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6月12日訊】（接上文）
第二章 三字石經古文是古文正字
2.1 歷代對古文的誤解源於具體文字標準的缺失
從上一章的事實、分析中我們知道，三字石經古文不是傳抄錯訛文字，異體字多是研究方法錯誤帶來的假象。恰恰相反，三字石經古文異體字很少，具備正字的特徵。實際上，近現代學者在研究三字石經的過程中，已經發現了石經古文的字根部件高度一致，這正是文字體系精密性的體現，反映出石經古文的正字特徵。但囿於近現代的文字學理論，止步於「人爲的修飾、對偏旁的人爲規範」等等概念，沒能再深入下去。
近現代的文字學理論中，設立了一個「傳抄古文」的概念，是指歷代輾轉傳抄至今的戰國古文資料，包括《說文解字》古文，三字石經古文，《漢簡》、《古文四聲韻》、《玉篇》、《集韻》等等字書所錄古文。「傳抄古文」天生就帶著「錯訛」的標簽，那麽自然，錯訛多端的文字，難以研究，也沒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其實「傳抄古文」的概念本身就是錯的，古文就是古文，戰國文字就是戰國文字，傳抄錯訛就是傳抄錯訛，這個概念折射著分不清誰是古文正字、誰是戰國文字、誰是傳抄錯訛字，其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找到真正的古文正字作爲標準，但這個概念的形成也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最有名的「傳抄古文」就是《説文解字》中的古文，裡面的成分很龐雜，有古文、戰國文字、商周文字，還有筆畫錯訛的傳抄字、來源不明字理不清的字。請看下錶。
表中，「王、惠、邦」其實是商周文字的寫法，與古文的結構、字根部件完全不同；「及」是本於戰國文字的寫法；「成」是正確的古文；「古」則完全異形而字理不明，不知來自哪裡。
東漢許慎所著《説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奠基之作，歷史影響極其深遠，書中的思想、體例、基本概念等等爲後世一脈相承，同時，其中的模糊認識甚至錯誤，也誤導了後人。
自漢朝起就有周青銅器出土。《説文解字·敘》中說：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漢書》記載西漢美陽出土尸臣鼎，被當時的大臣張敞鑒定爲周故居祭祀用鼎，是商末周初的物品，按照目前的出土文字推斷，銘文應該和商後期文字差不多；而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是古文，這兩種字體的差異很大，許慎並而敘之，反映出東漢時，人們對先秦曾經的幾種文字具體什麽樣、互相之間的差異如何，已經不清楚了。
但另一方面，《説文解字·敘》對古文的定義又很明確，是一種特定的字體，肇自遠古，早於籀書，而且是孔子壁中書所用字體，和篆書截然有別：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作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日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很顯然，許慎是矛盾的，是古文概念的明確和古文具體的文字標準缺失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伴隨著的模糊、錯判一直影響到後世。
東漢大儒鄭玄在《尚書贊》説道：書初出屋壁，皆周時像形文字，今所謂科鬥書。
唐孔穎達註疏《尚書正義。尚書序》： 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
晚清學者利用出土西周金文校對傳世本《尚書》，前文我們提到的「文王、寧王」之辨中，晚清學者誤將出土西周金文等同於古文。
近兩千年來，古文從一種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先秦重要文字漸漸蛻變爲模糊的廣義「前代文字」、「古人所作文字」、説不清來源的戰國傳抄文字等等，源自於《説文解字》中「雜合」古文的示範，更源自於秦焚書、秦末戰爭項羽咸陽之火後，戰國文字付之一炬，上古典籍付之一炬，雖然漢朝時人們依然知道古文是一種重要的字體、知道古文是上古倉頡所造，但由於實際文字標準的缺失、典籍的失傳，沒有了大量先秦文獻的印證，實際上已經無法從一堆先秦遺字中準確分辨出古文了。
漢朝時除「挾書令」，民間大量的獻書，大量先秦文獻再現於世，有傳抄的錯訛古文，也有逃過文化劫難的先秦真本古文，真真假假魚目混珠，誰人識得真古文呢？
2.2 近現代文字學理論對的變異與對古文的困惑
晚清開始，商周的青銅器陸續出土，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進入高潮，近現代經歷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上古文字大發現，不僅僅有商周甲骨文、青銅器金文出土，更有真正的文獻資料——大量簡牘出土，人們得以有可能全面了解先秦文字、尤其是西周以後至秦統一這段時間漢字的真實面貌與演變過程。
按照近現代「重建」的文字學理論，商以下至秦朝的文字演變是這樣的：
商文字（如商金文、甲骨文）
周文字（如周金文、少量甲骨文） 春秋戰國文字（如春秋戰國金文、簡牘文字） 秦小篆、隸書
這是一條直綫的連續演進模式，其中，進入春秋時期文字變化加大，出現大量文字「訛變」現象，戰國時期達到頂峰。其實「訛變」西周就開始了，整個周朝沒有停止過。「訛變」是近現代文字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術語，是指面對漢字演變過程中大量的字形突變現象，在一時找不到原因、給出合理解釋的情況下，用隨機性的錯誤、人爲的原因來解釋。「訛變」說還派生出一整套術語，試圖囊括所有解釋不了的字形突變現象，例如：飾筆、增繁、簡化等等，本質上是變相的「訛變」。
需要指出的是，漢字文獻傳抄錯誤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在碑刻損毀、印刷術成熟發達之前，文字的主要傳播形式就是人工手抄，差錯是難免的。「訛變」說的重點不是這裡，是將「訛變」作爲漢字變革的動力與常態機制，一方面否定了歷代聖賢對文字變革的功績，另一方面鼓吹「人民群衆集體創造文字」而否定漢字的博大精深與文字演變的客觀規律。既然是「人民群衆集體創造」，差錯訛誤就很正常，既然「人民群衆創造歷史」，古人所説的漢字神傳就是封建迷信。這實際上是近代反傳統的「新文化」、「古史辨」運動後思想改造的產物，是共產黨黨文化世界觀對社會文化方方面面包括對文字學理論的變異。共產黨號稱用「社會主義價值觀武裝人的頭腦」，所有教科書的 「序論、概述」無不以進化論、無神論、唯物論的黨文化價值觀改寫各學科的真實歷史，呈現給學子們的是扭曲變異的剪輯事實，要求掌握的枯燥內容、「理論基礎」目的是在一張白紙上畫上框框、鎖住靈性，將對傳統文化的嚮往、追尋扭向錯誤的方向。以至於事後研究時發現與常識、歷史格格不入，依然深信不疑，甚至爲圓錯誤的理論而再造術語、越走越遠。
「訛變」是文字變革的動力，如同進化論「突變產生新物種」一樣，是完全錯誤的、反科學的。基因突變絕大多數情況下伴隨著死亡與畸形，而不合字理的就是錯字、曇花一現、難以掌握的被淘汰字。歷史是有原因的，不是隨機無意識的；漢字是個有序發展完善向上的過程，不是無序差錯的破壞性過程。
説白了，「訛變」說本來衹是一個學術上解釋不了卻又牽強解釋下的自圓其説，但如果不能看清操縱「訛變」說流行甚至主導漢字理論的背後因素，就不能擺脫干擾和桎梏，真正清醒的看待、研究目前所獲得的大量珍貴的先秦文字材料，從而探知漢字、歷史乃至華夏文明的真相。
近現代的文字演變路綫中，最困惑的就是西周以後到秦統一文字這一段。照理說，文字是連續使用的，變化也是漸變的，可是無論從小篆的情況還是從出土的春秋戰國文字看，跟西周相比都有大量的突變，儘管有「訛變」這種不是解釋的解釋，但真正有志的學者都在探究真實的原因。凡事都有來源，這麽多完全不同的新字形、完全不同的新字根部件是藉鑒的誰、從哪裡來的呢？
一個世紀之前，國學大師王國維指出，古文與戰國時期的東方文字爲一家之眷屬，也就是同源的。但困惑的是，以戰國出土文字與古文對照，似是而非，古文整體上不同於任何一種春秋戰國時期實際流傳於世的文字。所以在近現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懷疑古文是古人杜撰出來的文字，最多也是傳抄後的錯訛文字，在文字發展過程中沒有實際的位置，最多是一種別的文字的遺蹟，而且還是「錯訛」的。真的是這樣嗎？
讓我們來看看兩例著名的春秋戰國出土文字。
2.3 三字石經古文是真實存在過的文字
2.3.1 從侯馬盟書看三字石經古文是春秋時期文字變革的上源參考
侯馬盟書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土於山西， 是五千多玉片上用毛筆蘸硃砂所寫的誓約。侯馬是春秋後期晉國的首都，盟誓發生在大約公元前500年（也有考證認爲時間更晚），差不多是春秋後期孔子在世的時期。這是目前所發現最早的大批量毛筆手寫文書，所以是非常珍貴的，我們可以將之與三字石經古文、西周金文對比，看看有什麽異同。
對比結果有三種典型情況：第一種情況，侯馬盟書一字兩種寫法，分別與三字石經古文、西周晚期金文完全對應；第二種、第三種情況都是一字一寫，或與古文相同（情況二），或與西周晚期金文相同（情況三）。當然，侯馬盟書裡還有大量的一字一寫是與三字石經古文、西周晚期金文三者互相間完全一致的，比如：子、以、不、非、而、司、白、於、自、卑等等，這也是漢字一脈相承的體現。
侯馬盟書首先可以印證三字石經古文不是漢朝人向壁虛造的文字，相當數量的字形直接被侯馬盟書採納，又一次進入了實用文字的歷史舞臺。其次，站在西周晚期金文，也就是當時的官方文字角度上看，侯馬盟書所採納的古文是新字，而且與官方文字寫法上差異很大，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站在近現代的角度，就是字形有突變，在搞不清源頭卻又要勉強解釋時，可能就會冠之以「訛變」。第三，侯馬盟書的「文字異形」基本衹有兩種寫法：古文、西周晚期金文，除了有的字加點不加點的變化，結構上、字根部件上，不出這兩種文字體繫。這種明顯的「二源特性」，提示著古文乃是侯馬盟書文字變革的上源參考。
那麽可能有人會説，會不會侯馬盟書創新文字在先、三字石經傳抄在後？讓我們再來看看兩例戰國文字。
2.3.2 從郭店簡、包山簡看三字石經古文是戰國時期文字變革的上源參考之一
包山簡、郭店簡分別於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在湖北荊門出土，是典型的戰國楚系文字，入土年代差不多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正是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高峰。郭店簡內容主要是傳抄的道家、儒家經典文獻，如《老子》、《緇衣》、《語叢》等等。包山簡則是實用文書，有司法文書、卜筮祭禱等等。
請看下錶郭店簡、包山簡與三字石經古文、西周晚期金文的對比字例。
（表中列出了每個字在郭店簡、包山簡中的主要寫法）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一直因寫法「古怪」被質疑爲杜撰、傳抄訛變的三字石經古文又一次被證實爲真實存在的文字，如「亂」、「多」等。在秦朝統一文字的時候，小篆選擇了「亂、多」這兩個字的西周晚期金文寫法，古文寫法被棄用，日久被人們所遺忘，當古文再次出現的時候，自然覺得突兀而難以理解。
侯馬盟書的「二源特性」再次出現，這反映著古文依然是戰國文字變革的上源參考，比如「多、十」，尤其「十」:一竪中間加點的寫法是周朝獨一無二的寫法，是周朝最具特色的字根部件，並且貫穿到西周早期、中期用到「十」這個部件的諸多字裡面，還影響到後來的春秋戰國文字。衹是，古文「十」的寫法最後被小篆所選擇，周朝一竪加點的寫法被棄用。
戰國文字在歷史上是「文字異形」的頂峰，反映到郭店簡、包山簡上就是一字多寫常見，而不僅僅像侯馬盟書那樣頂多兩種類型的寫法，比如「及、中」。 「及」除了有西周晚期金文、古文的寫法，還有加走之底的寫法，這已經不僅僅是對上源文字的照抄了，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則造新字了。「中」也是這樣，而且除了新造字，還有一個上源寫法是古文和西周金文都沒有的，就是最後我們今天所用的最簡單的「中」字，沒有任何點畫。這種寫法不是如近現代理論所説的「文字簡化趨勢」下的人爲改造，而是早在商朝就廣汎使用了。
綜上，戰國時期的文字變革比春秋時期更進一步，參考的上源文字更多、並且根據一定的法則真正的開始文字創制。這一切一定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待續）
(點閱「弘揚傳統文化」徵文)
責任編輯：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