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連載:駱駝行-從台灣到大陸(74)

74 离休
墨爾本 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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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日訊】 74 离休

在一次一年一度的例行體檢中,醫生表示由于我的冠心病和高血壓較嚴重﹐因而必須停止工作,住院治療。但是醫院里沒有床位,我只好在家中休養。

學校領導寫報告給上級建議我提前退休,上級很快批准了學校的建議。校長立即為我召開了一個“歡送會”,語文和政治兩個教研組的教師都參加了,因為我曾在這兩個組工作過。

會上,校長先高聲朗讀了上級的通知:

“駱駝同志生于1931年11月,于1949年6月參加人民解放軍,1958年轉到教育戰線,工作一貫勤勤懇懇,成績卓著。如今因積勞成疾,不能繼續工作,同意准其提前五年离休,級別定為正處級,著令培思中學照此辦理。”

潘校長讀完后,又特地解釋了文中所提“离休”二字:按中共干部政策,各級領導干部本是終身制,鄧小平掌權后,決定所有干部到一定年齡都要退下來,讓位給年輕人。但有些老干部堅持反對這一政策,因為這些人自持革命有功,不愿過早放棄權利。于是鄧小平讓老干部體面地退位,即讓他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后享受特殊待遇,除照拿100%工薪外,還發給交通費或享用小汽車,每逢年過節還發額外補貼,每年還發旅行費,保健費。這樣,他們就可以安心退下來,如果對工作不放心,還可顧問,只是不再有實權了。這樣一來,老干部就都安心退位了。“老干部”并非“年老的干部”,而是專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以前參加革命而又未間斷組織聯系的人,他們的退位就叫“离休”,意思是“离職休養”和一般人的“退休”不同。

“我們恭喜駱老師光榮离休。”潘校長說,“駱老師不但离了休,還定了個‘處級’,這也是我們培思中學的光榮!”

有人惊訝地問:“我們學校的离休干部除了駱老師還有誰?”

潘校長略微想了一下,說:“從條例規定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人了。組織上早就動員我离休了,可我不肯,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干几年,我過去作了不少錯事,我要努力工作,將功補過,鄧小平不也在堅持工作嗎?”稍停,又惋惜地瞅瞅旁邊的單權說:“其實,單權老師先前也是和駱老師同時參軍的,可惜單權老師中斷過組織關系,否則的話……”

“哈,我根本不在乎這個!”單權紅著臉說。可是他的嘴在發抖,臉上的肌肉也抽動了兩下,這表明他的內心很不平衡。

我這時突然產生了受寵若惊之感。面對著單權的泡了醋的臉肉,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不大健康的喜悅:你單權跟我較量了几十年,到今天不過混上個“副校長”,你今生今世永遠享受不了“离休”待遇!你也沒有本領拉住我了!你今天怎么不笑了?哼,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

接下來,大家自由發言。一片熱情贊揚聲,几乎使我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這時腦海里又出現了那一場批斗會的場面,我的思想開了小差,我想起胡大海的話:“共產党一會儿把你打入地,一會儿又把你捧上天。”我又想起已故繼母的話:“孩子不打不成器。”我還想起孟子的話:“天將大任于斯人也……”

突然,我耳邊響起一個女高音,是司馬芬發言了﹕

“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駱駝一生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享受了离休﹐他現在比我們在位的所有人都高﹐我替他高興﹗駱駝可以說是笑到最后的人﹐哦﹐不不﹐他不是笑到最后﹐他是到最后才笑的人。”

司馬芬的話把大家逗笑了,唯獨單權不笑。司馬芬又仿佛惡作劇地挑舋說:“單副校長談談吧,你和駱老師最老的老戰友了,你一定又很多話要說。”

全場的人一齊將目光集中到單權的臉上,只見他那臉肉又抽動了兩下。他只是搖搖頭,他只是伸出一個指頭無聊地撥弄著放在前面的一支鉛筆,一言不發。

歡送會結束時,我在熱烈的掌聲中從校長手里接下了一個鑲著“祝賀駱駝同志光榮离休”的美麗鏡框,在几位老師的簇擁下回家了。

我就這樣离開了培思中學-這個容我混跡二十八年的地方,在人生的歷程上,二十八年不算長,然而那是我最美好的青春時期。在這二十八年中,這里的空气中交織著我的歡笑和嘆息,這里的校園洒滿我的淚和血。二十八年中,我做過正反兩种教員,我用心血澆灌了祖國的花朵,我也學到了太多太多的東西,培思、培思,我永遠記著你!

我畢竟是個閑不住的人。离休后呆在家中,我又拿起筆來﹐在杜娟的幫助下,開始了我的筆耕。地方政府組織台屬、僑屬寫作組,我積極參加,我的文章常常在報紙和電台發表,我真的受到了尊重。后來通過台灣的親人在台灣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又通過在美國的親友,在美國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于是我成了“社會知名之士”,成了地方政府寫作組內的頭號人物。可是后來,人們發現我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中,有些事寫得太真實,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陰暗面,有關領導不開心了,三番五次找我談話,要我“注意宣傳中國大陸的美好事物,歌頌光明面。”我說:“有光明就有陰影,這是普通常識,光明和陰暗都寫,才是真實的。”他們有要求我每次寫稿都交給組織,由組織統一寄出。我不服從,我堅持寫作自由。他們又一再向我出示中央文件,文件中明文規定個人不許向海外投稿。我置之不理,心想反正不再搞政治運動了,還怕什么!但這時我已感到生活不順了。終于有一次,我寄往美國的信件被退回,拆開一看,在我的小說稿上蓋了一個大印:“不准寄出!”這顯然是最后通諜,如同澆了一頭冷水。緊接著,寫作組召開會議﹐招待友好寫作組人員的來訪,客人言明要同我交流寫作經驗,可是組長卻不通知我出席!組內有位“不明真相”的作者寫了一篇專訪,報道我的情況,還特意到我家拍了照片,可是這文章沒被采用,拍的照片也被沒收了。

盡管表明上我仍舊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我還是被笑臉和贊揚包圍著,但我已經感到寒气逼人了。

后來,台僑屬的座談會也不通知我參加了,我憤怒了,我到有關領導處質問為什么,對方非常客气友好地回答:“哎呀,駱老師,我們考慮到你的健康問題,你是在家養病的,眼睛又不方便,若要你跑來參加會議實在是不應該呀,過去我們沒有照顧你,以后要注意了。”

我還能說什么呢?

在上海,离退休的老師在家里閑不住就組織了一個“關心下一代協會”發揮余熱,利用方便時間輔導在校學生,給孩子們組織興趣小組,開展課外活動,有了這個組織,我如魚得水,就和一些中小學建立了聯系,做了一些輔導,受到師生們的歡迎。為此,協會的會員們一致表示選我做會長。這樣,我的活動就更積極了。可是后來我發現他們去我所聯系的學校搞活動時,不通知我,而校方問及:“駱老師為什么不來”時,回答是“駱老師身體不好,他不能來”。再一打听,后來這個協會已又另外任命一個會長,此人系“紅五類”出身,時到如今,還是“黑紅”分明!真是豈有此理,我給上級協會寫信,問他為什么不尊重群眾的意見,硬把群眾公選的會長不明不白拉下馬,究竟還要不要民主!

這位協會領導看了我的信﹐風塵仆仆地來到我家,一進門就滿臉堆笑,熱情非凡。首先表示十分關心我的健康,問長問短。好話說盡后,才言歸正傳,說她看了我的信很是吃惊,下面怎么這樣“胡來”?!無論如何也不該把群眾推選的會長拉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個講民主的社會……”她口若懸河,可說到最后,有回到原來的話茬:“不過他們這樣做也是出于一片好心,關心你的健康,依我看,這些跑里跑外的瑣碎事應該讓那些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去做,像你這樣的离休老干部已經為革命鞠躬盡瘁了,也該休息休息了。至于那個新任的會長,究竟是個什麼樣,我還得了解一下。”

“他是什么樣,我可以告訴你,”我說:“他是個退休干部,年紀比我大,身體比我差,患有嚴重心臟病,還有糖尿病,适合于跑里跑外嗎?他唯一比我有利的條件是:他是‘紅五類’出身!難道現在文革還沒結束,抑或是第二次文革開始了?”

說到這里,我的火气又上來了。可對方卻哈哈大笑:“你想到哪里去了?快別這么想,要注意安靜,少動气,气坏了身體可划不來喲!”

我不再說什么,因為我已經完全明白了:共產党的政策是“外松內緊”,“內外有別”,你既然是笑臉來訪,我就貫徹中央的“十六字令”說: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待之以禮,若無其事”。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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