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1月10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aul Adams/高杉編譯）從成功中學習要比從失敗中學習更容易一些，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都是要找出哪種方法會有效，然後更多地利用這種有效的方法。
但是當面對失敗時，要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尤其是當一個人已經一敗塗地的時候。
你必須能夠承認，你所做的並沒有起作用，並找出有何異常——與事情進展順利時有何不同之處——評估你想要什麼和哪些目標是現實的，然後去改變方向。但一般人（在失敗後）的傾向都是去抨擊和指責他人。
在2019年英國大選中遭遇了自1935年以來的最糟糕的歷史性失敗之後，工黨陷入了「馬後炮」、辯解和尋找藉口的做法之中。該黨正在努力解決一系列問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西方政治更廣泛重組的結果，還是對當前形勢的一次性回應？這個自20世紀初成立以來就與工會和工人階級聯繫在一起的政黨，是否已經變成了其它的什麼——身分認同政治、都市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或是「覺醒」精英階層的政黨？工人階級選民是否正在拋棄他們的——至少從人口統計學角度來看已經是幾代人都擁護著的——這個政黨？工黨是否也已經拋棄了他們，把他們一筆勾銷了？
這些問題，除了一些細微的變化之外，都是正被其它左翼政黨，比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SPD）或美國的民主黨，所提出的問題。這些政黨都正在問自己，他們能從工黨在英國的失敗中學到什麼。
辯解
保守黨（或英國托利派保王黨）對他們的歷史性勝利的反應——正如一位記者所描述的下議院的情況那樣：在最初的沾沾自喜、哈哈大笑、高聲歡呼、吹噓、大聲喊叫、趾高氣揚、興高采烈和哄堂大笑之後——迅速地，甚至是謙卑地適應了新形勢。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強調，在英國脫歐引發了嚴重分歧之後，英國需要治癒創傷，團結起來。他竭盡全力不去攻擊那些曾誹謗他的人或讓他們在恥辱的失敗中欲哭無淚。
最重要的是，約翰遜強調，他們需要贏得北方許多工人階級選民的信任，這些選民已經拋棄了工黨，把自己的選票「借給」了保守黨。他們需要認真聽取來自北方的新「藍領保守派」的意見，並大舉投入這個曾被他們長期忽視的領域。
工黨方面的早期反應則是加倍極端和尖刻地抨擊保守黨。比如：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得力助手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公開表示，約翰遜是個法西斯主義者，領導著「這個國家政治史上最極端的右翼內閣」。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左翼領導人和活躍分子一直都處於憤怒和過度緊張的狀態。事實上，自從2016年公投中多數人投票決定退出歐盟，違背了整個自由主義建制派的意願和期望以來，他們就一直如此。
約翰遜政府與之前的保守黨政府（如撒切爾夫人的政府）相比，當然不會更「右翼」或更「極端」。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如何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來自終身支持工黨家庭的工人階級選民轉而支持保守黨呢？
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托利派保守黨真的是法西斯主義者，那麼支持他們的普通民眾和傳統工黨選民就是被愚弄的。如果說托利黨是精明的市場營銷者，那麼投票給他們的人（充其量）就是無知、愚蠢和沒受過教育的人。他們通常會被貼上種族偏見者的標籤。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高級講師、一位特別不受約束的左翼學者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公開表示說，保守黨選民都是「害蟲」。
就像前工黨議員哈里斯（Tom Harris）所說的：「正如更明智的聲音所指出的那樣，對那些你需要的支持者進行說教，告訴他們，他們的行為有多愚蠢，這很少能夠成為贏得選舉榮譽的途徑。」
關於極端主義的指責，似乎是針對選民對於工黨領袖科爾賓真正的極端主義普遍擔憂的一種防禦性回應。
哈里斯表示：「顯然需要一種新的方法，」「它應該從不要把我們當傻瓜開始。我們知道我們在投票時要支持什麼，那不是極端主義。對於一個領導人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都與恐怖分子和反猶分子打交道的政黨，對於一些儘管有所保留但仍試圖將這位領導人送進唐寧街10號的議員來說…… 把別人說成是極端主義的指責既尖銳又極具諷刺意味。」
解釋與調整
為了解決因工黨失敗導致的「生存危機」，最早、也是最具思想性的嘗試出自於希望不大的來源：《衛報》（Guardian）的一篇社論、都市「覺醒」專業人士的聲音、與「倫敦泡沫」和大學城有關的進步精英的世界。
這份社論詳細說明了這個危機的嚴重程度，並指出了按階級和職業劃分出的界線造成的分裂，即通常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傳統工人階級社區之間的不穩定的聯盟。最有趣的是，這篇社論向工人階級、以社區為基礎的，以及歷史上的工黨的愛國主義起源發出了呼籲。
這讓人想起英國偉大的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羅傑‧斯克魯頓爵士（Sir Roger Scruton），他呼籲建立一種「更微妙的地方政治，在這種政治中，地方民主的復興和深化會得到支持。」
保守黨很容易地在經濟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的承諾和自由市場，就如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那樣，以及「一國保守主義」，就如19世紀偉大的總理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所闡述的之間進行了轉換。
早在2010年擔任倫敦市長時，約翰遜就將自己描述為「一國保守主義托利黨」人士。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上的社會改革方式，它更尊重傳統，更尊重基層社區和地方，更尊重普通人的需要和關注。在歐洲的背景下，這意味著一個可自主管理的獨立國家（這也是撒切爾夫人所希望的），一種團結各階級的愛國主義。
現在的托利黨更多的是工人階級，更多的北方人，更少的大都市人，他們很清楚在那些遭受工業衰退和政府忽視的地區進行投入的必要性。這樣做是必要的，但還不夠。
工人階級選民給出的放棄工黨的理由，不僅僅是關乎經濟需求和承諾，他們還關乎尊重，關乎選民如何感到被譴責和貶低，關乎他們的傳統、觀點，以及被甦醒的都市精英所鄙視的忠誠。
與那些精英階層相比，工人階級選民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並拒絕反西方的左翼主義。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是保守的，以他們的社區和協會為導向，以公民社會為導向，而不是由既不了解也不尊重他們的人在遠處實施統治的中央集權政權和跨國實體。
對於工黨來說，前進的道路並不是那麼明朗。該黨內部存在嚴重分歧，一方面是傳統的工人階級基礎，那些在2016年投票支持脫離歐盟的社會保守派和愛國主義者，另一方面是更富裕的、受過更多教育的，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他們的全球優先選項和身分認同政治在許多普通人看來變得越來越極端和怪異。
在選舉中，該黨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分裂成兩個陣營，試圖吸引兩個陣營。為了組建一個成功的選舉聯盟，這兩者缺一不可，但它們之間卻越來越不相容。如果該黨支持脫歐，它在工人階級地區的表現會更好，但在富裕的、支持留歐的（親歐盟的）地區表現會更差。
正如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的斯蒂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所認為的那樣，工黨的選擇越來越多地變成了一個中產階級和畢業生的派對，要麼「成為一個經濟上的左翼政黨，但同時也是一個民族主義和傳統的愛國政黨」，要麼「拋棄工人階級的選民，成為一個文化上左翼的大都市中產階級和少數民族的政黨」。它不能試圖同時做到這兩點——那樣就會造成破壞。」
他們有蔑視和誹謗的習慣——譴責自己的國家並支持自己的敵人，指責工人階級但依賴工人階級的選票，他們鄙視工人階級的價值觀——以及組織力量，比如極左翼科爾賓派對政黨機構的控制，這些都將使工黨很難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到什麼。
如果它試圖從失敗中學習卻失敗了，那麼在未來的十年裡，它無疑將會面對更多的失敗和繼續從失敗中學習的機會。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的社會工作學名譽教授，也是美國凱斯西保留地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教授和學術事務副院長。他是《社會正義不是你想像的那樣》（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書的合著者，並撰寫了大量關於社會福利政策和職業道德倫理的文章。
原文Learning from Failure, Failure to Learn: The Collapse of Britain’s Labour Party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林琮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