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匈間的甌脫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即長城之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這個地區既不屬於漢，也不服於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間。若這個地區的均衡可以維持，雙方可以和平相處，若均勢打破則衝突即起。可以藉此對這個地區爭奪與控制，測知漢匈勢力的消長。漢匈衝突兩國關係雖斷絕，草原與農業文化仍涓涓滲透，相互交流，就是甌脫居中的媒介作用。後來，漢控制這個地區，築城屯田，將農業文化移植塞外，匈奴來歸即同樣居住這個地區，胡漢雜處，促使草原文化的轉變。其文化轉變的過程，初則與漢人混居雜處，互相往來，逐漸放棄牧畜，而定居農耕，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形態，等待機會翻長城進入中國。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可說是農業文化在塞外互動發展的結果，並非異族入侵中原。
後來我討論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轉變，即以這個論點出發。不過，我對拓跋氏文化轉變的探討，也是幾經周折的。最初因討論漢匈的和戰問題，讀了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設立，探討農業文化向長城以外的拓殖，並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請研究計劃。計劃沒有批准，但卻附了一封信，說我的研究計劃和用的材料，及預期獲得的結論與他們最近一篇博士論文相似。並附了論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聯絡。我細讀之下，發現論文作者竟是張春樹。張春樹是高我一班的學長，對秦漢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於是，我寫了封信給他，說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別七年，海角天涯，沒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不久，春樹來信說，論文是他寫的，並且說當前所有漢簡資料，他搜集齊全，這個問題已無發展的空間。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晉去。
回到魏晉，當時的新亞研究所有錢賓四、牟潤孫、嚴耕望諸先生都是治魏晉史的大家，的確是一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好環境。於是先定下研究範圍，從永嘉風暴邊疆民族在長城內的遷徙，到北魏孝文帝遷都華化，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間相互的激盪與調整。但當我材料搜集妥當，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接到我同班同學金發根寄來的一本書，他的碩士論文《永嘉之亂後北方的豪族》已經出版。所引用的材料與結論，與我準備寫的前半部分相似，於是我只得放棄這一部分。集中討論拓跋氏漢化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孫同勛的新書《拓拔氏的漢化》又寄到了。孫同勛的論文非常縝密。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也無法再做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材料已經搜集妥當，論文不能不寫，但更換題目另起爐灶，時間已不允許。因此，如何從這些材料裡另謀出路，就頗費思量了。於是繞室而行，數日不得安眠，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從這些材料中，尋覓漢化中胡化的殘餘。因為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最後放棄自己享有的文化傳統，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其歷程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合非常複雜。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再適應，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無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殘留下來。這些被殘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後，經過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成分，不僅增富了漢文化的內容，也增強了漢化的活動力量。
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後，由於邊疆民族不斷湧入長城，結束了漢民族在長城之內單獨活動的時期。漢民族不斷和不同的邊疆民族融合，使漢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內容。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是最後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歷史殘局，並且總結了秦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再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徹底的融合。經過這次融合之後，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開始在漢文化中孕育。後來這些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關於這個問題，我先從〈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開始。因為我去香港之時，魯實先先生希望我能繼承王昶《金石萃編》之業。因此曾仔細地讀了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所以，應用《集釋》所錄集若干北魏宗室墓誌的碑文，所載的姻婭關係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工作。但將這些資料綴集後，可以發現孝文帝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的婚姻關係的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中原士族通婚，徹底消除草原與農業文化殘餘的矛盾，使其政權得以持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我在山窮水盡已無路之時，經此一變為自己拓展了另一個境地，後來我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中的一系列論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至於我對中國長城文化的探索，那是因為一個日本人上了長城。當年中國人民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進入長城，而灑鮮血拋頭顱，現在這個日本人竟大搖大擺登上長城，並大放厥辭。這個日本人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因此，我憤怒，於是開始關心那條橫臥在西北邊疆的沉默巨龍。中華民族是個農業民族。築城不僅是農業民族特殊的技巧，也是農業文化發展必經的階段。因此，我以城的形成與發展，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與演變分成築城、衛城、拆城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我個人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所謂築城，從新石器後晚期，農業民族從建築一個小城開始，到秦帝國建立，將西北邊疆許多城連綴起來，築成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城，這座城就是萬里長城。過去討論長城過分突出防胡的消極意義，但最初長城的建立，並不是消極的防衛，而是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所以長城所表現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不僅是一條國防線，同時也是地理的分水嶺，更是分劃農業與草原文化的疆界。最初長城的築構沒有受任何外力的影響，而是農業文化自我發展，自我凝聚，經過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然後，長城和中國的歷史、文化融而為一，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象徵。
至於衛城時代，從漢高祖的平城之圍開始。「平城之圍」是成熟的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不幸農業民族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農業民族不得不將邊疆後撤長城。於是長城不僅是一條文化的分劃界，同時也變成了一條主要的國防線。中國歷史的發展隨著進入了「衛城」的時代。以後千餘年的歷史，至少在中國近代以前，中國歷史都是農業與草原民族，以長城為基線互相衝突與調和的歷史。至於「拆城」，因為近代以後侵略中國的夷狄，不再是從西北騎馬翻越長城而來，而是帶著堅甲利兵從東南海上乘船來的。於是中國面臨著三千年來的一大變局，開始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所謂師夷之長技也就是現代化。中國近代與現代為適應現代化，將長城環抱的許多小的城池拆除。於是中國的歷史發展進入了拆城的時代，在拆城的過程，往往進退失據，中國近代的許多悲劇，便種因於此。（待續）（本文限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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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