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5月4日訊】
中國底層社會的不滿早在1992年后就開始了。“六四”事件沒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動亂，關鍵在于當時的工人還是改革的受益者，農民還在享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余蔭。中國民眾歷來有如一盤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還能保住，就對別人的受壓制与受剝奪熟視無睹，少數不良分子甚至還幸災樂禍。
自鄧小平“南巡”后，中國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運動”(被稱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制等，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改革”除了為少數人創造了暴富机會之外，還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現有政策与法制體系根本無法對官員們的貪污腐敗行為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种狀況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泛濫成災，并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經濟成就，但90年代以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占總人口約1％的上層与4％的中上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于“搭便車”的關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廣大農村人口与城市下層人民而成了承擔“改革”代价的巨大載體。[14]
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90年代中期以后，毛澤東終于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觀念依据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盡管中國從毛的暴政下解脫還只有20多年，但國人似乎得了“集體健忘症”。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階級斗爭造成的大量“政治賤民”，為安置城市失業青年而推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滿天飛的“反革命罪”，因說真話而被殘酷殺害的張志新、遇羅克、林昭、黎九蓮、王申酉等优秀青年[15]，所有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已被人們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員的相對廉洁、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等，卻魔幻般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并被說成是真實的歷史存在。中共為了讓自己的合法性不受傷害而制定的不許討論“文革”的規定，既讓年青一代無法正确認識“文革”，也讓經歷過“文革”的工人農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記歷史真實。若仔細觀察社會現實就會發現，這种對毛的怀念与近兩年政府急于通過各种政策与“理論”迫使社會承認現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從199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构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棄了對弱勢集團利益的保護，并采取种种傾斜性政策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志一：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可視作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机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此后證券市場各种丑聞不斷，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聞有，1999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2001年的“興業聚酯事件”、“銀廣夏事件”[16]；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据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与“基金風格及其評价”，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17]
標志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与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污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所謂“先進生產力”与“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18]。第三步則是2001年的“七一”講話，它公開承認事實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團合流的經濟利益集團政治上的合法性。
標志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近兩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屬施惠于上層、中上層，而那些幫助窮困民眾度過難關的政策卻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优于一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一階層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3成，2001年公務員薪資又在4月和10月分別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7成，今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3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承諾的“翻一番”的目標[19]；而去年政府同時卻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補助，2000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又如，政府從1998年開始造勢的“債轉股”，因為對一些經濟利益集團相當有利，雖然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也強行在2000年初出台；只是后來因為這一打通中央財政与中央銀行這兩個錢袋的舉措有導致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標志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教育利益集團的要求，結果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份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种費用。有關方面1998年對全國14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總支出為5,929元；近年來這個數字又有明顯增長，其中僅學費一項就達到4,000至5,000元，個別學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費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學校包括中學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旗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20] “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21]，而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且貸款擔保門檻太高，令許多“貧困生”望而卻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与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53.4万人，申請助學金額為33.37億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貸款，貸款合同金額為12.62万[22]，分別是申請人和申請額的31.8％和37.8％。許多貧困的農家子弟与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只得放棄上學机會。
与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體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万大學生競爭1.5万個職位的局面。[23] 這种“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几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种現像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又增長35%[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的大學生只占适齡人口的4%，相當于現代化國家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為12.5%）的三分之一，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減少下層社會成員，改善社會階層結构。中國的這一“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与文化素質。
与此同時，當局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重新撿回了改革前的統治策略：一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除了嚴格控制主要官辦傳媒這架不斷制造謊言的机器之外，還大力整頓那些“不听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分子。政治高壓与輿論控制互為表里，已成為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
待續
下期內容:關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