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記」所衍生出來的故事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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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10月16日訊】

前言

「浮生六記」只能算是清朝的一部「自傳體小品文」,在中華文化中確實沒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是作者沈復(三白)在書中,細膩地寫「活」了一個「芸娘」,讓這薄薄的一本自傳,廣受後世芸芸大眾之喜愛。沈復平舖直敘的筆調,也成為眾多「非典型」業餘作家奉之為圭臬的寫作方式。

清末民初時,這沒有版權的「浮生六記」被大量「盜」印,原來只剩「四記」的殘本,還遭後人冒名拼湊成「六記」,風行一時。誠如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林語堂所言,在沈復的筆下,芸娘成了「中國文化中最可愛的女人」,隨著「浮生六記」之廣泛流傳,「芸娘」也逐漸成為億萬中國男人「夢寐以求」之典型枕邊人。

我這「浮生六記」所衍生出來的故事,得由我在台北讀建國中學高三的日子講起,因為那一年我與父親共處一室,而且第一次讀「浮生六記」也是那年瞞著父親偷偷讀的,以我有限的文言文程度,當時是用「生吞活剝」之方式讀完這本「禁書」的,所以我對芸娘之最初印象,只覺得她是「傻姑娘」一個。

當然,「浮生六記」怎會算是「禁書」,後來發現街上大、小書店都公開販售,只是那時父親不讓我讀而已,是被他老人家列為我的「禁書」的。

住在「三軍聯大」的那一年

這輩子與父親雖然結的是父子緣,但是聚少離多,那是因為他是職業軍人,駐地經常會變動,家眷們不可能隨時跟著部隊走。不過在我六歲到十二歲之間,父親曾任職於台灣南部(高雄縣鳳山鎮)的各軍事單位(非野戰部隊),我們全家總算是安定地團聚了六年,住在與黃埔軍校隔鄰的眷村(黃埔新村)中。但是在我小學尚未畢業時,父親被調到台北市上班,所以他只好住在各工作單位的宿舍裡(包括設在總統府內的宿舍),每個月才回南部的家兩天而已。

讀高三那年(1963年到64年),我由高雄中學轉到台北市的建國中學,家中經濟不寬裕,在外吃、住都是問題,好在那時父親已離開總統府內的單位,住在台北大直「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區內的一棟獨立軍官宿舍中,那兒的「門禁」沒有總統府那麼森嚴,我得以在他那間約六坪大小的房間裡搭起一張簡陋的「行軍床」住下。母親遠在鳳山,所以我的「民生問題」就由三軍聯大的廚房幫忙解決,但是我通常是趕不及他們六點鐘晚飯時間的,廚房工作人員會預備一個便當,讓我父親帶回宿舍給我吃。

現在回想起來,我十八歲那年,居然還有機會與父親同住在一個房間裡達九個月之久,也算是難得吧!之後,我於1964年去台南讀大學,68年畢業後去馬祖前線服兵役,69年來美國讀研究所,畢業後滯美未歸。這麼一算,我們這輩子的「父子緣」,只有不到八年的時間是在同一個屋簷下過的,委實嫌短了一些。

既然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內教職員與學員就分屬陸、海、空三軍,我父親的職務是教育長,下面有三位副教育長(少將官階)輔佐他,分別代表他們各自的軍種。之所以會提到他們,是因為在那棟獨立的軍官宿舍中,除了一間共用的浴廁與小會客廳之外,還有四間臥室,分別給他們四位將軍使用,三位副教育長與我父親一樣,眷舍都不在台北。

以現在的生活標準而言,這「高級軍官」的宿舍是十分簡陋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小小會客廳中的那台十四吋大同牌黑白電視機,那也是我此生第一次有機會看電視。那是1963年,可能是因為台灣南部當時還沒有電視台,或是我父母無錢購置,總而言之,我們在鳳山的眷舍中是沒有電視機的。

這軍官宿舍離「三軍聯大」之校門不遠,幾乎與校區之「福利社」為緊鄰,我被父親鄭重告誡,除「福利社」外,不得在校內其他地區「亂逛」,因為這是軍事管制區,列為高度機密的「衡山指揮所」,其入口就在離我們宿舍不足一公里之處。

不是要講與「浮生六記」相關的故事嗎?為何扯出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來呢?請稍安勿躁,且「聽」我慢慢道來。

簡介同宿舍的將軍們

代表陸軍的副教育長應該是由師長、副軍長或戰鬥單位副司令任內調來的,他的姓名我忘了,主要原因是他鮮少住在軍官宿舍,與我互動不多。他的家眷雖然不在台北,但是可能有近親住台北,大部份時間就住在親戚家中通勤。

代表海軍的副教育長是白樹綿將軍,由艦隊指揮官任上調來。1944年盟軍在諾曼地登陸時,他正好與其他二十位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在英國接受密訓,6月6日當天,他們分別在數艘英國軍艦上實習,所以在各軍艦以猛烈砲火掩護登陸之盟軍陸軍與陸戰隊時,他們都在艦上親身觀戰。這段史實在中華民國海軍軍史上有詳文記載的,在諾曼地登陸戰中,總共有二十一位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在現場,不過都是在危險性較小的英國軍艦上。

抗戰勝利後,白將軍奉派去日本接收日本海軍的八艘一千五百噸級輕驅逐艦(返國後編為陽字號軍艦),是八位第一批日製陽字號軍艦的艦長之一。陽字號軍艦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國軍得以掌握台海軍事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白將軍在卸任三軍聯大副教育長之後,擔任海軍軍史上的第十任海軍官校校長,同時晉升中將。白將軍的眷舍在高雄左營,每逢週末都會回南部。當時的海軍總部就在大直,白將軍在附近顯然有不少朋友,幾乎每晚都有應酬,不常在宿舍。

代表空軍的副教育長是蔡名永將軍(中央航校五期),戰鬥機飛行員出身,戰功彪炳,也是少數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空軍英雄之一。他是在空軍作戰副司令之任上調來的。我父親退休時,他曾代理教育長一職,日後他還擔任過國防部次長,最後是在空軍中將副總司令任內退休的。

圖:1962年三軍聯大畢業典禮後,我父親等校內主管,與觀禮貴賓何應欽將軍合影留念。自左至右是海軍副教育長白樹綿將軍,我父親教育長謝肇齊,何應欽將軍,與陸軍副教育長。我父親在1944年打完獨山戰役後,曾以高參名義,被調至何應欽將軍的總長辦公室服務,擔任他的英文機要秘書一年多。何將軍在1962年時實質上已退隱,我父親重情義,是他排除眾議,力邀老長官來三軍聯大觀禮的。只是不知何故,空軍副教育長蔡名永將軍未出現在此照片中。(作者提供)

三位副教育長都比我父親年輕大約十歲,各有不少戰場經驗,他們也顯然工作得十分積極,加上我父親是出名的工作狂,所以當每晚我關起房門唸書時,常聽見他們在客廳裡用一些我不懂的術語大聲談論「公事」。三軍聯大是訓練在三軍聯合作戰時,各指揮官如何配合著其他軍種作戰。你用膝蓋也想得到,只有「登陸戰」時才會需要三軍聯合作戰,當年我們國軍不是要「反攻大陸」嗎?這第一仗必然是登陸戰,是需要三軍「聯合作戰」的,部份國軍指揮官當時欠缺聯合作戰之「素養」,這「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就是培訓他們戰術、戰技之教育單位,受訓期一年。

三軍聯大學員們結訓前的「畢業旅行」,必定是全員出國,到美軍在東南亞的眾多基地之一,去觀摩美軍的年度登陸演習。我父親在聯大任教育長約五年,大概是因為英語流利,那些年都由他擔任觀摩總領隊的。

三位副教育長中,我與蔡名永將軍之互動最為密切,「交情」也最好,那是因為我自幼就是「空軍迷」,長期訂閱「中國之空軍」月刊,懂得不少空軍術語,與他閒聊空軍典故時,完全沒有「障礙」。

823砲戰其間,國共雙方的海、空軍也曾激烈交鋒過。有那麼一次的台灣海峽空戰中,國軍的軍刀機首度使用響尾蛇飛彈,在空戰中一舉擊落14架老共的米格十七戰鬥機。蔡將軍在閒聊時告訴我,那是全世界有空戰史以來,第一次在纏鬥戰術中使用飛彈,也是那場空戰國軍大獲全勝之主要因素,嚇得共軍米格機有好幾個星期不敢飛進台灣海峽。台海風雲緊急時期,蔡將軍正擔任某戰鬥機聯隊的聯隊長(與陸軍的師長銜相當),是空軍的第一線指揮官之一,此言顯然屬實。

所以,美軍是藉台海空戰之「便」,加上當時國軍之大幅空中優勢,印證了響尾蛇飛彈之威力,也規範了全世界日後之空戰「格式」。當然,「追熱」式之響尾蛇飛彈還算是近距離空戰武器,今日之空戰格式早已進化到在幾十浬的視距之外,用中程空對空雷達導引之飛彈來決勝負啦。

白將軍、蔡將軍等,與我父親一樣,都是親眼見到日本在中國毫無忌憚地挑釁肆虐(中國的抗日戰爭始於1931年的918事變,比國民政府對日全面宣戰的1937年要早六年),激於義憤,投筆從戎,終生無怨無悔。

關於我父親如何徒步走去黃埔島從軍的事,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提過。蔡將軍與我閒聊時,也曾告訴過我他投身軍旅的經過與一些趣事。那年他才高中畢業,瞞著家人去考航校,所有學科、術科與航空體檢都已通過,唯獨體重差了那麼一丁點兒,醫官悄悄地告訴他,出去喝兩大杯水再回來量,果然「灌水」之後,往磅秤上一站,體重計之量臂得以勉強顯示水平,皆大歡喜。若是沒有那航醫網開一面,國軍將當場損失一員日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空軍戰將。我的前輩如同蔡將軍一般,秉持民族大義而投身空軍捍衛領空的青年,比比皆是,可惜絕大部份的早期戰鬥機飛行員,都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捐軀了。

今日在台灣,「保家衛國」已經成為空洞的口號,青年們視「服兵役」為畏途,某政治人物甚至於將「逃兵役」當作一件光榮的事,到處宣揚。隨著徵兵制被「改革」為募兵制,常備兵員顯然將會不足,戰事若起,國軍該如何面對有十倍兵員數量,與武器優勢(包括核子武器)的共軍呢?想起來實在讓我憂心。

當年勞苦功高的眾多三軍將士們,皆已作古。前人植樹,後人始得以乘涼,我成長於眷村,自然深刻地體會到,中華民國之所以屹立,無疑是這些先輩當年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許多眷村子弟特有之冒險犯難精神,也是承繼於其先人,所以我一輩子都以身為「軍眷」為榮。

一甲子前的那齣電視平劇「盜御馬」

與蔡將軍有「忘年之交」,還有另一個因素,因為我是我那輩份中少有的「戲迷」── 平劇(京戲)是也。

前面提過,宿舍裡的那台十四吋大同黑白電視機,讓我此生第一次有機會看電視。剛住進父親的宿舍時,建中尚未開學,所以我每晚「盯」在這「新奇的」玩意兒前至少四小時,當時唯一的頻道是台視,每天只播六小時節目,由晚上六時開播,直到午夜。或許是當年「時尚」之一,台視每隔一週會放映一齣完整的平劇,為公平起見,由幾個平劇團輪流擔綱,還大致記得代表陸海空三軍的,分別是「陸光」「海光」與「大鵬」,當然還有其他的平劇團,事隔久遠,我已忘記名字啦。

有一晚,海、空軍的兩位副教育長與我父親都在宿舍裡,我們「三大一小」也已盥洗完畢,都穿著簡便的衣服(天氣溽熱,沒有空調),圍坐電視機前,準備看完平劇後「就寢」。那晚演出的劇碼是「連環套」,也有人之名為「盜御馬」,就是演那俠客竇爾敦盜御馬的故事。

不是「蓋」你,這「盜御馬」是我自幼(還不到十二歲)就已耳熟能詳的戲碼之一,那是因為我父親與幾位與他同樣愛好平劇的朋友(包括二軍團的司令劉安祺、副司令袁樸與參謀長盧福寧等,有時高雄海關的副總稅務司劉冥章也聞風而至),再加上母親的一位表弟(我的表舅范如仲,也是戲迷,那時還住在我們家裡),週末時,他們就在客廳裡「排演」起來。

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的這種週末的「以戲會友」,其實與咱們現在的卡拉OK性質相當,都是以「唱」來鬆弛緊張的日常生活。孩子們聽「大人們」扯著喉嚨唱同一個戲碼,聽多了也就會跟著哼,不是嗎?小時候心無雜念,記性就會好一些,這些平劇唱腔就在我腦袋裡留了一輩子,揮之不去。

那天晚上,隨著劇情之進展,電視機裡的「竇爾敦」開始吼出「盜御馬」的主調之一;

「竇爾敦,在綠(音「鹿」)林,誰不‧‧景‧‧仰」。

我忍不住接下去低聲地跟著哼下一段;

「河間府,為寨主‧‧‧‧」。

蔡將軍大概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驚訝地轉頭盯著我看,用手指著我問我父親;「他‧‧是誰教的?」

父親還沒來得及回應,我已開始得意地、大聲跟著哼下一段;

「黃三泰,老匹夫‧‧‧‧」。這會兒,連白將軍都傻眼啦。

「沒人教他,看多了,聽多了,是自己模仿的」。父親笑逐顏開地回答,也顯得有點兒得意。這之前,與父親相處的日子雖然不多,但是這齣「盜御馬」確實是他最愛聽、愛哼的幾齣戲之一,我小時候可是聽得多啦,偶爾跟著他哼個幾句,是理所當然的。

蔡將軍大概是想知道我到底對平劇瞭解多少,當著我父親的面「考」我;

「你以前現場看過這齣戲,是吧?那我問你,竇爾敦的臉譜是以什麼為主色?」那台黑白電視機是看不出臉譜顏色的。

「藍色。」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傳統平劇中,通常是以紅色臉譜代表忠勇(例如關公),藍色臉譜代表俠義(例如竇爾敦),黑色臉譜代表正直(例如包公),白色臉譜代表奸詐(例如曹操),這是一般平劇觀眾都具有的基本常識。哦,其實曹操沒有那麼糟,至少不像毛澤東那般壞到骨子裡,呃,紙短「話」長,這兒就不再沒完沒了地討論下去。

聽到我的回答,父親可得意囉,還忍不住地笑出聲來,因為我的這丁點兒的平劇知識,確實是他老人家傳授的。

蔡將軍與白將軍互望一眼,微笑著輕輕地擺頭,頗表驚喜之態。因為那時與我同「輩份」的青少年族,喜愛平劇的還真不多。

事隔不到兩週,建中開學了,父親覺得我每晚在電視機前「浪費」了太多時間,對即將來臨的「大專聯招」肯定有負面影響,所以常把我「趕」回房去唸書,經我「強力」抗議,加上與我「相處甚篤」的蔡將軍說項,我被允許在新聞報導之外,還可以看「平劇」與歌唱節目的「群星會」,因為它們不像電視劇一樣,有可能會讓我看得「傷腦筋」。

父親與蔡將軍不同軍種,交往之朋友也不一樣,兩人同時在晚間外出之機遇為零,經我父親之懇託,晚上他若是有應酬時,就由蔡將軍執行「監督」我的任務,而蔡將軍也會不茍言笑地嚴格執行,每當我需要穿越客廳去洗手間時,若是在客廳裡「好奇地」停下腳步稍久,他會乾咳兩聲以「示警」。

你可想而知,被關在房裡強迫唸書,是多無聊透頂的事,所以當父親出門後,我自然而然地會想換換「口味」。但是高三那年升學壓力非常大,我熱愛的武俠小說都得「暫停」,只好在父親的書架上翻出一些「雜書」來看,消磨無聊的時間。

父親書架上的那本「浮生六記」

父親的房間裡,除了兩張床與一桌一椅之外,就是幾個大書架,擠得滿滿的是各類中外兵書、史書,除了資治通鑑,史記,前、後漢書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經典史書與兵學書籍之外,就是一堆國防部發行的戰史(由北伐、抗戰、勦匪到台海各戰役)紀錄,這大概是他的「職業所需」吧!

當然,他也有一排「雜書」如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西遊記等中國傳統經典小說放在書架上。至於我在「鞋子所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提到,那本老總統(蔣中正)親手交給他的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則是被放在案頭,因為那是他每日必讀的「日課」。至於父親根本不是基督徒,為何要「虔誠」地去讀基督教的靈修書,我已在那篇文章中約略提及,以後會專門寫一段「補充說明」吧!那段故事也彰顯出老總統在那看似嚴謹的表面下,所自然流出的,對下屬之慈祥與關懷的另一面。

我住進來後,房內僅有的一桌一椅就被我給「霸佔」啦。其實那也是因為我父親的堅持,認為下面這九個月的時間對我而言是「前途攸關」的,得要埋頭「好好用功唸書」才行,當年,若是在大專聯招考試中沒有考得到高分,不能分發到理想的學校與科系,這輩子可能就這麼‧‧‧呃,「喀差」啦。

父親晚上出門,多半是去打橋牌,他的搭擋正是他在黃埔軍校六期的同學龔愚(字樂愚)將軍,他倆不但是黃埔同學,還是留學英國皇家軍校的前後期同學(我父親比龔將軍早一年去英國),尤有甚者,他倆曾兩度在同一軍事單位任正副主管,所以一向情同手足,我母親常笑他倆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尤其是橋牌搭擋必須靈感一致,默契十足才行。有時候,待我如子的龔伯母周青蘭女士會在週末做一桌子「家常菜」,招待我們父子倆大快朵頤。哦,龔伯母是名廚,她老人家做的所謂「家常菜」,可也是精緻非凡的。龔伯伯與我父親飯後一定會攤出撲克牌來復習「叫牌」,耳濡目染之下,我日後也迷上了橋牌。他倆的橋藝在軍界頗有名聲,常邀他倆打橋牌的居然有俞大維、胡宗南等政、軍界聞人。

每逢週末,學校伙房休息,若是父親也出去應酬,我的「民生」問題還是得要解決的,不過那時他會「寬鬆地」給我十塊零用錢,讓我自行作主。

其實解決我的「民生」問題很簡單,步出大直三軍聯大的校門後,在到實踐家專的大門之前,有兩個眷村(東園、西園)夾在中間,有眷村就有「眷村小吃」店,只要花五塊錢就可以吃一大碗麻辣牛肉麵,其滋味絕不下於咱們黃埔新村「橋頭堡牛肉麵館」的招牌五香牛肉麵。

大直的小吃館旁邊就是間租書店,裡面充斥著大批武俠小說,我不敢租這些父親口中的「雜書」,萬一被父親逮到,就得,呃,「吃不完兜著走」。所以,剩下來的錢就常被我買些五香花生米與蜜餞等小零食帶回宿舍,還是很「爽」的啦!

回到父親在三軍聯大的宿舍後,當然不必「假認真」地讀大專聯招的參考書,環顧斗室四周,感覺是住在書城中,乃開始瀏覽架上的書,中國傳統經典小說大都已看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兵書,會讓我看得一頭霧水,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剿匪」戰史上。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對國共內戰的「常識」,會略高於一般人,絕不是偶然的,它確是日積月累而來的,別的不提,我現在的藏書中,就有不少這類刊物。

若是有人要問我,那些國共內戰中最知名的「孟良崮」、「徐蚌」、「四平街」、「宜川」等關鍵「剿匪」戰役,為何總是以國軍慘敗為收場,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告訴你,當年自國防部以降的各軍事單位中,充斥著無數共諜,所以連國防部主管軍隊調度的「作戰次長」都是共諜時,國共內戰勝負早已定案。

國軍在這幾場關鍵戰役打了大敗仗,對軍心、民心之影響都十分鉅大,「兵敗」後氣勢一定如「山倒」,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裡,不就是充斥了一堆這些令後世讀者扼腕嘆息的「故事」嗎?不過這些都不是我這篇文章要寫的主題,就此打住吧!

話說被父親「放單」幾次後,被我「發現」了書架上有一本薄薄的平裝書,被不起眼地夾在那些精裝版的中國傳統經典小說之中,拿出來隨便一翻,不得了,裡面被父親用紅藍鉛筆密密麻麻地圈點過,還加上他的親筆眉批,顯然與那本放在案頭的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一樣,都被他仔細研讀過。

喔,你可能要問我那「紅藍鉛筆」是啥玩意兒,那是已絕跡的文具之一,一頭藍一頭紅的鉛筆,其功能有如現在我們標「重點」用的Highlighter(多半是淡黃色),在文具店早已「絕跡」囉!

這本被父親用紅藍鉛筆仔細圈點過的書,正是那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記」。

蔡將軍打的「小報告」

我發現這本「浮生六記」的那天晚上,正好電視上要演一齣平劇,才翻了沒幾頁,就聽到蔡將軍在敲我房門,好意地提醒我平劇即將登場,「浮生六記」就被我不經意地帶了出來,書也沒合攏,就近放在茶几上。

電視廣告期間,蔡將軍那飛行員特有的好視力,一眼就瞄見那本被紅藍鉛筆圈點過的「書」,以為是我的什麼參考書,順手拿起來翻了幾頁,忍不住問我∶

「咦,大專聯招什麼時候開始要考起浮生六記來啦?」八成是看到那書上有被「研讀」過的圈點。

「不是的,這是我父親的書,被我閒極無聊地摸出來看。」我據實以告。

「你看得懂嗎?」蔡將軍顯然也看過。

我當時的確在想,不過是表姐(芸娘)藏了幾碟小菜給表弟(沈復)當宵夜吃,有必要訴諸於文字,如此這般地昭告於世嗎?

「文字看得懂,但這書講的都是太瑣碎的事情,沒啥意思。」我心想,那時在中央副刊連載,臥龍生寫的武俠小說「玉釵盟」,要比這精彩太多啦!

哦,看倌您不記得啦?「玉釵盟」的主角徐元平潛入少林寺,想要盜取「達摩易筋經」練功時,被正在閉關打坐的慧空大師逮個正着,結果慧空被他「為父復仇」的故事所感動,乃將自己一身功力以「佛門開頂」方式,轉移到徐元平身上,讓徐元平從此憑空成為「大俠」,日後得報殺父之仇。以我當時之年齡,「玉釵盟」的故事當然要比「浮生六記」精彩得多啦!

「這書很『費神』的,以你的年紀不適宜看這種書。」蔡將軍有點兒不以為然。

父親回來後,蔡將軍顯然打了我的「小報告」,所以,這本「浮生六記」數日內就從書架上「失蹤」,八成被父親「藏」在他校本部的辦公室裡,那兒戒備森嚴,可不是我能自由進出的。蔡將軍把我當子侄看待,所作所為也都是關心我,我現在當然不是在「清算」他,事實上,一甲子後我還懷念與他相處的日子,也感謝他亦師亦友的教誨,他更是我畢生衷心崇拜的真英雄。

父親若是沒有慎重其事地將「浮生六記」藏起來,我也許就不會那麼「反叛」,執意要去找這本「禁書」來看,全是好奇心所致也。

重慶南路的書店裡讀「浮生六記」

在講我第一次因好奇心驅使下,如何四處尋找「浮生六記」之前,我得要先講一小段我當年在建中的日子。

老實說,由高雄轉到台北來唸書,我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周遭一切都新奇,尤其是那條以重慶南路為名的「書店街」。

在建中那一年,我每天一大早就得從大直搭第17路公車到台北火車站,然後轉0南、3路或是5路公車去位於南海學園的建中校區,放學回家時自然是反其向而行,只是放學的時段公車要排長龍,好不容易上了車,車道也擁塞不堪,那去台北火車站直線距離只有約三、四公里的路,得耗時至少半小時。

我在校門口排隊等公車的耐心有限,所以常徒步北上,直接穿越當年所謂的「南海學園」與總統府前廣場,沿重慶南路到火車站搭17路公車。

那年頭重慶南路的書店櫛比鱗次,由總統府前直到火車站,少說也有二、三十家,我自小就愛逛書店,經常進了店就會一頭栽進書堆裡,無法自拔。這「惡習」都是拜我父親所賜。他老人家常帶我們兄弟倆逛書店,而且在書店一站就是兩小時,空手而返的機會幾乎是零,家中的雜誌與各類叢書,都是他用「私房錢」買的。

哦,父親每個月的薪水袋都原封不動地交給我母親作家用,哪兒來的「私房錢」?那是他老人家投稿所賺的稿費,加上偶爾會有「英翻中」的酬勞收入(與外國電影有關)。看過我眾多文稿的讀者或許會問∶「咦,你父親不是『將軍』嗎?哪兒會『淪落』到有時間去搞這些『外務』呢?」抱歉,紙短「故事」長,一不小心又會被我扯出上萬個字來,還是以後再寫罷。

言歸正傳,我第一次讀完「浮生六記」,是放學返家途中,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裡看的。「浮生六記」原版是文言文,拜各級學校國文老師與課本之賜,我看懂至少九成以上。不過老實說,我當時也確實是「囫圇吞棗」,年紀太輕自然不可能理解何謂「閨房」之樂(這應該就是當年父親不讓我看的主因),衣食無憂無慮時又何能體會「坎坷」之愁?沈三白與芸娘之間的細膩互動,豈是十八歲的我所能輕易體會的。下意識中沒有覺得沈三白是在「嘮叨」,或是「無病呻吟」就已不錯啦。

「浮生六記」隨著我到新大陸

1964年高中畢業後,我在台南苦讀了四年,終於拿了個電機工程學位,在那四年繁忙的課業中,「浮生六記」早就被我拋諸腦後。直到1968年畢業後,在花蓮機場的空軍防空炮兵205營服兵役時,有一天在花蓮市區閒逛,在一間書店裡看到一桌子堆積如山的廉價促銷書,被我發現有一本封面已有些破損的「浮生六記」,好像只要不到一碗牛肉麵的價錢(五塊台幣),腦袋裡忽然想起,它原是父親不讓我看的「禁書」,乃掏腰包買下,回營後才又仔細地讀了一遍,情竇初開之年,終於發現它文字中的「微妙」處,真有些愛不釋手,心想,難怪它被父親用紅藍鉛筆圈圈點點過,果然是好書一本。

這本「浮生六記」在1969年元月,隨我到了馬祖前線,是年八月底去美國時,它也是放在我皮箱中的少數中文書籍之一。

1970年暑期去紐約打工,林語堂大師的兩集「無所不談」,加上語堂大師也熱愛的「浮生六記」,都被我隨身帶著,在長途巴士上消磨時間用。我記得清楚,當我在路上讀「坎坷記愁」時,還為沈復之悲慘際遇,難過得濕了眼眶呢!

打完工後,由紐約坐巴士回密西西比州途中,路經亞特蘭大轉車時,「浮生六記」不幸被我糊里糊塗地遺忘在座前的袋子裡,心中懊惱不已。所幸而那兩集「無所不談」至今仍在書架上,陪了我半個多世紀的異域歲月。

事隔約三十年(2002年),因事回到台北市,逛了幾間規模不算太小的書店,居然都找不到「浮生六記」啦。有位較熱心的經理,建議我去舊書攤找找看,但是台北市的街景早已變了樣,西門町的「中華商場」也無影無蹤,那兒原本倒是有幾間舊書攤的,這會兒人生地不熟,我去那兒找舊書攤?哦,以前專門放映三、四輪電影的西門町「紅樓劇場」居然還在,那兒可是我這窮學生當年消磨時間的好去處。

日後在舊金山的老華埠書店閒逛,倒是見到過一本簡體字版的「浮生六記」,當時頗有「書」失求諸「野」之感。「浮生六記」在老毛統治的那三十年,肯定是「黑書」一本,被燒燬了不少。好在現在的大陸學生們已不必再「活學活用」那讓人笑掉大牙的「毛語錄」,這些當年被紅衛兵奉命銷毀的「黑書」,又「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蹦了出來,更凸顯出那「小紅書」內容之荒誕、惡毒與反人性。

那本簡體版的「浮生六記」我沒有買,主要是不習慣那「向左翻頁」,橫向「由左至右」的排版方式。我這食古不化的「老古董」,還是期望哪天能在書店驚喜地找到一本以中華傳統方式,直向排版,「往右翻頁」的「浮生六記」,了我心願。

淺談「浮生六記」

以我的工程師背景,加上國文水準只有高中畢業之程度,那兒有寫書評的本事?只能淺談一些我對「浮生六記」故事的感受。其實幾十年後才意識到,它也直接地影響到我現在的寫作方式,與在「講故事」時之布局。

其實說穿了,沈復只是個市井上的小人物,既非「才高八斗」之輩,也無「開天闢地」的創業精神,所以他大半生寄人籬下,這書呆子還又不善理財,導致經常手頭拮据,手上偶爾有幾兩銀子時,就來個「今朝有酒今朝醉」,迅速地把它花得個精光,如此這般地渾渾噩噩過了一輩子。與出生時的小康家世對比,他的晚景確實十分淒涼(見「坎坷記愁」),妻死子亡,家無隔宿之糧,最後「怨天尤人」地鬱鬱以終。

沈復是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典型儒生,雖無功名,但是讀書人具有之基本文采,讓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起伏,寫成了一本細膩而感人至深的「自傳」。雖然與「紅樓夢」相比,這只是「小品」文,但是經過我一向景仰的林語堂大師之英文傳譯,它早已成為頗受西方文學界重視,在探討中華文化時,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我相信沈復(三白)在十八世紀寫「浮生六記」之時,應該沒想到他這「自傳體」的文章居然會流傳後世,得到許多文學家的賞識。沈三白在他三白(白髮、白眉、白髯)之際,於落魄潦倒的生活中,憑著深植於腦中的記憶,寫出他一生與芸娘之間的細膩互動,這款「煮酒賞花」的平凡日子,在他筆下,居然被描述得如此有滋有味。

當然,你也別傻啦,「浮生六記」中所描述的細膩「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首先,像沈三白這樣懂得生活情趣,還兼具文采的男人,百中難得其一。至於那溫柔婉約,善體君意,與夫君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還又忍辱負重地伺候公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怨無悔的芸娘,即使是在「民智未開」的滿清時代,也是百中難得其一的。基本來說,他們兩人在心靈上可說是完全契合的。

回歸我這退休工程師的本行,讓我們來算算沈復「配」芸娘之或然率吧!以「百中得一」與「百中難一」之標準,這「絕配」的機遇豈不就是「一百乘一百」嗎?那可是萬分之一的機遇率耶。

再者,芸娘居然還是沈復的親表姐(沈復親舅舅的女兒,比他年長十個月),兩人是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古人無知,以為只要姓氏不同,即使是近親也可以結為連理,對現代之優生遺傳學完全沒有概念。證之於「浮生六記」中,他倆所出之一對子女好像都有些「弱智」,身體也不好,獨子尚未成年即夭折,可能與近親聯姻是有關係的。

其實,這例子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最近花了一點時間研讀「資治通鑑」,赫然發現各朝代自開國之君以降,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近親通婚簡直就是家常便飯,難怪這近親通婚經過幾代以後,產生出皇帝「一代比一代笨」的現象,也就是說愈來愈易出現「覆巢」之昏(或是笨)君,其朝代焉有不亡之理。

回想起來,當年父親把「浮生六記」藏起來不讓我讀,是絕對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十八歲那年也確實不可能領會到此書之意境。

再說,我那時若是真的體會到世上有「芸娘」這麼可愛的娘子,定會浪費時間,放眼四周去「尋她千百度」,在雜念叢生之下,「大專聯考」想不全軍覆沒也難。

不過「浮生六記」的背景是三百多年前的中國封建社會,原則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其實在那個年頭,全世界的女人的社會地位都不高,只是在中國更糟,隨便舉個例,前清有「纏足」之惡習,沒有自幼就纏足的漢族女人(滿族女人倒是不興纏足),會被貼上「出身貧賤」之標籤,其社會地位更是低下。

看來,在這男女平權的二十一世紀,男人若是執意要在芸芸眾生中找個「芸娘」做終身伴侶,那麼他這輩子「打單」的機率,應該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還有一個想法,沈復寫「浮生六記」,有可能是先訂出目錄才開始寫的,他晚年貧病交迫,寫完第四記就升天成仙啦。有後人見目錄上有「六記」,乃畫蛇添足地補上兩記。其實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獨特之思觸或筆調,這後兩記與前四記是如此之不同調,偽造之可能性非常大。

有一位西方古典音樂作曲家舒伯特,寫了一首後世定名為「未完成」的交響樂,這是他寫作的最後一首交響樂(第八首),不知何故,原來應該有四個樂章的交響樂只寫了兩個樂章後就打住,也從未發表(那時離他的去世尚有六年)。直到他死後三十多年,友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原稿,立即興奮地公諸於世,廣受愛樂人士之喜愛。舒伯特在世時頗不得志,與沈復一樣,在貧困中潦倒而逝,更糟的是,他才活了不到四十歲而已。

如同沈復的「浮生六記」,十九世紀末,也曾有某好事音樂家,畫蛇添足地補上兩樂章,結果招致各界惡評,只得匆匆下架,維持原樣。這東、西的兩個「未完成」的作品,都各有其「缺陷美」,一點兒都不影響它們受後世推崇之程度。

「浮生六記」這麼薄薄的一本「自傳」,其文學歷史地位雖然不及「紅樓夢」等巨著,但因其簡單易懂的文體,僅「三言兩語」,就將一個可愛的「芸娘」活脫脫地呈現在普羅大眾(以別於文學鑑賞家)之眼前,其對傳統中國「草地」文學影響之大,絕不下於那些長達百萬字的中國經典名著。

後記

時光飛逝,自從我在重慶南路的書店中第一次讀「浮生六記」,匆匆已近一甲子,當年與父親共處一室的日子已是如此地遙遠。世事滄海桑田,這些年少時不經意的一堆小事,涓滴入河,匯流成海,不停地在我腦「海」中起伏,擔心它們總有一天會消逝在我的人生夕照中,只得仿傚沈復之模式(我那兒敢自比沈復,只是借用其模式而已)來個「浮生留紀」,用粗淺的文字來保存我這一生自覺珍貴之回憶。

十年前返台一行,懷舊之情揮之不去,特別到重慶南路逛了一圈,半世紀前的眾多書店,只剩下少數幾家而已,且全都門可羅雀。看來,在這網路世代,平面出版業的確是比較艱辛的行業。

我是愛書的人,有時候在睡覺之前打開床頭燈,躺在床上翻幾頁想讀的文章(直到看得睡意漸濃),還是比正襟危坐地打開電腦,上網找網站、找文章要方便些,也有「自然入睡」的催眠效果,不是嗎?

這世上像我一樣愛書的人多得很,所以平面出版應該不至於被全盤淘汰,尤其是在教育系統中,與實質性的文化傳承上,自有其存在之價值。

有時候我伴同達兒(我的小兒子)在湖畔釣魚,坐在樹蔭下,一卷在手,心曠神怡地細賞前人之精華作品(例如林語堂大師的散文集「無所不談」),也算是人間難得的精神享受之一呢!

謝行昌2020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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