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6月12日訊】（接上文）
1.2.2 《古文四聲韻》
成書於北宋，繼《汗簡》之後。作者夏竦，博學而有文武才，是北宋名臣。他對當時各地所獻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十分癡迷，經常鑽研。《古文四聲韻》匯總、考訂了《漢簡》、碑文、傳世古書、宋時出土文字等等各方資料，以字音（聲韻）分類。書中逐字標明了出處。
由於該書的目錄是隸書字，我們僅將正文中標明出處爲石經的字與民國出土三字石經古文比較，並列表示例如下。
統計結果：《古文四聲韻》中標明出處爲石經的古文共102字，其中重見於民國出土殘碑的35字，這35字中，寫法依然相同的7字（包括勉強相同的3字）、不同的28字。也就是說，《古文四聲韻》中的石經古文，傳抄後最終沒有變形的不到四分之一。
《古文四聲韻》的統計結果與《漢簡》大同小異，從三字石經刊刻時算起，或者從碑拓技術產生、成熟時的南朝、隋唐算起，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輾轉傳抄之後，能保持不變的古文衹有不到三分之一。
1.2.3 《隸續》
成書於南宋。作者洪适，南宋大臣，官至宰相，與歐陽修、趙明誠並稱宋金石三大家。學術成就主要是金石學、訓詁學，對後世影響很大，詩文也有遺世。《隸續》先列碑文描摹圖，再予以注釋，開體例之端，一直沿用到今天。《隸續》所描摹的內容爲《春秋左氏傳》，但不是原碑，而是描摹宋朝人的翻刻新碑，幾經輾轉，失真較大。史載《春秋左氏傳》不是孔府壁中書所見，而是民間獻書，但作者左丘明同爲魯國孔子同時代的人，亦精通古文，既然爲《春秋》作傳，其最原始的版本所用古文與壁中書古文當是一樣的，可以和出土三字石經古文對等比較。對比統計的示例如下表。
《隸續》統計結果：難以區分的有270字，重見於出土石經的大約86字，其中確認錯誤的有45字，正確的19字，勉強正確的12字。四庫全書版《隸續》的問題在於所描摹的碑文並不是照樣翻刻漢魏原碑，而是挑選原碑拓本清楚的字翻刻，這意味著原碑直下三字式，但由於殘缺，剩餘清晰的字五花八門，集清晰字翻刻的方法嚴重破壞了原碑的佈局，加上描摹失真，甚至搞不清某字是古文還是小篆。而且碑文中很多重複字因描摹走形而互爲異體，區分辨別非常困難，參考價值大打折扣。按照重見於石經的86字計算，正確率略超過三分之一。
至此，我們看到一個以往忽視的事實：三字石經原刻古文是《汗簡》、《古文四聲韻》中標明出處爲石經的古文母本，經過幾百年、上千年的輾轉傳抄，字形不變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錯誤而字理不通的訛字，它們才是真正的傳抄古文，具足傳抄文字的一切特徵。歷來用這樣的文字作爲古文的標準，造成了嚴重的障礙，不僅研究的結論不可靠，還反過來將傳抄文字的錯訛屬性貼在了石經原刻古文的頭上。
1.3 將《漢簡》等傳抄古文與出土石經原刻古文混合研究是錯誤的方法
近現代對三字石經古文的研究，普遍是將出土原刻古文和《汗簡》等傳抄古文混合在一起統計、研究的。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方法。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原刻古文傳抄到今天，整體的正確率不到三分之一，將正字與錯字、錯字與錯字混合研究，會「污染」正字、大大提高異體字的比例，得出與事實完全不符的結論。
清末和民國出土的三字石經原刻古文共有不重複的單字440個左右，但目前一般的研究，總字頭有550個左右。這多出來的110個古文主要來自於《漢簡》、《古文四聲韻》、《隸續》等等，但這110字的正確率是非常低的，大多是錯字。更爲嚴重的是，實際混合進來的傳抄字更多，超過了200字（不同研究者的入選數量有差別，但是多沒有按照「書中標明出處爲石經且又見於出土原刻的才入選」這一標準），它們一部分成爲原刻沒有的新字頭（即多出來110個字），一部分作爲異體字和原刻正字並列，一部分傳抄跟傳抄互相成爲異體並列，最終顯示出來的異體字比率高的嚇人！一下子就讓石經古文「具備」了傳抄字的典型特徵——超高的異體、錯訛比例。這相當於純淨的水源被污染，總體評估的結果實際上衹反映了污染物的特徵。顯然，這種錯誤的方法會得出與事實相反的結論。這直接導致了珍貴的三字石經古文被忽視、擱置。
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先單一研究原刻古文本身，回過頭來再比較各種傳世的古文遺字。三字石經的刊刻特點是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對照，而且刊刻的文章是廣爲流傳的經典，不僅有字形，還有上下文的語境參照理解，還有不同階段漢字字體對照，是一個最理想的文字材料。
剔除了混入的《漢簡》等傳抄錯訛字，我們很容易發現，三字石經原刻古文是一個精密完善的系統，異體字數量很少，總共衹有：元、帝、介、尃/敷、其、其、常、同、保、獲、女、孫、力、吾、所共14個字。詳見下表。
判斷異體字的方法是兼顧出現的頻次和字理，正字出現頻次高、字理更清晰些，還可以得到更多種類文字的印證。我們的收字範圍主要是：孫海波著《魏三字石經集錄》、顧頡剛顧廷龍著《尚書文字合編》、西安殘石、和民間收藏的《春秋‧定公-哀公》大段殘碑拓字，總共有古文約1400字，不重複的有約440字。
除了上述的異體字，出土石經古文中還有被近現代研究認爲是異體字但實際上並不是的，需要特別説明如下：
－「隧」是古文錯寫字（少了一短橫），「兄」有兩處應該用「允」、為古文錯用字；
－古文實爲同一個字，小篆隸定成兩個字：龔/恭；
－小篆隸定不當：並，被隸定爲「屏」；
－古文本爲不同的字，現在被錯認爲是異體的：寶、保，吊、弟，澤、釋，及、乁、秉；
－寫手筆畫不到位、筆勢不同造成的差異：朝、馬、至、殺；
－石碑風化、磨損導致的模糊難認：信、庶、陟、乙；
－著名的「文、寧」之辨(下一節詳細論述)。
詳見下表。
經過全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抄文字的最大特徵——異體、錯訛字多，出土三字石經古文並不具備。在近現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直至今天，人們對三字石經的誤解很深，除了前面所説的研究方法錯誤，還有其他的原因。
講到對三字石經的誤解，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典型字例：「文王、寧王」之辨。
「文王、 寧王」之辨
近現代認爲三字石經古文是傳抄集字的另一個重要論據是《尚書》中《君奭》篇的 「文王、寧王」之辨。
《尚書》是孔子所編纂的上古帝王、重臣的言論文集，上起堯帝，下至秦，時間跨度約一千五百年。《尚書》的傳世文本定稿於唐朝，綜合了流傳到漢以後的古文底本《尚書》和隸書寫的今文底本《尚書》，近現代一般是以《十三經註疏》版本爲準。
《尚書》中有很多週朝的文誥，其中大量提到了周文王，有疑問的集中於兩篇；《大誥》和《君奭》。《大誥》中凡提到周文王的地方都寫成「寧王」，而《君奭》中則「寧王、文王」並存，其中「寧王」的稱呼顯得費解，《尚書》中其他的周朝文誥都沒有這個問題。這本是一個流傳中正常的文字差錯問題，歷史上有種種我們所不知道的文獻傳承過程，一件沒有被記載入史冊的行爲可能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但因爲《尚書》是中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經典文獻，學者們都很關注出土文字對尚書的印證細節。
晚清時期，隨著越來越多的商周青銅器出土，金石學家、文字學者們發現，出土金文中，「文考」、「文人」中的」文」在金文中大多寫作：
或 
也就是【文＋心】（心位於當中）。晚清學者們認爲，這個字與「文」是異體字，也就是讀音含義都一樣、僅僅寫法不同的字。對照流傳到晚清的《隸續》等書中的石經遺字「寧」，他們認爲漢朝學者得到孔府壁中書後，將古文轉寫爲隸書的過程中，用字錯誤，本應轉寫爲隸書「文」卻搞錯寫成了「寧」字，其原因在於古文「寧」和周金文【文+心】的相似性。圖示如下。
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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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晚清學者認爲壁中書上的字就是西周金文的字，他們把古文這一特定字體等同於成了西周金文。他們認爲，雖然漢朝人在轉寫時犯了用字錯誤的毛病，但這種錯誤恰恰説明他們遵照的是真的古文底本，不是杜撰的古文底本。當時商甲骨文、三字石經殘碑還未出土。
接著我們來看近現代對「文王、寧王」之辨的意見。
三字石經殘碑最大的一塊於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出土，殘碑上古文字數最多的章句正好集中於《尚書。君奭》篇，雖然斷斷續續，但正好包括了 「文」、寧」之辨的例句。詳下圖。其中{}中的字原碑殘缺，據《尚書》補上。
其中，第一句用「寧」是正常的，整句意爲「我不敢安於上帝賦予我朝的天命」，這是周公吸取前朝商紂王的教訓、自勉要勤政愛民的句子，這裡「寧」是「安於」的意思。第二句整句意思爲「我所遵循的唯有延續文王的德行」，意即行文王那樣的德政，這裡用「寧王」就顯得突兀。更爲重要的是，《君奭》篇中還有「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這裡原刻用的是「文王」而不是「寧王」，見下圖。
近現代學者認爲，同一篇中既有「文王」又有「寧王」，本是傳世的今文隸書版《尚書》的「毛病」，而現在古文《尚書》出現了同樣的「毛病」，説明古文底本不可靠，是漢朝人按照今文隸書底本倒過來集字的。這個結論與晚清學者因文字錯位而相信石經源自壁中書完全不同，這源於近代「古史辨」運動後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懷疑，近現代「定論」傳世的《古文尚書》中的十六篇是晉朝人編造出來的僞書，順帶懷疑漢朝人，懷疑其他古文《尚書》。
且不説因文字錯位就否定《尚書》古文底本從邏輯上能否成立，先看看近現代對今文隸書版《尚書》的「毛病」如何解釋。這個解釋就是「訛變」，「訛變」的大致路綫：
這是近現代對待傳統歷史文化的諸多案例中，面對懸疑，以新理論行否定之實的典型，倉促武斷，太多推敲不通的地方，卻堵住了探知真相的路。
請注意到關鍵的一點，近現代的「訛變」說和晚清學者有著一樣的問題：周金文【文+心】和「寍」、古文「寧」 之間，字形差異巨大，周朝人或者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漢朝人是如何將他們混爲一談的呢？輕易地就將【文+心】和「文」説成是異體字，不考察歷史上這兩個字具體的使用情況，是不是太輕率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字形。
「寧」的古文寫法：衣＋心，心有所依的意思，這是古文的字源意。但是這種寫法沒有被小篆繼承下來。
小篆繼承的是「寧」的兩種西周金文寫法：
《説文解字》：「寧，願詞也」。也就是「寧可」的意思，這裡沒有直接分析字形，是用字法的説明。 另一個字「寍：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這是「安寧」意義所對應的的本字。後來，這兩個字因爲形近歸並，漸漸的棄「寍」用「寧」，「寧」集諸義於一身了。
古文「寧」的構字是【衣＋心】，而小篆「寍」的構字是【皿＋蓋子＋心】，這實際上是不同的造字路綫，一條路是「心有所依」，一條路是「心有所置（置於皿中）」，最終殊途同歸，都表達了「安寧」之意，是屬於六書造字法中的「會意」。可見古文和西周金文是兩個不同的文字體系，差異是造字時就確定的，和各體系的字根序列、構字思維密切相關。如此字形差異明顯、構造不同的字，用偶發性的視覺「錯用」、「混同」是説不通的，試想，近現代學者對待文字就這麽馬虎嗎？爲什麽就這麽低看古人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輕易的將西周金文【文+心】和「文」字説成是一字多寫的異體，其實不是的，這是「文、寧」之辨的真正緣起。近現代的文字學理論認爲，異體字是古人原始落後、文字隨意而不規範的產物，是「人民群衆集體創造文字的體現」。受其影響，人們遇到字形相近的古字，不經意間就會判定爲一個字，卻沒有想到異體字很可能原本就是不同的字，有運用場合的區別，是朝代更替文化變遷、文字變革之後，後世不別而已。我們來看一看古人是怎樣用【文+心】、「文」的。
先看古文的「文」字形。
《説文解字》釋「文」： 錯畫也，像交文。小篆字形如下，完全繼承了古文。仔細看古文的筆勢、字形，不僅僅是交叉那麽簡單，像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有「天覆地載」的意味。古代對去世的天子、王的稱呼有 「諡號」，如周文王、周武王、漢武帝等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對照字形，是非常有道理的。
傳世文獻中常見「文考」這樣的稱呼，研究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我們知道，「考」是周朝對過世父輩的專稱，「文考」好比「先父」、「慈父」一樣，「文」添加了美好的修飾意義，多見於周朝金文。還有就是「前文人」、「文人」這樣的詞匯，《尚書。文侯之命》就有「追孝於前文人」的句子，周朝的詩歌集《詩經。江漢》有「秬鬯一卣，告於文人」的句子。那麽，「文考」、「文人」所對應著的西周金文又是怎麽寫的呢？
【文+心】在整個西周時期的出土金文中很常見，多用於對逝去父輩的稱呼，也就是後世所説的「文考」。還有類似的【文+V】、【文+U】、【文+·】寫法，其實是一回事，由於金文是模具鑄造的，字小或者工藝達不到那麽精細，字的中心就會呈現出U、V形狀或者是僅僅一點。下圖例舉幾個例子。
但是，我們在西周各期金文上也發現了，同樣「文考」的上下文，也有用普通不加心的「文」。請看下圖。
2、文武耿光 (西周晚期毛公鼎)
説明：「文武」指去世的周文王、周武王，但整篇毛公鼎用普通的「文」字。此外，銘文中有「寍」，可以用來比較西周各個時期【文+心】的寫法，差異明顯。
上面兩個例子，説明對於逝去父輩、先王的尊稱，整個西周時期「文」、【文+心】混用。還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文＋心】王、文王並見，見下圖。
説明：文、【文+心】並存，都是指周文王。
天亡簋真實的再現了三字石經原刻《君奭》篇中「文王」、「寧王」並存的周原始文本狀態。這裡需要説明的是，周朝史官所記載的君王言論、誥命，是用周朝的文字書寫的，孔子作《尚書》，是用古文整理這些一手史料，這就面臨一個不同文字之間的轉寫問題。對於周文字【文+心】，用哪個古文替代？用古文「寧」替代。「我迪惟寧王德{延}」中「寧」所對應的周朝原始文本，很可能就是【文＋心】。換句話説，《大誥》的原始文字記錄就都是「【文+心】王」，而《君奭》的一手史料就是「【文+心】王」、「文王」並存。孔子衹是轉寫成古文文本時，將金文【文+心】翻譯成古文「寧」。
從字理上看，稱呼逝去的先王，古人可以説「先王」、「故王」，在周朝就稱爲「寧王」，已亡人也可以説成「寧人」，就是已經安息了的人。用古文轉寫周文字的時候，不是孔子馬虎或者其他學者的不加分辨，而是做了類似我們今天叫做「隸定」的工作，而且判斷正確。真正的問題在於周朝用「文」、【文＋心】的混亂，其實也不是混亂，是文字的繼承與變遷的現象，周朝經歷了用「文」棄【文＋心】的過程。【文＋心】這個字其實來源於更古老的商朝。有一塊非常著名的商朝鹿頭甲骨，上面就刻有「【文＋心】武丁」，是後輩祭祀他們偉大的先王武丁所用。
節譯：【文＋心】武丁 商甲骨文 合３６５３４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史上留下了很多的懸疑，能否解開懸疑固然是一種理論的試金石，但文明之浩瀚漫長、成史過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動輒懷疑古人造假是不可取的。
還有許許多多的疑問，爲什麽《尚書》僅這兩篇有「文王、寧王」之辨，而同時期或者前後的其他篇章沒有呢？是孔子之後的其他人又整理了一遍《尚書》而把「寧王」都統一改成「文王」了嗎？爲什麽獨獨這兩篇仍留存真容呢？這些都是有待今後去解開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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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