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4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張婷報導）中國知名法學家、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上週起被校方停職、停課，並要接受調查，引發海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美國《外交政策》採訪了多位專家學者，並報導了他們對此事件的看法。
許章潤近兩年發表多篇文章及公開演講，分析中國歷史及現狀，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引起很大反響。他撰文抨擊中共極權，警告說中共「文革捲土重來」、「極權政治全面回歸」，並呼籲中共立即停止「個人崇拜」。
《外交政策》稱，雖然許章潤目前還沒有被正式解僱，但很多人已經擔心，中共上週的行動可能是更加嚴厲行動到來的前奏，旨在使一名政治評論家噤聲，並進一步使中國本已冷冰冰的學術和言論自由環境變得更加冰冷刺骨。
《外交政策》對一些專家學者進行了採訪，以下是這些學者對許章潤事件的回應。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克拉克：中共想發展科技但又束縛意識形態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唐納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說，許章潤被停職的消息既令人震驚，因為它根本沒有任何直接原因，但又不令人震驚。許章潤一直是中共政治制度的批評者，而且最不能讓中共容忍的是他批評了中共官員，他曾寫道：「官員講話，本為祕書手筆，不過等因奉此，居然彙編刊行，精裝亮相，全球免費贈送，徒耗紙張，令人噴飯。」
克拉克說，中國學者（和在中國的其他人一樣）不享有表達想法的自由，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一名大陸男子在2017年被判入獄22個月，僅僅是因為他在一個微信群組「說錯了話」。中共政府正在穩步加大對那些「不守規矩」的學者施壓，越來越多直言不諱的人被解僱；還有一些人發現自己被禁止出版刊物，他們現有的作品已從書店和大學閱讀清單中被除去。
這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意味著什麼？克拉克對中共在遏制知識分子自由思考的情況下能否實現科技強國表示質疑。他說，「當中國（共）堅持要進行意識形態整合時，中國能在任何領域成為領導者嗎？」
克拉克還說，《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將清華排在第22位。這些排名是否將學術自由考慮在內？雖然外界可能認為，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領域（清華出名的領域）的政治控制可能不那麼緊，但「讓我們不要忘記了（中國大學）學校的組織結構」。這種結構使黨委書記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學術控制成為可能。
夏業良：再優秀的學者只要觸及到中共都會遭打壓
中國獨立學者、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前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指出，中共解除許章潤作為清華大學教授的職務，並禁止他招收新研究生，這種懲罰性的決定表明，即使像許章潤這樣的謙遜學者，如果他探究中國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或向中共最高當局提出和平的、漸進的改革，也會失去他的職員福利和各種頭銜。
夏業良表示，大約10年前，他曾和許章潤在一次關注中國改革和體制變革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
夏業良說，在經過幾次的鎮壓及面臨中共領導人的獨裁統治下，一些學者被解僱並被迫流亡，包括他自己、喬木和吳祚來。還有一些，比如徐友漁和周孝正，在退休後都選擇了離開中國，在美國定居。
「很少有學者敢於公開挑戰（中共）政權，並且留在中國。許章潤和鄭也夫是罕見的例外。」夏業良說。
2016年2月，知名房地產開發商任志強在微博上質疑中共提出的中國新聞機構為黨服務。當時，任志強的微博有大約3700萬關注者。作為回應，當局關閉了任志強的社交媒體帳號，並將其留黨察看。
「中共領導人的專制封鎖了那些重要知識分子提交建議的所有渠道。相反，卻鼓勵那些奉承宦官的絕對服從。」 夏業良說。
前政法大學講師騰彪：限制大學只是中共鎮壓公民社會冰山一角
騰彪說，中國共產黨侵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並不是什麼新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數百萬知識分子被殺、被迫自殺，或被拘留在勞改營中。在此之後，該黨似乎試圖恢復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但時不時地還是未能掩蓋住其對知識分子的敵意。中共對那些偏離黨路線的人進行懲罰從未猶豫過，讓他們噤聲、侮辱他們、並將他們投入監獄。
騰彪說，中共有一個不能觸動的禁區列單，而且這個列單上的名字在不斷增加，包括天安門大屠殺、法輪功、維吾爾族、西藏、地下教會、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高層領導腐敗、酷刑及器官移植等等。任何知識分子如果進入了禁區或通過任何研究或著作激怒了黨，都要付出沉重代價，例如被解僱、定罪、拘留、（被迫）失蹤和酷刑。
騰彪還說，他在2003年開始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他任教期間也擔任人權律師。因為他的工作觸及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禁區，所以「我從未獲得晉升，獲得研究經費，也未能被允許出版書籍」。
騰彪說：「2009年，我因為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天安門大屠殺20周年的會議再次被停職。之後，我被祕密警察綁架了三次，最終在2014年9月被解僱。」
騰彪還指出，近年來持有批評意見的學者更容易被中共解僱和拘留。中共在2013年印發的一份「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明確告誡黨員要切實「加強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確保打擊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公民權利、黨內精英資本主義和司法獨立。
騰彪認為，加強對大學的限制只是中共領導人鎮壓公民社會的冰山一角。所有支持開放社會的力量，包括維權律師、持不同政見者、互聯網、記者、非政府組織和地下教會，都已經受到嚴重壓制。
他還表示，中共建立個人崇拜，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採用監視技術，發動反對宗教的戰爭，正在打造「一種新的高科技極權主義」。因此，「許章潤在勇敢地對中共的不當政策提出批評後，遭到打壓也就不足為奇」。
「中共的政權本質上是反知識分子的。每當它感受到了一場政治、金融或意識形態的危機時，就會發起一場思想戰爭，再次上演並升級其1957年的清洗知識分子一幕。我們現在正處於這種清洗之中。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維吾爾人權項目』確定386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被）失蹤或被關在拘留營及監獄中，其中6人在拘留期間或在被釋放後不久死亡。」
墨爾本大學貝德夫：許章潤經歷讓同事們更關注中國學術自由的寓意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中心主任莎拉·貝德夫（Sarah Biddulph）表示，她幾天前收到了許章潤被停職的消息。「起初甚至到現在，我還在想，這個消息是否是真的。但越來越呈現出這個可怕的消息是真的。」
貝德夫說：「與我交談這個話題的其他同事關注更廣泛的問題，包括學術自由的寓意。許章潤的工作代表了他的價值觀，他在言論和寫作上的堅持表明了他強烈的道德指南和不願放棄原則。」
耶魯大學副教授張泰蘇：中共操縱學術研究方向
耶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泰蘇表示，雖然將許章潤的停職和潛在的解僱可作為中共反自由派鎮壓的一部分來解釋，但這一評估大大低估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外國媒體報導可能傾向於更多地關注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但最近（中共對）學術界政治控制的升級跨越了整個意識形態範疇，影響了幾乎所有在大陸工作的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
張泰蘇表示，大家常用的「鎮壓」這個詞低估了當局當前對學術自治的攻擊範圍。「鎮壓」意味著禁止某些主題和觀點，但中共目前的運動至少是加強和激勵執行那些迎合中共領導人口味的所謂研究。在法學院，過去幾年一直是圍繞國家資助的、政治上又可取的研究課題進行。政府給予「慷慨捐贈」，每個主要的法學院都設有研究中心，相關論文也會被賦予特權在一些著名期刊上發表。
張泰蘇譴責了中共對學術自治的攻擊。他指出，總的來說，官僚和行政實體對學術屆的影響要比過去更大和更加正式，他們不僅驅使學者遠離那些（中共）不喜歡的話題，而且還要引導學者朝向那些政治領導層喜歡的話題和立場去發展。
張泰蘇披露，中共利用對年輕學者不斷地進行升職審查，並施壓他們在最高級國家資助的期刊上發表論文，顯著地加大了他們對學者研究的操控。
紐約大學教授科恩：中共若剝奪許章潤人身安全就是剝奪我們分享才智的機會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傑羅姆·科恩（Jerome A. Cohen）表示，在工作上與許章潤有過溝通。
科恩表示，許章潤去年的一篇披露中共當局鎮壓的作品發表時，許正好在日本。他說，許章潤的作品「是對一個日益殘暴獨裁政權的寶貴而勇敢的挑戰」，但這顯然會使他處於危險之中。很多同事和朋友建議他留在國外，但他最終還是決定要回國。「當我得知他有意返回時，冒昧地向他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督促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因為很明顯，他不會被允許繼續他的寫作和教學，也可能會遭受更多地嚴厲制裁，不僅會剝奪他的人身安全，也將剝奪我們分享他才智的機會。不幸的是，他還是決定回國。」
科恩說，正如騰彪所描述的那樣，失去工作和言論自由僅僅是與中共持不同政見教授所面臨的風險之一。中共的任意拘留，包括綁架，旅行限制，甚至對不同政見者的配偶和子女的報復，都可能隨之而來。
許章潤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
《紐約時報》稱，許章潤的文章出現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網站上，這家北京的獨立智庫最近被迫離開其辦公場所。
「這很大膽」，天則所研究員姜浩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許多知識分子可能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他們不敢說出來。」
《紐約時報》報導，許章潤近日表示，清華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將對他進行調查，重點是他去年7月以來寫的文章。
「我早有心理準備，大不了坐牢。」許章潤說。#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