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過一部韓國電視連續劇《商道》，迄今難以忘懷。「所謂的做生意，不是為了賺取金錢，而是賺取人心；並不是要獲得利潤，而是要獲得人心。賺取人心獲得人心，這就是做生意，到了那個時候，金錢自然隨之而來。」這是《商道》中的主人公林尚沃在最初踏上經商之路時所聽到的諫言，從此他將其銘刻在心。若干年後，當在商海歷經沉浮而終於成為巨富時，林尚沃總結了自己經商的信念：「一個真正的生意人，不應該追求所謂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謂的義」；「視財物如水一樣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樣的公正剛直」。
根據韓國史料記載，《商道》中的林尚沃在韓國歷史上確有其人，他是19世紀初韓國著名的商人。少年時，他曾在寺廟中修行，後進入商界。在商場上，他屢遭陷害，但仍然堅持正派經商，憑藉堅強的意志與靈活的商業手腕，屢挫屢戰，終於成為韓國首富。在經商過程中，林尚沃還積極行善、濟世扶貧，常常發放糧食給貧困的民眾；無論求助的人的身分如何，他都能一視同仁一樣地對待。因為其崇高的德行與節操，他被朝廷封為三品命官。據說，他去世前將土地、財物全部捐給了國家，自己家中只留下二十元。
在中國的明、清兩朝聞名全國的晉商中，有一位名為喬致庸的商人，他與林尚沃一樣，在經商過程中以「信義」為重，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棄儒經商
喬致庸，生於清朝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出身商賈之家。幼年喜好讀書，後中秀才，曾雄心勃勃要走舉人、進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難違，由於自幼父母雙亡，撫養其長大的兄長在其考中秀才後突然病亡，無奈之下，喬致庸為了挑起家庭的重擔，放棄了讀書致仕的道路，開始經商。但毋庸置疑的是，深受儒家「仁義禮智信」思想薰陶的喬致庸，在經商中亦秉持待人以誠、信義為重的理念，開啟了喬家以儒興商之路。
喬家最初的生意主要是經營絲和茶葉，即將南方南潯的湖絲和武夷山的茶葉運到北方。當時由於北方有捻軍、南方有太平軍運動，絲路和茶路一度中斷。憑藉著驚人的勇氣和智慧，喬致庸打通了商路，而且在運茶和運絲的過程中，他敏銳地發現了票號（註：相當於今天的銀行）的作用。因為商人攜帶大量銀兩在旅途中是十分不安全的。
當時山西平遙已經有了一家全國有名的票號：日昇昌，但它的主要問題是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喬致庸敏銳地抓住商機，一下子開了兩家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在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的喬致庸的謀划下，喬家分支票號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到光緒十幾年時已經發展到35萬兩。喬致庸也成為當時的商業巨賈。
喬家票號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每年都把獲得的利潤投入作為資本，而這在當時的山西商家中是比較少見的。有人研究後得出結論，喬家的流動資金在800萬兩到1,000萬兩，還不包括喬家的票號和房地產。
此外，喬致庸還將上一輩喬家在包頭開辦的復盛公商號，發展為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復盛協、復盛錦、復盛興、復盛和等龐大的復字號商業網絡，基本上壟斷了包頭商業市場，故包頭有「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之說。
據說，清末時，喬家已在全國開有錢莊、票號、糧店等二百多處，資產達數千萬兩。
以儒興商
與林尚沃一樣，喬致庸的成功在於他非常重視「德行」，無論做人辦事，還是任人立規，喬致庸都十分重視道德水平，他的手邊常常放著的是四書五經和《史記》等儒家經典。其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
在他平日對手下的訓講中，喬致庸也多次強調「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的道理。即要以信譽贏得顧客，不能以權術欺人，更不能將「利」字放在首位賺昧心錢。他非常清楚，信譽是商家的根基，是商號的命脈。正因為如此，才使喬氏商號、票號能夠在社會動盪及信用風險極大的情勢之下贏得民眾及官府的信任。
比如復盛西商鋪是喬家在包頭的一大商號，主要經營糧油，不論是質量還是份量都有保證。一次，復盛油坊往山西運送一批胡麻油，經手的夥計為了從中謀利而在油中摻假。掌櫃的發現後，將夥計痛斥一番，並命人倒掉整批摻假的胡麻油，重新換了貨真價實的胡麻油。雖然喬家遭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卻為其贏得了誠信的美名。
喬家的後人也同樣延續著喬致庸的信義精神。20世紀30年代曾爆發中原大戰，導致經濟衰退，晉鈔貶值，晉鈔跟新幣之間的兌換比例大概是250000：1。如果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用晉鈔支付，完全可以利用差價大賺一筆，否則將無法生存下去，但喬家為了維護商業信譽，毅然決定收晉鈔、支付新幣，讓百姓手上的錢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最終，大德通倒閉了，但喬家的精神卻被人們廣為傳頌。
樂善好施
身為巨富的喬致庸同樣也是位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商人。他不僅在災年出錢出力賑濟百姓，而且平時對於任何有求之人都是盡力幫助。
在清光緒三年，山西遭遇百年大旱，人民生活困苦，喬致庸開倉救災，捐款3.6萬兩白銀。其善舉被載入《祁縣誌》。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北方大旱，秋糧減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續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播時節，很多老百姓餓死了，還有的賣兒賣女，慘狀目不忍睹。為了救濟災民，喬致庸一方面要求家人減少開銷，家中男女老少一切從簡，一年內不准做新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另一方面安排具體賑災，即對喬家堡的百姓，按人發給若干糧食，另在村裡的大街上安置一口大鍋，捨粥給外來的饑民。
喬致庸囑咐分糧的夥計「把斗子裝得滿一些。分的糧食虧了，我給你們補；要分得多出來，我就砸你們的飯碗」，要捨粥的夥計「不要稀了，稠些兒」。粥要稠到用毛巾裹起來，再打開時米不散；稠到放在碗裡，插上筷子，筷子不倒。老百姓們對此是交口稱讚。
還有每年過年時，喬家在包頭的糧油店都會「摻假」，就是把上等米麵摻到普通米麵裡，但按照普通米麵的價格賣給窮人，為的是讓窮人也能吃上好糧食。窮人們都感恩戴德。
此外，為了幫助鄉親們，喬家在農耕時節都要在門口拴上三頭牛，誰家耕地需要就牽去，傍晚送還即可。
善心有善報
正因為喬家的善行，喬家避免了好幾次災難。一次是一股四處流竄的土匪，來喬家堡轉悠了好幾天，想打劫喬家，但找了幾天，在整個村裡都找不到一個內線。加之喬家大院壁壘森嚴，還有忠心的護衛，這股土匪只得作罷。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山西總督也開殺洋人。有七名意大利修女從太原跑到了祁縣，被喬致庸救下，先藏在銀庫中，後祕密送到河北脫險。後來意大利政府特意送來一面意大利國旗表示感謝。抗戰時，日軍進軍山西。喬家將意大利國旗掛在大宅外，阻止了日軍的侵擾，因為當時日本、意大利同為「軸心國」。
中共篡政後的文革時期，喬家人已是各奔東西，老宅空有其殼。但老百姓都不捨得砸碎喬家大院一塊磚，因為誰都不想背負「忘恩負義」的惡名。這也是今天的我們還能看到完好的喬家大院的原因。
喬家家規
為了讓後人走正道，喬致庸還立下了家規，規定：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僕，四不准賭博，五不准冶遊，六不准酗酒。他還高薪聘請家庭教師教育子女。他一生育有六個兒子，之後的每一代都任人唯賢，而這也是喬家成為豪門望族、連續六代富足的原因。
光緒三十三年（1907），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喬家第六代中有11個大學生、2個博士生、1個碩士生，其後代現遍布世界各地。這正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真實寫照。@*#
參考資料：
1. 郝汝椿《喬家堡人說喬家》
2. 《喬家大院》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