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導讀 從歷史學習,「天堂」操之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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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1月18日訊】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舊唐書.魏徵傳》

「人」是萬物之靈,而「人生為何?」「何為人生?」在我小的時候,有「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個說法。那個時候,被強逼背誦這兩句話,到數十年後自己成為經濟研究人員,並且為人師教授經濟學之後,當「永續發展」成為大家琅琅上口的流行語之際,突然頓悟這兩句話正是「永續發展」的絕佳詮釋,可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人類的發展卻愈來愈遠離這個境界,竟然逐漸走往「毀滅之路」,當代主流經濟學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可能是主因之一。

主流經濟學的演化

眾所周知,經濟學之成為一門學問,始自一七七六年,由於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撰寫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經典大作的出版而奠定。這本書探索的是「財富」(wealth)的本質,以及財富的成因,而食衣住行育樂這些有形和無形產品是最主要的財富,如何促進這些產品的增加也就成為經濟學的主題。史密斯告訴我們「分工」、「自利動機」,以及「無形之手」(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自由運作是關鍵之鑰,政府只在「國防」、「治安」和「法治」上戮力,以「建立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的生活環境」,自由放任人民去追求財富的成長,揚棄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

在亞當.史密斯及其《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3)、馬爾薩斯(T. Malthus, 1766~1834),以及密爾(J. S. Mill, 1806~1873)這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到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演化為新古典學派,在其一八九○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經典名著,提供了供需圖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並開始引入數學工具。到一九三六年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創造有效需求」解方來消彌不景氣和失業,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而政府擔負救經濟、拚經濟重責大任也被認為理所當然。而「總體經濟學」的大門也開啟,國民所得帳總體經濟指標也紛紛出現,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國民所得成長的依據和標的,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是精通數理的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寫成的,出版後洛陽紙貴暢銷全球,該書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成為往後經濟學教科書範本,而經濟學數理化從此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是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計量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經濟學成為科學,也被稱為「實證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凱因斯理論和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使政府躍上干預經濟舞台,並成為主角。另一方面,由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經濟成長、國民所得提升的結果,貧富懸殊擴大,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出頭,要求政府管制、干預市場,並課以重稅、社會福利措施來促進公平分配。此外,一九二○年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的《福利經濟學》(Wellfare Ecomon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市場失靈」現象普受認定,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也理所當然。

被極端忽視的奧國學派

總括來說,主流經濟學的凱因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要現代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前者以「政府創造有效需求」,後者以「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大纛,讓政府名正言順,堂而皇之以各種管制干預政策(美其名為公共政策,現今以印鈔救市、量化寬鬆(QE)大行其道)和重分配政策(社會福利為代表),利用「法律」強行大力干預戕害「個人自由」和產權,更讓金融風暴、經濟蕭條、「大債危機」、「債留子孫」緊緊籠罩著,人類深陷於水深火熱、萬劫不復之境。

其實,在凱因斯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等主張大政府、集權政府的派別之外,尚有繼承亞當.史密斯小而有能政府、自由經濟、個人主義主張的奧地利學派或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由孟格(C. Merger, 1840~1921)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開創的,一九○三年聖誕節前後,讀了這本書之後逐漸成為此派學者的米塞斯(L. v. Mises, 1881~1973),被認為是第三代掌門人。他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凸顯奧國經濟學派,並建立其不朽名聲的特點,在於該學說是一種人的經濟行為研究,而非純粹的經濟均衡理論,奧國學派同樣應用靜態與均衡式思維概念,但他們都清楚知道靜態與均衡思維的工具性角色。他們進行價格探討,必採用能實際在市場上支付的金額作為研究數字,而非那種明知成立條件不符現實的價格,他們拒絕使用數學方法,並非基於對數學的無知或排斥數學的精確性,而是因為他們不重視那種基於假設性統計資料所形成的均衡狀態,他們從不給自己致命的錯覺,去認為一切數值都是可以衡量的。他們也從不讓自己認知錯誤,所以知道所有統計數字都只屬於經濟學歷史範疇,與經濟學理論一點關係也沒有。」

現代主流經濟學思想,很明顯常把一些簡單的事實故意弄得很複雜,讓一切看起來很重要,而且還能嚇退一般民眾,讓他們覺得經濟太複雜了,只有專家才能理解。其實經濟很簡單,今天的運作模式,與千百年前一樣,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自願交易和相互協助。大家各有專精,彼此分工合作皆大歡喜,亞當.史密斯不就這麼說的嗎?

孟格在《經濟學原理》書中這樣寫著:「貨幣並非國家的創新,也非某項法案的產物;至於還需國家當局的批准,更是與貨幣的定義相去甚遠,即使某種貨品被作為貨幣使用,也是在經濟行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完全不需國家在此發揮任何影響力。」

米塞斯認同孟格說法,主張國家應從整個金融體系中退離,而中央銀行與國家獨占貨幣的概念,也應消除。他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貨幣與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這本劃時代的巨作中指出,「貨幣供給擴張,絕對無益於整個社會」,他並指明,這種政策只會造成社會財富重分配,並使貨幣的購買力比貨幣供給額增加之前低。如果這個貨幣供給額的提升,經由銀行體系信用擴張順利進行了,還會造成繁榮的假象及錯誤投資。

這個當初的創造理論,在一九二七年時準確預測到一九二九年美國華爾街大崩盤,繼而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出現。不過,迄今這個理論還是受到抗拒,他在《回憶錄》中就寫說:「不出所料,我寫的書,被德國御用經濟學者創辦的各方雜誌,用最粗暴的方式悍然排拒。不過,我一點也不在意。我知道,我的看法很快就會散播各地。而且,我還心存恐懼,看到我所預見的災難即將來到眼前。」他又寫道:「戰後,我身為金融與銀行專家的聲望如日中天,所以有些大銀行便希望能聘請我去擔任董事。但早在一九二一年前,我就對這類邀約一概拒絕,因為他們無法採用我的建議。何況稍後,所有銀行在我眼中都形同破產般無可救藥,而且種種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

道一以貫之的米塞斯

米塞斯主張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自由市場,毫不妥協。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極力證明是行不通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行。這本書讓米塞斯一炮而紅,而且讓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討厭他。米塞斯在書中寫道:「我相信,我在這本書裡提出的學說,是無可辯駁的。而且就因為這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使敵意從社會主義陣營蜂擁而來。對我不滿的,也包括一九三○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順便一提: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並不是對立的,它們在精神上是兄弟,只是後來成為競爭對手。兩者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以及反對自由經濟制度。」

當時米塞斯心中明白,納粹主義在德國即將取得勝利,並且隨即會威脅奧地利。在《社會主義》出版後,以他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立場和猶太人身分,一旦奧地利被納粹占領,蓋世太保一定會來找他。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米塞斯遷居瑞士日內瓦。在瑞士期間,他寫出了畢生最重要的千頁著作《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將他的學說衍伸至人的行為,稱為「人的行為學」(Praxeology),他以完美無暇的思考脈絡為文,寫出和數學公式同樣無懈可擊的理論。該書第二三五頁裡,有這麼幾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他指的是不是就是總體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呢?它們將人「機械化」、「集體化」。

米塞斯一生致力於揭露真相,一輩子捍衛保護私人財產、公理正義之前人人平等,主張市場自由,卻被像個國家政敵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對米塞斯的學術遺產心存疑懼。為什麼?菲利浦.巴古斯(Phillipp Bagus)和安德列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rt)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國家偷走我的錢》一書中告訴我們說:「顯然他們害怕,萬一人民知道真相,發現原來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干預,經由事實證明是錯的,根本弊大於利,那麼他們恐怕就會沉淪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為什麼奧國學派的理論從來沒被一般民眾聽說過呢?這兩位學者認為:「其一,對國家與政壇人士來說,奧國學派理論讓他們感到超級不舒服。而且因為還沒有人成功反駁過此學派的學說,所以讓這些東西銷聲匿跡是最簡單乾脆的方法,不准教導,也不許在課堂上講授。無論是大學或其他(公立)學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們自己(必須)傳播的知識是不良理論也都噤聲不語,因為太囉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他們設身處地為這些教授想:「如果他們對國家統治提出質疑,他們還能繼續坐在位子上嗎?因為這些議題是禁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不僅尋覓教職難,個人收入與學院名聲都會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樣──終生被拒於國立大學門外,不曾在那些學校成為正規教授。

最讓國家和政壇覺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奧國學派對於市場經濟貨幣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該主張能落實,必須禁止無中生錢,還要關閉中央銀行,因而央行和銀行業者會全力反對。如果真的實現,誰來付錢給那麼多的財經專家?他們可寫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護航,有的還被包裝成重量級顧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不為國家貨幣捍衛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學者生涯就是建立在這些理念上,而且他們也要養家活口。

絕大多數的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對此早已了然於心,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官僚體制》(Bureaucracy)書中就這樣寫著:「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花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注的焦點只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

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俗話說:「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觀念」是也。凱因斯也在《一般理論》的結語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權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

如今凱因斯干預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盛行,主導政府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已故美國總統里根也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為了截窒世下流,讓奧國學派理論重視人間是一項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體制》中說的:「讓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目的,並非想把每個人都變成經濟學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發揮其身為國民的功能。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事關文明發展的未來出路,而這無法由內戰或革命來決定。這是一場理念之戰,而民意將決定這場戰爭的勝與負。」

米塞斯著作中譯在台灣

米塞斯七十五年前說的話在今天更顯現其先知與真切。說也真巧,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自二○一七年底推出「經典名著文庫」書系,也將奧國學派學者的著作納入,就是從米塞斯的作品開始。

首先《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這本米塞斯最重要的經濟學傳世理論千頁巨著,於二○一七年六月出版中文譯本,接著於二○一八年一月再出版《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這本不到二百頁的小書,二○一八年九月再推出《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這三本書都由謝宗林先生翻譯,謝先生浸淫奧國學派學者著作數十年之久,深得其精髓,尤其對米塞斯更是青睞有加,對其思想有深刻體會,能將艱深難懂的奧國學派作品平易的轉達給中文讀者。

《人的行為》是米塞斯最核心最重要最完整的理論性著作,米塞斯將人的行為科學分為行為學和歷史兩部分。經濟學鑲嵌在行為學中,研究主題是市場現象,最終基礎是人的行為這個概念。它不只是學者設想出來解釋市場或其他社會的概念,更是每個人以每一個具體行為所彰顯的真實情況。

《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是一本為一般讀者而寫的歷史著作,主要利用歷史學家特有的了解方法和相應的理念類型設計,論述十九世紀中期迄二十世紀中期,西方文明地區(特別是美國)的「反資本主義者」,其心境之所以形成的心理原因與後果,其實是給一般讀者簡要介紹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

《經濟學的終極基礎》這一本書的主題,在揭露實證論這個基本主張的謬誤,並且敘明該主張所導致的種種災難性後果。經濟學這種人的行為學,應以先驗論解析,絕不能用實證論。米塞斯強調:「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經濟學理論的要旨,就應該首先使自己熟悉經濟學究竟傳授些什麼定理,對這些定理反覆深思熟慮後,再進而研究相關的認識論問題。」經濟學是行為學中發展得最為詳盡、成熟的部門,但與當今主流經濟學大異其趣。

米塞斯的著作甚豐,自一九四○年避納粹迫害移居美國之後,以英文寫作的最重要作品有四本,依出版日期先後為:《人的行為》(1949)、《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1956)、《理論與歷史:對社會和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1957),以及《經濟學的終極基礎》(1962)。第一本是核心,雖然篇幅超過千頁,卻未能將各部分說清楚,另外三本書就是補足某些重要部分。除了第三本之外,其他三本已譯成中文列入五南的「經典名著文庫」,將近一年之後,《理論與歷史》也由宗林兄翻譯完成,列入「經典名著文庫」出版。

這本書論述人的行為學的歷史學部分,彌補米塞斯的《人的行為》中第二章〈人的行為科學在認識論層次的一些問題〉裡,未能充分闡釋的歷史研究之不足處。如宗林兄在〈譯者序〉中所言:「《人的行為》第二章一開始就提到的『歷史本身不會提供可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與技巧』,同時又點到『研究歷史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但對於為什麼『研究歷史,以及研究歷史如何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當時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本書第十三章對這些問題,就有發人深省的觀察,米塞斯道:「如果個人所面對的情況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歷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又說「對於現況的分析,沒有非歷史分析這種事。對現狀的審視與描述,必然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歷史記述。」畢竟「歷史並非總是很遠,也並非總是過去,活著的人時時刻刻都是歷史。未來,在人的預期中,也是一種歷史。要處理歷史,要了解歷史,絕不會用到數理經濟學效用函數那一套東西。因為它是固定不變的,只表述死的東西,而歷史的本質是變動。」

的確,歷史是人的行為的紀錄,人是有血有肉有靈魂會思考的,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不能用自然科學的那一套實證方法。米塞斯在《經濟學的終極基礎》書中已告訴我們:「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在本書中,他再說的更清楚,計量方程式中有「常數」,這在自然物理是可接受的,但人的行為沒有「反應常數」;「在經濟學裡,各種數量之間並沒有固定不變的關係。因此,一切可以確定的數據都是變數,或者換句話說,都是歷史資料。數理經濟學家一再述說,數理經濟學的困境,在於變數太多。然而,他們真正的困境,其實是:只有變數,沒有常數。在沒有常數的場合,談變數一點意義也無。」

米塞斯一生堅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產制度、個人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干預主義、集體主義嚴厲批判。就永續發展、增進生活福祉這個可被公認的目標來說,自亞當.史密斯領銜的古典經濟學派就以「分工」、「市場機能」、「不可見的無形手」的自由放任,在比較利益原理發揮下,私利和公益相調和,主張自由貿易,理性的「人」在和諧分工下,發揮所長搭配資料、科技、知識、自然資源,讓生產力達極致,在市場調配下提升生活水準。而社會的分工合作,不是靠強制,而是自發性的。至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干預主義,採信人與人間利益衝突,不是和諧的,不同族群間相互爭鬥,他們鼓吹戰爭、使用暴力,不容異己。馬克思主義要人們相信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是預先注定的,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鼓動人們要有革命精神。

受忽視的理論與歷史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主張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者基於「性善」──人有道德,有利他之心,能和諧分工合作,在市場機能引導下,可達至善境界。共產和社會、集體主義者則以「性惡」出發,自私自利的個人,會「剝奪」別人,必須政府來主持正義,才有公平的社會。米塞斯在這本書中,以各種角度一再剖析,指出後者的矛盾、錯誤,而前者較能讓人類生活更好,在歷史長河中,也證實這種看法是對的。蘇聯、古巴、北韓和中國實施共產主義,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社會主義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都可用水深火熱來形容,而實施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論物質和精神文明都發展得很好。米塞斯在書中,以三大篇、十六章,四百多頁的篇幅,反覆論證這樣的景象,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干預主義、集體主義不僅沒被世人唾棄,甚至還滲透到全球,連號稱資本主義國度的美國也不例外。其實,米塞斯自己在本書最後一章〈目前的一些趨勢與未來〉中第五節〈「經濟」自由遭到抑制〉所陳述的,就是這種心理現象的呈現,「人的妒嫉心、不滿狀態、幻想美好未來」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抓個正著而充分利用。畢竟平凡的世人根本不重視歷史的教訓,或者壓根兒就輕視歷史,或都很容易遺忘歷史。由米塞斯這本《理論與歷史》問世以來,一直乏人問津,即使是對奧國學派經濟思想感興趣的年輕學者也不例外,已可見其一斑了。

其實,當今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種種學說,都充斥共產主義基因,不只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其本質是一個「邪靈」,它由「恨」及低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它仇恨且想毀滅人類,它不以殺死人的肉身為滿足,還要讓人的道德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使生命真正的死亡。「共產邪靈」就是要使全人類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讓人類毀滅,從它出現迄今一百年已造成上億人的死亡,如今更隱匿在社會主義下,由中共經濟的發展來毒害全人類,此刻正處於毀滅的懸崖邊,除非世人能趕緊覺醒,將邪靈剷除、消滅,否則人類就要滅亡。米塞斯這本書將馬克思及其共產主義的本質講清楚、說明白,世人都應該讀它一讀來破除心魔,也應將它廣傳。說真的,這本書並不那麼好讀,但將方法論和各種學術學說忽略,只就米塞斯的白話解析好好看一看,也就可以清楚明白了。

以史為鏡走回傳統路

當看到本書「歷史」的書名時,我心中就浮出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為鏡」名言。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流傳千古,在其治下開啟大唐盛世,而其之得以讓國家繁榮強盛,人民富足、天下太平、文化輝煌,由其「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的說詞可知一斑,時時警惕自己,傾聽名臣魏徵的諍言免於犯錯或知錯即改,更由歷史獲取正面教訓,向明君學習,以昏君、暴君為警惕,因而得以行「德政」,仁民愛物成就盛世。我們也都知道,歷史記載古代明君,當出現天災時都是「下詔罪己」,向神明懺悔認錯,重新再起。可嘆的是,當代人不重視歷史,不從歷史獲取教訓,還一直犯同樣的錯,竟然有「歷史的教訓就是從來沒從歷史得到教訓」的口頭禪,難怪會向下沉淪、道消魔長,向邪靈傾斜,走向毀滅之路。

最後,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許人類「烏托邦」完美世界,和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均衡」,甚至「一般均衡」或「完全競爭」、「柏拉圖至善的供需均衡點」完美境界而言,前者只是空話,騙人的語言,畢竟人類都是凡人,政府、君王、帝王都不是神,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創造烏托邦,它只存在夢裡。至於經濟學的「均衡」和「供需圖」,只是一種概念,是靜止的狀態,也是一個「天堂」,但真正的經濟學家不是將之視為現實世界,而是一種分析工具,在「供需圖」中可說明讓價格隨著人的供需行為自由彈性變動,會引領我們向均衡點(天堂)趨近,但人的行為是時刻都在移動,因而「永遠」不可能在均衡點上靜止不動,畢竟「人間沒有天堂」,但具道德善念的千千萬萬無數「個人」,在自由市場裡,在「不可見之手」的價格自由變動指引下,最能向天堂趨近。所以,讓我們回到亞當.史密斯和奧國學派的世界去吧!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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