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才女張愛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後後(上)

文/秦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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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賦,給自己掙得一份安穩,但1949年來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面臨了選擇:跑還是不跑?

她觀望過、猶豫過,也嘗試過,實在沒有一點點可以退縮的空間,終於,她一走了之。

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與她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誰的家世比張愛玲更顯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後代,繼母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中學畢業後,張愛玲到香港讀書,香港淪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華橫溢,3歲即會背詩,7歲寫出第一部小說,19歲成名,多部小說被奉為經典,1943年,張愛玲就已經成為上海最紅的女作家了。23歲時,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三年後分手。後來因為胡蘭成日偽漢奸的身分,深受牽連的張愛玲被公開指責謾罵,但她從不辯解,始終一言不發。

上海常德公寓。張愛玲曾於1942至1947年居住在這座公寓5層的65室,並在此期間發表了《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作品。(Livelikerw/Wikimedia Commons)

張愛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學,她的文化認同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上,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在形容音樂的一段文字中,她說自己不喜歡交響樂,用了「五四」運動做比:

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上世紀4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時,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麼的壓力。那是當時作家都面臨的必須趨同的政治壓力。

1946年,張愛玲在溫州。(公有領域)

1949年中共執政以後,張愛玲以往的作品被歸入小資產階級類,不過,她也被中共列為可以「爭取」的對象。

1950年,她不得不開始嘗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小說結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書在上海引起轟動。儘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權靠攏,書中的一句話還是透漏了她的敏銳與清醒:「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後,張愛玲寫出了《小艾》。她原本構思的小艾,為了脫離底層的卑微身分,曾主動挑逗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小艾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後,小艾才發現,發財是沒有指望的。張愛玲很清楚,在當時的「新中國」, 現實中真實的人性,是不能寫的。所以後來她改出了一個「無產階級故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姦,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最後與排字工人結了婚,苦苦掙扎之後,小艾才等來了好世道:一個被「解放了」的「新中國」。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會處於「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輕的張愛玲被禮遇,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她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後排,也未發言,但在五百多人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裡,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那時「新中國」最時髦的裝束,男士皆著中山裝,女士皆著列寧服。

不久,張愛玲被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兩個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惱,因為所聞所見,使她覺得自己無法「寫英雄」、「歌頌土改」,「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1951春天,弟弟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面,問她對未來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逃到香港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職員及高中以上的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後,這種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運動迅速擴大到知識界、文藝界。所有知識分子都要進行思想改造,人人過關。張愛玲這種資產階級作家,當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與胡蘭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她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新中國」。

在《對照記》裡,張愛玲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淨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辦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彷彿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麼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 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 「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中共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擔心夜長夢多,張愛玲只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申請被批准後,張愛玲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她卻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再無相見。

1952年7月, 32歲的張愛玲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示意圖。圖為從深圳望向羅湖橋。(公有領域)

過海關檢查時,張愛玲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海關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對照記》裡,張愛玲寫了去香港的羅湖過境: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的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伙兒。他看人們晒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在《浮花浪蕊》裡,她也寫了在羅湖橋過關: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她終於通過羅湖橋,到了自由的香港。@*#(待續)

參考資料:

《張愛玲文集》
莊信正編注《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
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
香港 哈耶出版社《張愛玲的閨密》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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