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8月11日訊】著名華裔翻譯家巫寧坤，北京時間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在美國去世，享年99歲。巫寧坤曾歷經三反五反、肅反、「大鳴大放」、反右、文革等中共政治運動迫害，幾乎九死一生。
巫寧坤，1920年9月生，江蘇揚州人，是中國著名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譯作有《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並著有中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
他在回憶錄《一滴淚》中以「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描述當年受難過程。
巫寧坤1939至19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抗日抗戰時期投筆從戎，1943年志願赴美擔任國軍轟炸機受訓人員的翻譯；抗戰勝利後，留在美國深造。1948年3月，巫寧坤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初嘗洗腦滋味
1951年初，巫寧坤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時，突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他儘快回國任教。隨後，他也收到中共國務院的信，歡迎他回國工作。
1951年8月中旬回國時，他問來送他的同學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國服務，李政道笑著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巫寧坤也不明白什麼洗腦，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回國不到兩個月，他就到中南海懷仁堂聽周恩來做報告，周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他聽得頭昏腦漲，不禁想到「洗腦子」的前景，難道這麼快就要成為現實嗎？
「十一」一過，中共就開始三反、五反運動，12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個「工作組」進駐燕京大學，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當初邀請他的校長陸志韋被大會、小會批鬥，就連校長最賞識的副教授吳興華、陸校長唯一女兒也登台批陸志韋。
緊接著，西語系的巫寧坤也被要求全體師生大會上檢討，剛剛回國才幾個月的他想不出自己犯過什麼錯誤，只能深挖自己的歷史，從家庭出身到長期受美國教育，再到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沒料到學生積極分子紛紛指責他平日與學生交談中言論，以及他把一本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借給了學生，都是他「散布資產階級思想的罪證」。
「思想改造」剛告一段落，教會大學一律停辦。於是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按科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北師大。巫寧坤因為歷史不清，被調到南開大學，被分配教三門課，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他生活也十分清苦，他和母親被安置在兩間小平房中。
肅反運動 成頭號「反革命分子」
1955年9月1日，新學年開始，中共又開始了在學校「肅反運動」，巫寧坤成了學校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學院的教師大會上被揪出來批鬥，積極分子一個接一個發言，氣勢洶洶，把一位曾任溥儀皇帝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被人抬走。
巫寧坤開完會剛回到家，四個不速之客就闖入他家。對巫寧坤、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搜身；還在家翻箱倒櫃，但這個自稱公安的人員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電台」，只得拿走了一些信件、地址本、札記等等。巫寧坤還來不及吃一口午飯就被帶到的批鬥會，一直批到傍晚。
會上還宣布巫寧坤不得「擅自離校，不得在家接待親友」。隨後，學校不斷批鬥會，每次會上都要求他交代「罪行」，但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自己有何罪。
學校開學三週以後才上課。但是，英語專業的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跳水自殺，巫寧坤和另兩位教師仍被軟禁在家中，所以英語專業停辦了。
1956年1月初，妻子李怡楷臨產時，巫寧坤因為也不能送她去醫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車去市內，當夜生下了大兒子「一丁」。
1956年2月，官媒刊文給知識分子鬆綁，南開大學的「肅反運動」也收場，天津市委官員也給巫寧坤「道歉」。同年夏天，他被調回北京，在頤和園附近的一所外語學院任教。
反右運動：掉進「陽謀」陷阱
但好景不長，中共又在1957年1月開始了「百花齊放」運動，動員巫寧坤在「鳴放會」上帶頭發言，給中共提意見，還反覆提中共當局制定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政策。
於是巫寧坤提到在「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還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但想不到他掉進了「陽謀」的陷阱。他的發言成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他因此被一次次地批鬥。
最後，院長還對巫寧坤說，他的「三反罪行」，都可以被槍斃，「現行反革命」，現在他只劃為「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1958年4月17日，巫寧坤告別已懷孕七個多月的妻子，被軍用吉普車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近開業的勞動教養所，關進二樓的一間監房。監房內關了二十多人，把屋子擠得滿滿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兩三名，其餘大多是「歷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
在勞教所四、五十天內，巫寧坤天天被要求「交代罪行」。期間他女兒於6月3日出生。
勞改期間 九死一生
隨後，巫寧坤等八百多名「右派」被武警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勞動。在那裡，他吃了不少苦。
1960年10月，農場的三、四百名「右派」全部奉命轉移到天津清河勞改農場，離親人近多了，大家都很高興。
誰料，三餐改為兩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乾白菜幫清湯。越來越多的人患上浮腫，大便時鮮血淋漓，痛苦呻吟。但即使這樣，中共仍然繼續強迫他們勞改。
巫寧坤是全中隊第一個患浮腫的，再餓下去就要生命垂危了。當時他不忍心向獨立一人撫養兩個孩子的妻子告急，只能向妹妹等親人求援。親人們得信後，火速送來從黑市用高價購買的營養食品，才使他的病情有所緩解。
1961年5月的一天，睡在同一炕上的「右派」死了，一位管教吩咐巫寧坤領三個人到農場一個僻遠的角落去埋人。巫寧坤想，「今天我來埋他，誰知道明天睡在我左邊的『右派』會不會來埋我呢？」
於是他就向闊別三年的妻子寫信，要她「來見我可能是最後的一面」。她接信後，帶兒子一丁來探監。「一見到我活像個餓鬼，她自然驚惶失措，最後決定硬著頭皮去北京向學院求情。」
最後在妻子的奔走下，一個月後，他被批准「保外求醫」。
文革中被迫下跪
1962年，「廣州會議」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巫寧坤也「沾了光」，被分配到安徽大學外語系當「臨時工」，月工資六十元，不及原工資三分之一，還沒有公費醫療。
1964年7月，巫寧坤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但仍沒有恢復工職，繼續當臨時工，每月加十元工資。
兩年之後，中共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巫寧坤再次被迫害。
1966年6月6日深夜，安徽大學兩、三千學生傾巢出動，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時，巫寧坤班上的學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寧坤！」的口號，衝進他家，把他從床上揪下來，押解到擠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籃球埸批鬥。
「幾十名教授、講師都直挺挺地跪在當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訴他們用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學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行。押解我的學生對我拳打腳踢，我踉踉蹌蹌地跪了下去。」巫寧坤在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寫道。
從此，巫寧坤被大會批、小會斗、掛牌遊街示眾，罰款、扣工資等等，更是家常便飯。外語系的「紅衛兵」抄家，連他家的自行車都被「抄走」。每月七十元的工資減為十五元「生活費」。
全家老小被株連
巫寧坤全家老小也被株連。妻子經常受到騷擾，要她檢舉巫寧坤的罪行。三個孩子經常被同學罵是「小右派！小反革命！」三歲的小兒子，在幼兒園沒人理睬，成天孤孤坐在一個牆角，看別的孩子玩樂。八歲的女兒被巫寧坤班上的一個男生騙到宿舍去，要她照著他寫好的樣子，用毛筆依樣畫葫蘆描了「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寧坤！」
巫寧坤七十多歲的老母，被勒令回原藉揚州。「我提著她的隨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車，看著老人家白髮蒼蒼，苦難餘生又遭此橫禍，我除了叮囑保重，竟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兩年後她因缺醫少藥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教授們的「牛棚」生活
1967年，包括巫寧坤在內100多名校領導、教授又開始了「牛棚」生活。他們晚上被要求「交代問題」，或在大會上接受批鬥，白天每天被迫勞動長達十小時。他們或是拉著滿滿一皮車紅磚，奔來跑去，或是在農場車水抗旱，苦不堪言。
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時間，勞改場一名姓鄭的復員軍人突然要求包括巫寧坤在內八名知識分子拉一架大木耙來耙地，每個人肩上一根粗繩子拉了起來，姓鄭的跟在後面，手裡揮舞著一根長鞭子，嘴裡不停地吆喝著「加油！加油！」。
八個人一個個汗如雨下，但姓鄭的仍然大聲吆喝：「大旱大幹！哪個敢偷懶耍滑就地批鬥！」語音剛落，高頭大馬的張校長撲通一聲倒了下來，大夥兒急忙扔下繩子圍到他跟前，驚惶失措。
姓鄭的大大咧咧地說：「死不了，有什麼好瞎緊張的？去拉一輛板車來，送他去衛生科瞧睢就是啦。」
巫寧坤趕快跑步去農場拉來一部板車，大家七手八腳把校長抬上車子，而姓鄭的已回家吃中飯去了。
到衛生科後，醫生說：「他的美尼爾氏症又犯了，這樣搞下去有生命危險。我給開三天病假，希望他們能讓他休息。」
酷署勞改，這並不算啥，更加觸目驚心的是沒完沒了的殘酷鬥爭。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紅樓夢》的老講師，外號「沉瞎子」，因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
但老講師否認「曾參與特務組織」，沒等他說完，姓鄭的猛然用拳打他的右眼，《紅樓夢》專家被打翻在地，鮮血沿著他的面頰淌下來。兩名「紅衛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從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著枴杖打掃廁所。運動後期，他被遣送回鄉，不久去世。
1969年5月，中共開始「清隊運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下放農村。巫寧坤的妻子兒女，也在「下放」之列，而他本人繼續關在「牛棚」接受審查。
一年後，巫寧坤被下放到老家和縣孫堡公社高莊生產隊「接受再教育」，直到1974年，即文革快結束時，他才有了工作，在安徽師範大學任教。
1979年，巫寧坤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並被調到國際關係學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
1993年，巫寧坤在美國出版以英文寫成的《一滴淚》，中共又停發他與妻子李怡楷的退休金，之後輾轉定居美國。#
責任編輯：張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