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9月18日訊】（編者按：9月17日，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及「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等一行，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關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聽證會。本文是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的證詞。）
麥克高文主席，魯比奧聯席主席，各位委員會成員：
能夠再次被邀請到國會大廈談論香港的發展，我感到很榮幸。各位可能還記得我上次，兩年多前到過華盛頓，並於2017年5月3日在同一棟大樓、同一委員會上作證。
當時我警告，我的朋友羅冠聰可能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他是亞洲最年輕的民選立法會議員，他今天也在觀眾席上。
我還預警過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不幸的是，兩者都實現了：羅冠聰在當年的7月份失去了席位，我們因為參與雨傘運動而於8月被判監。與2014年抗議活動有關的進一步法律糾紛使我無法出國旅行。
我當時曾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正在變成「一國一點五制」，但我認為，任何關注近期局勢發展的觀察家都不會懷疑，今天我們距離「一國一制」已是觸手可及。
目前的情況表明，北京完全無法理解自由社會，更不用說治理自由社會了。
這場抗爭由6月9日開始，當時有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允許疑犯從香港引渡到中國大陸——一個無法治保障之地。不過，在當晚深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該法案的二讀將在三天內恢復。所以香港人要為6月12日的背水一戰做準備。
然後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因早知北京在立法會控制了足夠的票數，故抗爭者在清早包圍了立法會所在的政府總部，成功地阻止了立法會議員開會。那時我正在第三次服刑。有一刻，我奇怪為什麼新聞頻道重播了「雨傘運動」的鏡頭，很快我才意識到是香港人再次走出來了。
林鄭於6月15日暫緩了該法案，但沒有完全撤回該法案。第二天，200萬人歷史性地湧上街頭，相當於我們整個人口中的四分之一。我不知道，香港人這種不滿程度，在現代歷史上有哪一刻能比得上。
我在三個月前，也就是6月17日出獄，之後，我和其他香港人一起以最有創意的方式進行抗爭。除了要求撤回法案，我們要求林鄭撤回我們作為「暴徒」的定性，放棄所有政治檢控，並對警察暴行進行獨立調查。我們中的一些人在6月下旬的20國集團峰會之前眾籌報紙廣告資金，呼籲世界不要忘記香港。其他人於7月1日闖入並占領了立法會大樓，同一天又有55萬香港人和平抗議。
每個週末人群繼續大量出現，幾乎每天都有較小的集會在各區舉行。但是政府拒絕聆聽；它沒有化解政治危機，而是大大增強了警察的權力。運動在7月21日達到了轉捩點。那天晚上，涉嫌與有組織犯罪有聯繫的暴徒聚集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地襲擊了現場記者、回家的抗議者，甚至是路人。儘管多次發出緊急呼籲，警方仍然拒絕出現，使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暴徒暴力之中。
僅在8月5日，香港人參加大罷工的那天，警方就發射了800枚催淚彈驅散人群。相比之下，五年前在整個雨傘運動中只發射了87枚，今天警察的過度武力顯而易見。他們越來越肆意地使用胡椒噴霧、胡椒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布袋彈和水炮——同樣令人不安的是，這些武器，幾乎全部都是從西方民主國家進口的。有鑑於此，我讚賞麥克高文主席上週在眾議院舉薦了《保護香港法案》。對於針對愛自由的香港人的暴力鎮壓，美國公司必不能從中牟利。
魯比奧聯席主席最近也寫道，根據美國法律，「香港的特殊地位」，「取決於城市被視為一個單獨的關稅區、開放的國際金融聯繫，以及港元與美元的掛鉤。」北京不應該魚與熊掌兩者兼得，在消除我們的社會政治身分的同時，收穫經由香港在環球經濟地位而得來的利益。這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得到香港公民社會廣泛支持的最重要原因，我希望每位國會議員都能注意到這一點。
林鄭終於在本月早些時候撤回了這項法案，但正如抗爭者一早已不再要求她辭職一樣，這一決定現在幾乎毫無意義。這場運動遠未結束，因為它已經超過一個法案或一個人。我們的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香港真正的結構性變革。我們的政府缺乏認受性是問題的核心。
在我發言時，香港正處於關鍵時刻。各種風險愈來愈高。當局幾乎停止發放「不反對通知書」，因此幾乎每次示威都是「非法集會」。此外，我們面臨的是中國在深圳邊境的龐大軍事集結。習近平主席不太可能在即將到來的十月國慶日之前採取大膽行動，但沒人能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派坦克進城仍是不理性的選擇，儘管並非不可能。中國對澳門、台灣、西藏，特別是新疆的干涉，提醒人們北京準備在追求宏大的帝國計劃方面走得更遠。
我曾經是香港年輕人運動的代言人。然而，在目前的「無大台」運動中，與我們中間因抗議而被解僱、受傷卻害怕去醫院求診、或被迫自殺的人相比，我的犧牲太少了。有兩人各已失去了一隻眼睛。到目前為止，被捕的1400人中最年輕的是只有12歲的男生。我不認識他們，但他們的痛苦是我的痛苦。我們屬於同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同為我們的自決權而奮鬥，以使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光明，共同的未來。
今天出生的嬰兒在2047年7月1日，即香港的「50年不變」政策到期之時，甚至還未迎來他的28歲生日。那個期限比它表面所見的更接近我們。沒有重來的可能。數十年後，當歷史學家回顧過去時，我確信比起2014年，2019年更是一個分水嶺。我也希望歷史學家能夠慶賀美國國會選擇站在香港人及其代表的人權和民主的一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蕭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