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1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唐詩韻英國倫敦報導）去年8月被中共當局以所謂「嫖娼」罪名拘留的29歲英國駐港領館前雇員鄭文傑日前在英國接受大紀元獨家專訪，詳述自己在西九龍高鐵站被「送中」，在深圳被關押、酷刑對待、單獨囚禁及被逼認罪，以及出獄後在香港、台灣被跟蹤恐嚇的經歷。
接上文：【獨家】專訪鄭文傑：屈服中共將後悔一生（一）；
【獨家】專訪鄭文傑：西九龍被捕 遭粗暴對待（二）
以下是專訪第三集的視頻和全文：
鄭文傑表示，被中共拘留期間，被虐待至精神崩潰，再開始洗腦套料；有審訊人員操百分百香港廣東話；他擔心被控政治罪名，只能承認較輕的嫖娼。
審訊室有一半是便衣國保或國安
郑：当时，整個審訊室大概有17到20个人左右，这些人中有一半是穿便衣，有一半是穿制服的。根據他們之前在那里whisper，在耳語的時候，他們說穿便衣的人是國保。这样，我就知道，至少我可以確定穿便衣的人，應該就是祕密警察單位，至少是國保甚至是國安的單位在調查我的案件。
在審訊室裡面，他們就開始說話。他們也可能是（对我）做過一些跟蹤之類的事，（所以）他們也都知道：我有時無論是出完差，或者去旅行的時候，我都會去做下按摩。他们就說，根據外部的資訊，有線人指控我嫖娼。
擔心被控政治罪名 只能承認較輕的嫖娼
我當時的心態，其實不是很關心他们是否會控告我嫖娼。因為，當時我很著重的點是：他们會不會告我更加嚴重的政治罪名？至少他们當時說的是：武裝叛亂及暴亂罪。
所以，當時我都有明確地問他：如果嫖娼的話，會是一些什麼的罰則？
他们就特別強調（表示）：嫖娼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不是犯罪的行為，是一個普通輕微違法的行為；你不會被帶去刑事拘留所，你會被帶去行政拘留所，你得到的待遇也會比較好，也不會留有案底，沒有犯罪的記錄。
他當時也有暗示，也跟我說，如果我不合作，會將我交回給本來辦案的人，也就是那些穿便衣的人。他暗示，就會（被）從嚴處理，因為是國保或者國安的人員去處理這案件。
當時我是肉随砧板上（任人宰割），亦無任何的選擇，一定要去承認一個比較輕的罪名，所以我就承認了嫖娼。
我一承認了嫖娼，我就看到穿便衣的那帮人鬆了一口氣。當時我的研判就是：他們至少完成了他們上級領導的指標，就是要求我去承認這個罪名。
記者：你會否認為，因為這件事當時已經在香港曝光了，所以他們想辦法造一個故事出來？
鄭：可能是。
記者：時間上是否吻合？
鄭：可能是，可能是被曝光了。或者是，他們想先企圖用行政拘留的名義去將我拘留，然後得到更多的資訊，等到上級有進一步的指示，再（決定）會不會進行進一步政治的加控。
因為行政拘留，第一，他不需要通報香港政府；第二，不需要經過法院，所以他就可以排除有第三方任何的機構来讓整個案件曝光，就可以被他們肆意地去處置。
所以，對他們來說，就可以方便去操控：就是說（案件）怎麼曝光，用什麼形式曝光，對他們來說就彈性比較大。所以我當時認為他們的臉、他們的表情是鬆了一口氣的，是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指標。
我的心態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會認為是有希望的：因為，至少我不是被馬上用國安（國保）的名義去刑事拘留，我得到的待遇相對來說也都會比較好；我至少不會、我也都不會被祕密的（進行）政治審訊，我也不會被送入一些祕密的審訊所，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我自己覺得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所以就承認了嫖娼。
拘留室懷疑有臥底想套話
然后，我馬上被帶到拘留室。拘留室裡面有兩個看上去是被拘留的人，他们看上去很瘦弱，好像是吸毒的。其中一個人就問我一些很奇怪的問題：說他很不喜歡中國當局，可不可以告訴他有一些什麼形式可以拿到美國護照，可以去美國從軍。
當時我的研判是，懷疑他是不是臥底，因為他問的一些問題，是很不正常的問題。也許他不是警察，但可能他是受到警察的指示，去問這些事的。
在整個過程當中，我都沒有說：你要怎麼做；或者，說一些很敏感事。不久之後，他们就被兩個穿黑衣服的看守帶走了，我就更加確定，他們應該是臥底了。
因為當時應該是半夜，不會有人来帶走他們，應該是等到早上才會有人帶走他們，所以，我認為他們是應該問不到什麼重要的東西，就把他們帶走了。
在拘留所向獄友求助 失敗後被單獨囚禁
在裡面過了好幾個小時，到了早上，他們就把我叫出去，（我）終於戴上了手銬，換上囚衣，然後我被帶上囚車，把我帶去做身體檢查。當時，也是我第三次做入倉（牢）手續，又是照囚犯相，驗血，驗尿等等等，做了很多這樣的事，之後將我送去羅湖拘留所。
從此，進一步，至少（他们）得到了15天的拘留期限，去獲得更多的料。他們有一份裁決書，那份裁決書也都在裁決書的日期上面留空白，然後要我在那個空白上面去按指紋，簽字。所以，他們其實也想企圖去操控我可以在那裡被拘留多久。我就這樣開始到了拘留所。
記者：那可不可以說，這個惡夢就是在進入羅湖拘留室之後開始的？
鄭：我想，整個（事件）都是惡夢來的。由我從西九龍被帶走，急速惡化是在我進入福田的派出所開始，事態急速惡化。
去了羅湖拘留所第一日，我是被安排跟大概16名艙友（犯人）一起住的，那時是我在拘留期間覺的最欣慰、最開心的時刻，因為終於有艙友（其他犯人）可以聊天了。他們其實都對我很好，免費給了我很多吃的，他們全部都是內地人。
我們彼此都有交流過，他們都覺得，（我的情况）其實不正常，因為他們裡面有些人是吸毒的，有些是嫖娼的，有些是打架，有些是駕駛冒牌車等等不同類型，都是因為一些很輕微的治安事件進來的。
記者：那些（犯人）就不是你之前所提到的臥底了？
鄭：就不是了，我自己感覺到就不是了。大家聊天的時候也都發現說，（我的情況）其實都不正常，如果他要抓嫖娼，怎麼可能會在西九龍抓呢？怎麼可能是這些國安國保的單位去偵辦呢？其實他們都知道（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政治動機的案件。他們就說了一句：你一定是得罪了某些人了。那我就知道，我應該是政治目標了。
其中一個過幾天就要走了，要離開了，因為他是一些很輕微的打架進來的。當然他自己有講到說，他是正當防衛，但是中共不鼓勵中國的民眾是去做正當防衛。他們有一個規矩就是打贏的那個就進監獄，打輸的那個就進醫院，其實是沒有贏家的，也就是中共是不鼓勵他們去打鬥，去保衛他們自己。
他就跟我講說，不如我幫你傳信息。那我就把我家人的電話告訴了他，接著我跟他說，說我是因為在香港發生的事而進來的，希望（可以）告訴家人不要因為我而來大陸找我，因為他們都可能會有危險。
過了不久，我就被人叫了出去提審，回去牢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他們不敢跟我講話，也都不敢看我，他們靜靜的，其中有一個人靜靜地跟我說，如果我再跟你講話，我都不能出去了。所以，我當時已經知道，其實沒有任何信息可以帶離這個地方。
過了不久後，在我的整個審訊階段，我就已經開始被他們提了出去單獨囚禁，我大概被單獨囚禁了13到14天。是這樣的情況，也都沒有辦法跟其他人聊天。
遭暴力對待下 無奈解鎖手機
記者：那你被帶出去審訊的過程可不可以講講，是否每一天帶你離開拘留室？
鄭：是，有不同階段的，一開始是在拘留所裏面審訊，拘留所裡面有審訊室。我始終認為就是拘留所有起到某一些的保護作用的，例如，審訊室裡是會將審訊人，和我被審訊，是隔開的；他是在審訊場所的外面，我算是在拘留所的裡面。而他們自己也都會有拘留所的守衛或者一些人員，會在場看守的。
當然，那一幫穿著便衣的國保或者國安的人員，是不想讓他們（拘留所人員）看到偵訊的內容，或者是過程，所以就叫他們在外面等。所以，他們是守在外面，關上門的。
（審訊）一開始就在拘留所進行，也都開始問我手機密碼之類的事，去到一個地方時，就是他們要使用暴力。
記者：即是前一個階段手機一直都在他們手上？
鄭：是的。
記者：而你認為手機是未有打開的？
郑：未打開的，直到他們真是可能沒有辦法在我口中得到密碼，就開始使用暴力，就派了兩個便衣進來拘留所。當時我講了它是分開的，（便衣）進來拘留所，在我左右兩邊，一個就負責拿著我手機，另一個就負責固定我。
我知道要強行做人面識別，所以我當時就伏低，不讓他們做人面識別。他們其中一個就扯住我的頭髮向上，然後就逼我做人面識別。
我記得，當時那些拘留所的守衛的表情是很驚訝的，不知要怎樣做。那一幫國保或國安人員，就要求拘留所的人員把我的手扣鎖在那個老虎椅上面，令我動不得。當時我就感覺到拘留所的守衛是有猶疑的，我相信他可能比較少遇到這一種政治敏感性質的案件，或遇見到這一種暴力。但他也都沒有辦法，他照做，他這樣做了。
我也逼於無奈，在他們暴力要脅和施行暴力下，就開了手機。我相信，我當時都很明確跟他說：你竟然夠膽，你們竟然夠膽對領事館的人員採用暴力。他們整個過程是不作聲，不講任何話的。
我相信那一天他們決定施行暴力之後，就覺得在拘留所裡面去做這一種審訊是很不方便，礙手礙腳，因為拘留所的人也都看著。我估計，當時拘留所的領導也擔心他們要負責任，所以就決定在我每次提審之前和之後，都安排醫生跟我做身體檢查。所以，我就說，當時我承認嫖娼、然後進來行政拘留所，相對來講，可能會起到一個比較間接的、輕微的制衡作用在那裡，有一點兒能夠保護到我自己。
當然國保或國安人員覺得很不方便，所以在最後那幾天，進入下一個階段，就是要帶我離開拘留所進行審訊。
被綁架至不明地點施以酷刑
帶我離開拘留所進行審訊的時候，就例如叫我出去，然後做身體檢查，出去之後把我的囚衣反轉去（让我）穿，因為我的囚衣上有我的資訊，有我的編號，有我來自哪裡。然後給我戴上手扣，戴上腳鐐，先以黑布蒙住雙眼，然後再加黑布蒙頭。在蒙頭的時刻之前，我稍微看了下外面，不是警車，是一輛私人的小型客貨車。
他把我黑布蒙頭完全看不到的時候，他就把我拉了出去，進到那私人的客貨車，然後就要求我躺在客貨車的後座。整個過程，就完全像綁架一样，因為他也都不希望外面的人，知道我的來歷，我的身分，我來自哪裡。
他就開車把我帶到不知名的地方，整個過程是從羅湖拘留所，大概是30到40分鐘的車程，到了就把我拉了下車，那個地方我記得是很靜的。
這樣就直接進了一間房，在那間房，我开始聽到一些移動，類似傢俬那樣的聲音，我已經估計到是酷刑來了。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會怎樣，因為在整個過程當中都很不正常，甚至在車上我都在想，他會不會帶我去海邊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當是一個被自殺的被人扔下海的那些？
郑：都有可能的，是啊，都有可能會這樣發生的。他帶了我進去房間，就開始施行酷刑。
记者：全程甚麼都看不到？
郑：甚麼都看不到，見不到任何東西，例如他動一些東西，我估計那些是一些刑具。我已經感覺不對勁，我就主動跟他講，我說你們不需要去虐待我，你們想問我甚麼事情，想我說甚麼，我都會配合的，我都會说的。
他們就不說話，整個過程不說話，就把我挂起來，好像五花大綁這樣挂起我，很長時間我的雙手是不可以放下來的，我的血輸送不上去，就很酸很痛。
记者：那個動作是如何的？可否做一下？
郑：類似大字型那樣。
记者：綁著手腳？
郑：是的，綁著手腳，雙腳也都被分開，這樣（挂）了很多很多個鐘頭。之後，就開始要我做squat（蹲坐），坐無影凳；或者要我蹲下將手舉高很多很多個小時，然後你會感覺到你雙手很痛，在過程當中，他不會讓你休息。
他甚至要剝奪你的睡眠，要你罰站，完全不可以動的；如果你一動，他們就會打你。例如，我坐無影凳，我的雙腳是一直在顫抖的，他覺得我做得不夠標準的時候，就會拿一些類似削尖了的警棍，用这些東西打我，尤其會打我很脆弱的部位，例如我腳的關節。
而當他們去剝奪我睡眠的時候，他們有一個規則就是：如果我要說話，我要先講「報告主人」，我講了「報告主人」後，要等他們批准，我才可以說話。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我感覺到他不是很想讓我說話。
這裡是他們說了算，是他們的主場，是他們有主權的地方：我不是稀罕你說話，我是到了覺得你可以說話時，才會讓你說話。
有審訊人員操百份百香港廣東話
記者：那基本上在那裡就是折磨你？就不是問話了？
鄭：都會是問話的，但可能是一個策略來的。例如，我一被帶到裡面，就有一個人是講很完美的廣東話，（完美到）我分辯不出他是香港人還是廣州人，很完美的、百分之一百的香港廣東話來的。他壓低他的聲音跟我說，你叫甚麼名？我就講了我的名字，（他就说）聽不到，大聲點。
記者：你是否很詫異聽到這個聲音？
鄭：我非常驚訝！完全是香港人講話的口吻，非常驚訝。當時，他跟我講，你竟然幫英國人去監督中國人，你在這裡連屎都不如。這樣，我就知道這個地方，是施行酷刑的地方。
而另外还有一個審訊人員，是講北方的普通話，就跟我說他們來自情報單位。他說，你們使領館都是一個公開的間諜單位，所以你很清楚現在會發生甚麼事，這裡是沒有人權可言的。他們是這樣企圖正當化他們施行酷刑。
如果我在過程當中，我沒說「報告主人」，他們也都會去打我的臉，打我的嘴，也都是用削尖的類似不知名的警棍，類似這樣的東西去打我。
被虐待至精神崩潰 再開始洗腦及套料
到我崩潰了，整個精神狀況崩潰，哭了，然後我說，你不需要折磨我的時候，他就說：我們不是折磨，我們是訓練，這些是訓練，幫你強身健體。
接著，他們感覺到我哭，精神開始崩潰的時候，就放下我，開始餵我吃飯，就開始施恩惠。
然後在这个過程當中，就開始問我問題了：你知不知道甚麼是MI5，MI6？員工證是怎麼樣的？你領館裡面的那個每一層是做甚麼的？遊行示威你有沒有參與？有沒有認識內地人參與遊行示威等等，又是重複很多很多這一類型的問題。
接著就開始餵我吃飯，然後在過程當中也都有做一些所謂的政治矯正教育。（他们）就說，我知道你追求民主，但是我們中國，很多人的教育水平不高，不適合民主。
這些只是民粹，把一些錯的說成對的。但我認為這個是一個策略，這個策略，就是等到你精神上崩潰的時候，他就重新幫你建立一個符合他官方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同時再套你的料。
中共玩文字遊戲 隱瞞自己的傷勢記錄
（上述的）這個情況，隱隱約約維持了大概一個星期。基本上，在第一個星期，我是不能行走的，已經不能走了。
當然，我每一次由外面的祕密審訊所，運回拘留所的時候，我是親眼見到醫生將我的傷口，傷勢，瘀傷，全部記錄在我的醫療記錄中。為甚麼我會知道，因為我是負責按指紋和簽字的人，所以我親眼見到。
你看到官方的回應說：他其實是沒有（受）酷刑，根據他出來那天的醫療記錄，身體狀況一切正常。當然了，因為（他们）在第二個星期停止了酷刑，第二個星期開始，國安或國保的人員帶去一些藥油和藥，來给我治療，想令到這一些罪證儘快地消失。而為了確保自己安全出去，我當然會儘量地表現合作。
他們正在玩文字的遊戲，他們不說第一個星期的醫療記錄，我的傷勢；他們只是說我出去那一天的醫療記錄。（待续）
責任編輯：孫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