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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9日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僅在中國當代史上，而且在整個世界史上也寫下了極爲重要，又極爲複雜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可與1790年的法國大革命比較。然而在其規模、影響與複雜性方面，它又大大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8)。儘管費正清所言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與複雜性超過了法國大革命可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它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卻是毫無疑問的。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場歷史悲劇。毛澤東和中共因爲黨內鬥爭而發動的所謂的“革命”，使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的中國人失去了他們的寶貴生命，又使數以億計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創巨傷重。此外，文革使知識貶值，文明掃地；還使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慘遭破壞。從這個角度，中國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發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的呼籲（《十年一夢》，人民日報出版社，1986，p.166）。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官方二十年來對這一呼籲一直噤若寒蟬，有意任其湮滅。在最應當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中國大陸，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卻成了巴金可能終生都無法實現的夢。
文化大革命又出乎意料地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整個政治和經濟面貌。當毛澤東和中共把他們原來就錯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在文革中推向災難性的頂峰後，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就不難認識到原來他們被官方灌輸的那套“主義”的瘋狂和荒謬了。這也就是連文革後的中共領導人都終於被迫走向改革開放的社會動因之一。至於文革所激發的對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懷疑和對大陸文革後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實。從這一角度，文革在半個世紀來的當代中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認真研究。
文革結束已經有近三十年了。作爲一個歷史學的研究課題，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呈現出一種非常獨特的景觀。一方面是“說不盡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持久的研究熱點。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三十年內，全世界各種語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達七千本（篇）（參見宋永毅、孫大進編撰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另一方面卻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國大陸它還是一個犯禁的獨立研究 課題。然而，大陸的學者和作家們仍以回憶錄、報告文學等等形式努力衝破著禁區。但是，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學者還是國際漢學界的文革研究都還存在著不少的困難。其中很重要是原始的歷史資料和系統性的整理工作的雙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謂浩如煙海，但文革後中國所有圖書館中的這類收藏都無法自由查閱。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間和海內外學者手中的不少可貴資源又因爲缺少一個資料資訊的共用工程，無法發揮它們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內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問題引發的史實的錯訛，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的仍普遍地存在，阻礙著這一重大研究課題的發展。
正是從總結歷史教訓，揭示歷史真相，推動文革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的目的出發，北美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的和臺灣的近十位學者於1998年組成《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輯部，開始了這一篳路藍縷的浩大的史料編纂工程。他們是：宋永毅（美國狄金森大學），石之瑜（臺灣國立大學），丁抒（美國明尼蘇達州若曼學院），周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沈志佳（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郭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王友琴（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周澤浩（美國約克大學）。很快，他們的工作得到了香港和大陸學者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大學服務中心還成了合作單位之一。三年多來，編者們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徵集了衆多的私人收藏，搶救了無數第一手的文字資料，在數以百萬計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進行專業性的編輯校勘，彙集成了這一光碟中的上萬篇文獻。
彙編在這一光碟中的史料，局限於第一手的原始文字資料。雖然也有一些文革後與文革密切相關的文獻，但回憶錄、訪問記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錄之列。就數量而言，已經有近三千萬字之巨，共分爲“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講話和文章”，“文化革命期間中央首長講話彙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衆運動重要文獻”，“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彙編”等七大部分。爲了方便中外學者查閱，這一文庫還採用了中英文兩種編目。但內容因實在過於浩大，一時還無法譯成英文。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採用傳統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數百本之多，連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現代電腦技術卻使它們能濃縮在一盤體積極小的光碟之中，而且還能夠運用“作者”，“標題”，“時間”和“關鍵字”進行自由檢索。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這個光碟文庫正借助於現代科技，在史料彙編方面完成了一個研究性和資料性並重的學術性的“文革博物館“。
宋永毅
二零零一年十月
美國狄金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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