給她捐款。她後來學了法輪功後，再去醫院檢查指標都正常了。
接下來的幾天，得知本地和一些外地同修因為想給雜誌社反應情況紛紛來到教育學院，由於喆宣的學校和天津教育學院只有幾分鐘的路程，所以，她每天上學前會早點出門，去教育學院裡面看看，想知道有沒有解決的消息。中午休息和下午放學時間也會去。
她看到，法輪功學員們坐在天津教育學院內的路邊等待學校的回覆，安安靜靜，沒人喧嘩，也沒人隨意走動。有的在聽李洪志師父的講法，有的在看《轉法輪》，有的在煉功。在學院大門口，也有法輪功學員在義務維持秩序，孫喆宣的媽媽也是其中一位，為外地來的同修指引方向。
4月23日，放學回家吃了晚飯的喆宣再去天津教育學院時，看到那兒周圍的馬路都有警察把守，不讓人隨便出入。大約晚七點左右，警察開始驅趕人群，並往外拖人。喆宣在現場看到四個警察抬著一個老太太，直接往馬路邊一扔，她聽到「咚」一聲，老太太直接撞在道牙邊上了。
晚八點左右，夜色漸深，大約三百名防暴警察開始一片一片清場。不管是年輕的還是歲數大的法輪功學員，警察連踢帶踹，拽起來就往車上扔。人群很快的被驅散了，警察揮動著警棍，喊著，驅趕著人們。法輪功學員們默默地起身收拾隨身物品，走出了教育學院，防暴警察不耐煩地叫囂著。整個過程法輪功學員沒有口號，沒有反抗。
喆宣看到自己認識的叔叔也被抓了。後來聽大人們說，是中共天津市委指使警察對法輪功學員使用暴力的，大約有四五十名法輪功學員被抓。政府的人還一再強調這是上級的命令，這裡解決不了問題，要想解決問題去找上級部門反映，去北京吧。
很多被清場出教育學院的法輪功學員，自發有序地步行朝天津市委方向而去，沿途學員們自覺地走人行道，不堵塞馬路，沒有人喧譁，都默默地行走。
那晚，喆宣和媽媽也匯入了這股人流。
當晚，問題依然未得到解決，被抓的人仍未被釋放。一些法輪功學員按照天津市委所說的，準備去北京。
「平和中的震撼」
4月25日，北京。
正在王府飯店上班的陳京曉，下午因為有其它事情和一位阿姨通了電話，掛電話前，阿姨跟京曉說，府佑街那邊好像有事情，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在那裡。
稍後，京曉做了個決定。
大約下午三四點鐘，決定提早下班的京曉穿著正裝制服，騎上自行車往府佑街方向去。
「我覺得應該去了解一下發生了什麼事，但心情還是有些緊張的，尤其是騎到了府佑街的時候，因為府佑街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比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更敏感，因為是它中央機關所在地，大家都很清楚那條街的特殊性。我快到那時，就看到幾個警察站在路口，就是長安街和府佑街交界處，我就沒有進府佑街，因為不知道是什麼情況。」她繼續講到，「我看到路口處的電報大樓前面也有法輪功學員，大家都很安靜，有坐著的，有站著的。我也加入其中。我問了旁邊的一個法輪功學員才知道是天津抓了人，因為天津政府說解決不了，讓大家來北京，說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京曉說自己在現場時還是感受到壓力。「因為我上高中時經歷了六四。六四初期，並沒有想到後來的慘烈結局，我母親曾提醒當時在北航上大學的我的表哥說，『共產黨是從來不會認錯的』，這句話我至今還記得」。
「從我父母家騎車去天安門廣場大概有12分鐘的距離，6月3日晚上我們聽到槍聲，響了整個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們整個家屬院的人被坦克的轟鳴聲吵醒，當時並不知道是過坦克，整個大院的人都跑出去看，一輛接一輛的坦克，坦克之間的距離非常近，後面還有一輛接一輛的軍車，就這麼過了至少一個來小時，往天安門廣場的方向開。馬路這邊一輛吉普車開過來，有學生頭上綁著繃帶，衣服上沾著血，招呼我們這群人上車去幫忙救學生，但沒有人敢上車。」她回憶到。
六四給京曉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想起那時的那些場景，她都會感受到被一股巨大的壓力包圍。
所以她說，當我那天去府佑街時，還是有些緊張。你開了頭，但不知道當天會如何結束。我心裡是會有擔心的。但因為我已經修煉法輪大法兩三年了，我知道我應該去做這件事。
那時我的兒子只有一歲多，因為要到他睡覺的時間了，我需要趕回家，準備讓他睡著後我再趕回來。因為我知道，不管發生什麼事，最後我應該待在這裡。
我和先生的家在朝陽區，騎車大概要半個小時。傍晚六七點時，我騎車離開，從電報大樓這一邊往府佑街的另一邊騎，府佑街另一頭一直到北海的金水橋上都是法輪功學員。當時的情景讓我非常震撼，平和中的一種震撼，大家都特別的安靜，讓出盲道，秩序井然，絲毫未阻礙交通。
京曉往家騎的時候，天色慢慢暗下來了，「夜幕降臨讓我感到有些緊張，我感覺有事情將要發生，而且是很可怕的事情。六四血案就是發生在晚上，在我的印象中，中共就是在晚上肆無忌憚地幹一些它想幹的事。等我7點左右到家時，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恐懼。但是哄兒子睡著後，我騎車準備再回去府佑街，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和道義。因為無論怎麼恐懼，我還是應該回到我應該回到的地方。」
京曉再次回到府佑街時，法輪功學員們正在離開。聽說時任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在場的法輪功學員代表，並下令天津釋放抓捕的法輪功學員。
但是，就在三個月後，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
20年前的那個四月，從天津到北京，從花季少女到年輕的母親，她們與所有法輪功學員一樣，用善良、真誠面對著所有不公正待遇。20年來，面對中共從未停止的迫害，她們與所有法輪功學員一樣，用 「真善忍」 實踐著自己的信仰，延續著四二五精神。法輪功學員也愈加成熟、理性與平和。#
責任編輯：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