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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蔣介石少年頑劣，時代的激流將他推進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學日本，歸國革命，追隨孫中山。這樣，早年蔣介石就具備了兩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從他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出，他還是一個道學的信徒。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長過程中，道學曾促使他勵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劣根性。圖為1926年，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照片。
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宋明時期，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种遏制“人欲”的辦法。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于這些坏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与戴拼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坏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后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后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洒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气，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欲”，“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几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頑劣、輕浮、侈夸、貪妒、吝嗇、淫荒、郁憤、仇恨、机詐、迷惑、客气、賣智、好闊等16种。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斗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云：“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后，蔣介石与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于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臟，不愿其偕至廈門”，二人難舍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几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后悔。日記云：“吾領其情，竟与之同歸香巢。事后思之，實無以對吾母与諸友也。”
此后的几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在反复思想斗爭后，蔣介石終于決定与介眉斷絕關系。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儂(編按﹕你)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儂個閑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儂，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儂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里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后，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游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游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于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動不苟，色欲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几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云：“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制定次年計划，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將這一計划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与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游蕩，身分不知墮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气，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制，時而放縱，處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种惡習，其性質類似于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斗色欲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云：“出外閑游，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并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后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几個月之后，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复萌，“心怀憤激，怨語謾言，不絕于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异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气，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种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气”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与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夫侮辱，不覺怒气勃發。居正家人与車夫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夫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夫，被辱受傷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与小人爭閑气，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夫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气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种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沖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与其离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与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离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后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余孽也。”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欲祛私，含垢明恥”，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于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欲望，欲望足以敗坏各种事業，不先建立各种事業，而務謀饜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洁。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机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斗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与恥，義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胜貪字，此心超然于利義之外，豈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余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惊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于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范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后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准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圣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后，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里，“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准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机心未絕，足墮信義与人格。”這里，“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种道德修養准則。
然而，政治斗爭講究手段、計謀与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后，“誠”字就少見于蔣的日記了。
（本報刊載時有刪節，原文11000字，已收入作者楊天石文集《蔣氏秘檔与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載南方周末200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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