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0月16日訊】

前言

「浮生六記」只能算是清朝的一部「自傳體小品文」，在中華文化中確實沒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是作者沈復（三白）在書中，細膩地寫「活」了一個「芸娘」，讓這薄薄的一本自傳，廣受後世芸芸大眾之喜愛。沈復平舖直敘的筆調，也成為眾多「非典型」業餘作家奉之為圭臬的寫作方式。

清末民初時，這沒有版權的「浮生六記」被大量「盜」印，原來只剩「四記」的殘本，還遭後人冒名拼湊成「六記」，風行一時。誠如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林語堂所言，在沈復的筆下，芸娘成了「中國文化中最可愛的女人」，隨著「浮生六記」之廣泛流傳，「芸娘」也逐漸成為億萬中國男人「夢寐以求」之典型枕邊人。

我這「浮生六記」所衍生出來的故事，得由我在台北讀建國中學高三的日子講起，因為那一年我與父親共處一室，而且第一次讀「浮生六記」也是那年瞞著父親偷偷讀的，以我有限的文言文程度，當時是用「生吞活剝」之方式讀完這本「禁書」的，所以我對芸娘之最初印象，只覺得她是「傻姑娘」一個。

當然，「浮生六記」怎會算是「禁書」，後來發現街上大、小書店都公開販售，只是那時父親不讓我讀而已，是被他老人家列為我的「禁書」的。

住在「三軍聯大」的那一年

這輩子與父親雖然結的是父子緣，但是聚少離多，那是因為他是職業軍人，駐地經常會變動，家眷們不可能隨時跟著部隊走。不過在我六歲到十二歲之間，父親曾任職於台灣南部（高雄縣鳳山鎮）的各軍事單位（非野戰部隊），我們全家總算是安定地團聚了六年，住在與黃埔軍校隔鄰的眷村（黃埔新村）中。但是在我小學尚未畢業時，父親被調到台北市上班，所以他只好住在各工作單位的宿舍裡（包括設在總統府內的宿舍），每個月才回南部的家兩天而已。

讀高三那年（1963年到64年），我由高雄中學轉到台北市的建國中學，家中經濟不寬裕，在外吃、住都是問題，好在那時父親已離開總統府內的單位，住在台北大直「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區內的一棟獨立軍官宿舍中，那兒的「門禁」沒有總統府那麼森嚴，我得以在他那間約六坪大小的房間裡搭起一張簡陋的「行軍床」住下。母親遠在鳳山，所以我的「民生問題」就由三軍聯大的廚房幫忙解決，但是我通常是趕不及他們六點鐘晚飯時間的，廚房工作人員會預備一個便當，讓我父親帶回宿舍給我吃。

現在回想起來，我十八歲那年，居然還有機會與父親同住在一個房間裡達九個月之久，也算是難得吧！之後，我於1964年去台南讀大學，68年畢業後去馬祖前線服兵役，69年來美國讀研究所，畢業後滯美未歸。這麼一算，我們這輩子的「父子緣」，只有不到八年的時間是在同一個屋簷下過的，委實嫌短了一些。

既然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內教職員與學員就分屬陸、海、空三軍，我父親的職務是教育長，下面有三位副教育長（少將官階）輔佐他，分別代表他們各自的軍種。之所以會提到他們，是因為在那棟獨立的軍官宿舍中，除了一間共用的浴廁與小會客廳之外，還有四間臥室，分別給他們四位將軍使用，三位副教育長與我父親一樣，眷舍都不在台北。

以現在的生活標準而言，這「高級軍官」的宿舍是十分簡陋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小小會客廳中的那台十四吋大同牌黑白電視機，那也是我此生第一次有機會看電視。那是1963年，可能是因為台灣南部當時還沒有電視台，或是我父母無錢購置，總而言之，我們在鳳山的眷舍中是沒有電視機的。

這軍官宿舍離「三軍聯大」之校門不遠，幾乎與校區之「福利社」為緊鄰，我被父親鄭重告誡，除「福利社」外，不得在校內其他地區「亂逛」，因為這是軍事管制區，列為高度機密的「衡山指揮所」，其入口就在離我們宿舍不足一公里之處。

不是要講與「浮生六記」相關的故事嗎？為何扯出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來呢？請稍安勿躁，且「聽」我慢慢道來。

簡介同宿舍的將軍們

代表陸軍的副教育長應該是由師長、副軍長或戰鬥單位副司令任內調來的，他的姓名我忘了，主要原因是他鮮少住在軍官宿舍，與我互動不多。他的家眷雖然不在台北，但是可能有近親住台北，大部份時間就住在親戚家中通勤。

代表海軍的副教育長是白樹綿將軍，由艦隊指揮官任上調來。1944年盟軍在諾曼地登陸時，他正好與其他二十位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在英國接受密訓，6月6日當天，他們分別在數艘英國軍艦上實習，所以在各軍艦以猛烈砲火掩護登陸之盟軍陸軍與陸戰隊時，他們都在艦上親身觀戰。這段史實在中華民國海軍軍史上有詳文記載的，在諾曼地登陸戰中，總共有二十一位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在現場，不過都是在危險性較小的英國軍艦上。

抗戰勝利後，白將軍奉派去日本接收日本海軍的八艘一千五百噸級輕驅逐艦（返國後編為陽字號軍艦），是八位第一批日製陽字號軍艦的艦長之一。陽字號軍艦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國軍得以掌握台海軍事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白將軍在卸任三軍聯大副教育長之後，擔任海軍軍史上的第十任海軍官校校長，同時晉升中將。白將軍的眷舍在高雄左營，每逢週末都會回南部。當時的海軍總部就在大直，白將軍在附近顯然有不少朋友，幾乎每晚都有應酬，不常在宿舍。

代表空軍的副教育長是蔡名永將軍（中央航校五期），戰鬥機飛行員出身，戰功彪炳，也是少數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空軍英雄之一。他是在空軍作戰副司令之任上調來的。我父親退休時，他曾代理教育長一職，日後他還擔任過國防部次長，最後是在空軍中將副總司令任內退休的。

三位副教育長都比我父親年輕大約十歲，各有不少戰場經驗，他們也顯然工作得十分積極，加上我父親是出名的工作狂，所以當每晚我關起房門唸書時，常聽見他們在客廳裡用一些我不懂的術語大聲談論「公事」。三軍聯大是訓練在三軍聯合作戰時，各指揮官如何配合著其他軍種作戰。你用膝蓋也想得到，只有「登陸戰」時才會需要三軍聯合作戰，當年我們國軍不是要「反攻大陸」嗎？這第一仗必然是登陸戰，是需要三軍「聯合作戰」的，部份國軍指揮官當時欠缺聯合作戰之「素養」，這「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就是培訓他們戰術、戰技之教育單位，受訓期一年。

三軍聯大學員們結訓前的「畢業旅行」，必定是全員出國，到美軍在東南亞的眾多基地之一，去觀摩美軍的年度登陸演習。我父親在聯大任教育長約五年，大概是因為英語流利，那些年都由他擔任觀摩總領隊的。

三位副教育長中，我與蔡名永將軍之互動最為密切，「交情」也最好，那是因為我自幼就是「空軍迷」，長期訂閱「中國之空軍」月刊，懂得不少空軍術語，與他閒聊空軍典故時，完全沒有「障礙」。

823砲戰其間，國共雙方的海、空軍也曾激烈交鋒過。有那麼一次的台灣海峽空戰中，國軍的軍刀機首度使用響尾蛇飛彈，在空戰中一舉擊落14架老共的米格十七戰鬥機。蔡將軍在閒聊時告訴我，那是全世界有空戰史以來，第一次在纏鬥戰術中使用飛彈，也是那場空戰國軍大獲全勝之主要因素，嚇得共軍米格機有好幾個星期不敢飛進台灣海峽。台海風雲緊急時期，蔡將軍正擔任某戰鬥機聯隊的聯隊長（與陸軍的師長銜相當），是空軍的第一線指揮官之一，此言顯然屬實。

所以，美軍是藉台海空戰之「便」，加上當時國軍之大幅空中優勢，印證了響尾蛇飛彈之威力，也規範了全世界日後之空戰「格式」。當然，「追熱」式之響尾蛇飛彈還算是近距離空戰武器，今日之空戰格式早已進化到在幾十浬的視距之外，用中程空對空雷達導引之飛彈來決勝負啦。

白將軍、蔡將軍等，與我父親一樣，都是親眼見到日本在中國毫無忌憚地挑釁肆虐（中國的抗日戰爭始於1931年的918事變，比國民政府對日全面宣戰的1937年要早六年），激於義憤，投筆從戎，終生無怨無悔。

關於我父親如何徒步走去黃埔島從軍的事，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提過。蔡將軍與我閒聊時，也曾告訴過我他投身軍旅的經過與一些趣事。那年他才高中畢業，瞞著家人去考航校，所有學科、術科與航空體檢都已通過，唯獨體重差了那麼一丁點兒，醫官悄悄地告訴他，出去喝兩大杯水再回來量，果然「灌水」之後，往磅秤上一站，體重計之量臂得以勉強顯示水平，皆大歡喜。若是沒有那航醫網開一面，國軍將當場損失一員日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空軍戰將。我的前輩如同蔡將軍一般，秉持民族大義而投身空軍捍衛領空的青年，比比皆是，可惜絕大部份的早期戰鬥機飛行員，都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捐軀了。

今日在台灣，「保家衛國」已經成為空洞的口號，青年們視「服兵役」為畏途，某政治人物甚至於將「逃兵役」當作一件光榮的事，到處宣揚。隨著徵兵制被「改革」為募兵制，常備兵員顯然將會不足，戰事若起，國軍該如何面對有十倍兵員數量，與武器優勢（包括核子武器）的共軍呢？想起來實在讓我憂心。

當年勞苦功高的眾多三軍將士們，皆已作古。前人植樹，後人始得以乘涼，我成長於眷村，自然深刻地體會到，中華民國之所以屹立，無疑是這些先輩當年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許多眷村子弟特有之冒險犯難精神，也是承繼於其先人，所以我一輩子都以身為「軍眷」為榮。

一甲子前的那齣電視平劇「盜御馬」

與蔡將軍有「忘年之交」，還有另一個因素，因為我是我那輩份中少有的「戲迷」── 平劇（京戲）是也。

前面提過，宿舍裡的那台十四吋大同黑白電視機，讓我此生第一次有機會看電視。剛住進父親的宿舍時，建中尚未開學，所以我每晚「盯」在這「新奇的」玩意兒前至少四小時，當時唯一的頻道是台視，每天只播六小時節目，由晚上六時開播，直到午夜。或許是當年「時尚」之一，台視每隔一週會放映一齣完整的平劇，為公平起見，由幾個平劇團輪流擔綱，還大致記得代表陸海空三軍的，分別是「陸光」「海光」與「大鵬」，當然還有其他的平劇團，事隔久遠，我已忘記名字啦。

有一晚，海、空軍的兩位副教育長與我父親都在宿舍裡，我們「三大一小」也已盥洗完畢，都穿著簡便的衣服（天氣溽熱，沒有空調），圍坐電視機前，準備看完平劇後「就寢」。那晚演出的劇碼是「連環套」，也有人之名為「盜御馬」，就是演那俠客竇爾敦盜御馬的故事。

不是「蓋」你，這「盜御馬」是我自幼（還不到十二歲）就已耳熟能詳的戲碼之一，那是因為我父親與幾位與他同樣愛好平劇的朋友（包括二軍團的司令劉安祺、副司令袁樸與參謀長盧福寧等，有時高雄海關的副總稅務司劉冥章也聞風而至），再加上母親的一位表弟（我的表舅范如仲，也是戲迷，那時還住在我們家裡），週末時，他們就在客廳裡「排演」起來。

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的這種週末的「以戲會友」，其實與咱們現在的卡拉OK性質相當，都是以「唱」來鬆弛緊張的日常生活。孩子們聽「大人們」扯著喉嚨唱同一個戲碼，聽多了也就會跟著哼，不是嗎？小時候心無雜念，記性就會好一些，這些平劇唱腔就在我腦袋裡留了一輩子，揮之不去。

那天晚上，隨著劇情之進展，電視機裡的「竇爾敦」開始吼出「盜御馬」的主調之一；

「竇爾敦，在綠（音「鹿」）林，誰不‧‧景‧‧仰」。

我忍不住接下去低聲地跟著哼下一段；

「河間府，為寨主‧‧‧‧」。

蔡將軍大概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驚訝地轉頭盯著我看，用手指著我問我父親；「他‧‧是誰教的？」

父親還沒來得及回應，我已開始得意地、大聲跟著哼下一段；

「黃三泰，老匹夫‧‧‧‧」。這會兒，連白將軍都傻眼啦。

「沒人教他，看多了，聽多了，是自己模仿的」。父親笑逐顏開地回答，也顯得有點兒得意。這之前，與父親相處的日子雖然不多，但是這齣「盜御馬」確實是他最愛聽、愛哼的幾齣戲之一，我小時候可是聽得多啦，偶爾跟著他哼個幾句，是理所當然的。

蔡將軍大概是想知道我到底對平劇瞭解多少，當著我父親的面「考」我；

「你以前現場看過這齣戲，是吧？那我問你，竇爾敦的臉譜是以什麼為主色？」那台黑白電視機是看不出臉譜顏色的。

「藍色。」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傳統平劇中，通常是以紅色臉譜代表忠勇（例如關公），藍色臉譜代表俠義（例如竇爾敦），黑色臉譜代表正直（例如包公），白色臉譜代表奸詐（例如曹操），這是一般平劇觀眾都具有的基本常識。哦，其實曹操沒有那麼糟，至少不像毛澤東那般壞到骨子裡，呃，紙短「話」長，這兒就不再沒完沒了地討論下去。

聽到我的回答，父親可得意囉，還忍不住地笑出聲來，因為我的這丁點兒的平劇知識，確實是他老人家傳授的。

蔡將軍與白將軍互望一眼，微笑著輕輕地擺頭，頗表驚喜之態。因為那時與我同「輩份」的青少年族，喜愛平劇的還真不多。

事隔不到兩週，建中開學了，父親覺得我每晚在電視機前「浪費」了太多時間，對即將來臨的「大專聯招」肯定有負面影響，所以常把我「趕」回房去唸書，經我「強力」抗議，加上與我「相處甚篤」的蔡將軍說項，我被允許在新聞報導之外，還可以看「平劇」與歌唱節目的「群星會」，因為它們不像電視劇一樣，有可能會讓我看得「傷腦筋」。

父親與蔡將軍不同軍種，交往之朋友也不一樣，兩人同時在晚間外出之機遇為零，經我父親之懇託，晚上他若是有應酬時，就由蔡將軍執行「監督」我的任務，而蔡將軍也會不茍言笑地嚴格執行，每當我需要穿越客廳去洗手間時，若是在客廳裡「好奇地」停下腳步稍久，他會乾咳兩聲以「示警」。

你可想而知，被關在房裡強迫唸書，是多無聊透頂的事，所以當父親出門後，我自然而然地會想換換「口味」。但是高三那年升學壓力非常大，我熱愛的武俠小說都得「暫停」，只好在父親的書架上翻出一些「雜書」來看，消磨無聊的時間。

父親書架上的那本「浮生六記」

父親的房間裡，除了兩張床與一桌一椅之外，就是幾個大書架，擠得滿滿的是各類中外兵書、史書，除了資治通鑑，史記，前、後漢書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經典史書與兵學書籍之外，就是一堆國防部發行的戰史（由北伐、抗戰、勦匪到台海各戰役）紀錄，這大概是他的「職業所需」吧！

當然，他也有一排「雜書」如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西遊記等中國傳統經典小說放在書架上。至於我在「鞋子所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提到，那本老總統（蔣中正）親手交給他的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則是被放在案頭，因為那是他每日必讀的「日課」。至於父親根本不是基督徒，為何要「虔誠」地去讀基督教的靈修書，我已在那篇文章中約略提及，以後會專門寫一段「補充說明」吧！那段故事也彰顯出老總統在那看似嚴謹的表面下，所自然流出的，對下屬之慈祥與關懷的另一面。

我住進來後，房內僅有的一桌一椅就被我給「霸佔」啦。其實那也是因為我父親的堅持，認為下面這九個月的時間對我而言是「前途攸關」的，得要埋頭「好好用功唸書」才行，當年，若是在大專聯招考試中沒有考得到高分，不能分發到理想的學校與科系，這輩子可能就這麼‧‧‧呃，「喀差」啦。

父親晚上出門，多半是去打橋牌，他的搭擋正是他在黃埔軍校六期的同學龔愚（字樂愚）將軍，他倆不但是黃埔同學，還是留學英國皇家軍校的前後期同學（我父親比龔將軍早一年去英國），尤有甚者，他倆曾兩度在同一軍事單位任正副主管，所以一向情同手足，我母親常笑他倆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尤其是橋牌搭擋必須靈感一致，默契十足才行。有時候，待我如子的龔伯母周青蘭女士會在週末做一桌子「家常菜」，招待我們父子倆大快朵頤。哦，龔伯母是名廚，她老人家做的所謂「家常菜」，可也是精緻非凡的。龔伯伯與我父親飯後一定會攤出撲克牌來復習「叫牌」，耳濡目染之下，我日後也迷上了橋牌。他倆的橋藝在軍界頗有名聲，常邀他倆打橋牌的居然有俞大維、胡宗南等政、軍界聞人。

每逢週末，學校伙房休息，若是父親也出去應酬，我的「民生」問題還是得要解決的，不過那時他會「寬鬆地」給我十塊零用錢，讓我自行作主。

其實解決我的「民生」問題很簡單，步出大直三軍聯大的校門後，在到實踐家專的大門之前，有兩個眷村（東園、西園）夾在中間，有眷村就有「眷村小吃」店，只要花五塊錢就可以吃一大碗麻辣牛肉麵，其滋味絕不下於咱們黃埔新村「橋頭堡牛肉麵館」的招牌五香牛肉麵。

大直的小吃館旁邊就是間租書店，裡面充斥著大批武俠小說，我不敢租這些父親口中的「雜書」，萬一被父親逮到，就得，呃，「吃不完兜著走」。所以，剩下來的錢就常被我買些五香花生米與蜜餞等小零食帶回宿舍，還是很「爽」的啦！

回到父親在三軍聯大的宿舍後，當然不必「假認真」地讀大專聯招的參考書，環顧斗室四周，感覺是住在書城中，乃開始瀏覽架上的書，中國傳統經典小說大都已看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兵書，會讓我看得一頭霧水，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剿匪」戰史上。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對國共內戰的「常識」，會略高於一般人，絕不是偶然的，它確是日積月累而來的，別的不提，我現在的藏書中，就有不少這類刊物。

若是有人要問我，那些國共內戰中最知名的「孟良崮」、「徐蚌」、「四平街」、「宜川」等關鍵「剿匪」戰役，為何總是以國軍慘敗為收場，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告訴你，當年自國防部以降的各軍事單位中，充斥著無數共諜，所以連國防部主管軍隊調度的「作戰次長」都是共諜時，國共內戰勝負早已定案。

國軍在這幾場關鍵戰役打了大敗仗，對軍心、民心之影響都十分鉅大，「兵敗」後氣勢一定如「山倒」，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裡，不就是充斥了一堆這些令後世讀者扼腕嘆息的「故事」嗎？不過這些都不是我這篇文章要寫的主題，就此打住吧！

話說被父親「放單」幾次後，被我「發現」了書架上有一本薄薄的平裝書，被不起眼地夾在那些精裝版的中國傳統經典小說之中，拿出來隨便一翻，不得了，裡面被父親用紅藍鉛筆密密麻麻地圈點過，還加上他的親筆眉批，顯然與那本放在案頭的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一樣，都被他仔細研讀過。

喔，你可能要問我那「紅藍鉛筆」是啥玩意兒，那是已絕跡的文具之一，一頭藍一頭紅的鉛筆，其功能有如現在我們標「重點」用的Highlighter（多半是淡黃色），在文具店早已「絕跡」囉！

這本被父親用紅藍鉛筆仔細圈點過的書，正是那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記」。

蔡將軍打的「小報告」

我發現這本「浮生六記」的那天晚上，正好電視上要演一齣平劇，才翻了沒幾頁，就聽到蔡將軍在敲我房門，好意地提醒我平劇即將登場，「浮生六記」就被我不經意地帶了出來，書也沒合攏，就近放在茶几上。

電視廣告期間，蔡將軍那飛行員特有的好視力，一眼就瞄見那本被紅藍鉛筆圈點過的「書」，以為是我的什麼參考書，順手拿起來翻了幾頁，忍不住問我∶

「咦，大專聯招什麼時候開始要考起浮生六記來啦？」八成是看到那書上有被「研讀」過的圈點。

「不是的，這是我父親的書，被我閒極無聊地摸出來看。」我據實以告。

「你看得懂嗎？」蔡將軍顯然也看過。

我當時的確在想，不過是表姐（芸娘）藏了幾碟小菜給表弟（沈復）當宵夜吃，有必要訴諸於文字，如此這般地昭告於世嗎？

「文字看得懂，但這書講的都是太瑣碎的事情，沒啥意思。」我心想，那時在中央副刊連載，臥龍生寫的武俠小說「玉釵盟」，要比這精彩太多啦！

哦，看倌您不記得啦？「玉釵盟」的主角徐元平潛入少林寺，想要盜取「達摩易筋經」練功時，被正在閉關打坐的慧空大師逮個正着，結果慧空被他「為父復仇」的故事所感動，乃將自己一身功力以「佛門開頂」方式，轉移到徐元平身上，讓徐元平從此憑空成為「大俠」，日後得報殺父之仇。以我當時之年齡，「玉釵盟」的故事當然要比「浮生六記」精彩得多啦！

「這書很『費神』的，以你的年紀不適宜看這種書。」蔡將軍有點兒不以為然。

父親回來後，蔡將軍顯然打了我的「小報告」，所以，這本「浮生六記」數日內就從書架上「失蹤」，八成被父親「藏」在他校本部的辦公室裡，那兒戒備森嚴，可不是我能自由進出的。蔡將軍把我當子侄看待，所作所為也都是關心我，我現在當然不是在「清算」他，事實上，一甲子後我還懷念與他相處的日子，也感謝他亦師亦友的教誨，他更是我畢生衷心崇拜的真英雄。

父親若是沒有慎重其事地將「浮生六記」藏起來，我也許就不會那麼「反叛」，執意要去找這本「禁書」來看，全是好奇心所致也。

重慶南路的書店裡讀「浮生六記」

在講我第一次因好奇心驅使下，如何四處尋找「浮生六記」之前，我得要先講一小段我當年在建中的日子。

老實說，由高雄轉到台北來唸書，我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周遭一切都新奇，尤其是那條以重慶南路為名的「書店街」。

在建中那一年，我每天一大早就得從大直搭第17路公車到台北火車站，然後轉0南、3路或是5路公車去位於南海學園的建中校區，放學回家時自然是反其向而行，只是放學的時段公車要排長龍，好不容易上了車，車道也擁塞不堪，那去台北火車站直線距離只有約三、四公里的路，得耗時至少半小時。

我在校門口排隊等公車的耐心有限，所以常徒步北上，直接穿越當年所謂的「南海學園」與總統府前廣場，沿重慶南路到火車站搭17路公車。

那年頭重慶南路的書店櫛比鱗次，由總統府前直到火車站，少說也有二、三十家，我自小就愛逛書店，經常進了店就會一頭栽進書堆裡，無法自拔。這「惡習」都是拜我父親所賜。他老人家常帶我們兄弟倆逛書店，而且在書店一站就是兩小時，空手而返的機會幾乎是零，家中的雜誌與各類叢書，都是他用「私房錢」買的。

哦，父親每個月的薪水袋都原封不動地交給我母親作家用，哪兒來的「私房錢」？那是他老人家投稿所賺的稿費，加上偶爾會有「英翻中」的酬勞收入（與外國電影有關）。看過我眾多文稿的讀者或許會問∶「咦，你父親不是『將軍』嗎？哪兒會『淪落』到有時間去搞這些『外務』呢？」抱歉，紙短「故事」長，一不小心又會被我扯出上萬個字來，還是以後再寫罷。

言歸正傳，我第一次讀完「浮生六記」，是放學返家途中，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裡看的。「浮生六記」原版是文言文，拜各級學校國文老師與課本之賜，我看懂至少九成以上。不過老實說，我當時也確實是「囫圇吞棗」，年紀太輕自然不可能理解何謂「閨房」之樂（這應該就是當年父親不讓我看的主因），衣食無憂無慮時又何能體會「坎坷」之愁？沈三白與芸娘之間的細膩互動，豈是十八歲的我所能輕易體會的。下意識中沒有覺得沈三白是在「嘮叨」，或是「無病呻吟」就已不錯啦。

「浮生六記」隨著我到新大陸

1964年高中畢業後，我在台南苦讀了四年，終於拿了個電機工程學位，在那四年繁忙的課業中，「浮生六記」早就被我拋諸腦後。直到1968年畢業後，在花蓮機場的空軍防空炮兵205營服兵役時，有一天在花蓮市區閒逛，在一間書店裡看到一桌子堆積如山的廉價促銷書，被我發現有一本封面已有些破損的「浮生六記」，好像只要不到一碗牛肉麵的價錢（五塊台幣），腦袋裡忽然想起，它原是父親不讓我看的「禁書」，乃掏腰包買下，回營後才又仔細地讀了一遍，情竇初開之年，終於發現它文字中的「微妙」處，真有些愛不釋手，心想，難怪它被父親用紅藍鉛筆圈圈點點過，果然是好書一本。

這本「浮生六記」在1969年元月，隨我到了馬祖前線，是年八月底去美國時，它也是放在我皮箱中的少數中文書籍之一。

1970年暑期去紐約打工，林語堂大師的兩集「無所不談」，加上語堂大師也熱愛的「浮生六記」，都被我隨身帶著，在長途巴士上消磨時間用。我記得清楚，當我在路上讀「坎坷記愁」時，還為沈復之悲慘際遇，難過得濕了眼眶呢！

打完工後，由紐約坐巴士回密西西比州途中，路經亞特蘭大轉車時，「浮生六記」不幸被我糊里糊塗地遺忘在座前的袋子裡，心中懊惱不已。所幸而那兩集「無所不談」至今仍在書架上，陪了我半個多世紀的異域歲月。

事隔約三十年（2002年），因事回到台北市，逛了幾間規模不算太小的書店，居然都找不到「浮生六記」啦。有位較熱心的經理，建議我去舊書攤找找看，但是台北市的街景早已變了樣，西門町的「中華商場」也無影無蹤，那兒原本倒是有幾間舊書攤的，這會兒人生地不熟，我去那兒找舊書攤？哦，以前專門放映三、四輪電影的西門町「紅樓劇場」居然還在，那兒可是我這窮學生當年消磨時間的好去處。

日後在舊金山的老華埠書店閒逛，倒是見到過一本簡體字版的「浮生六記」，當時頗有「書」失求諸「野」之感。「浮生六記」在老毛統治的那三十年，肯定是「黑書」一本，被燒燬了不少。好在現在的大陸學生們已不必再「活學活用」那讓人笑掉大牙的「毛語錄」，這些當年被紅衛兵奉命銷毀的「黑書」，又「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蹦了出來，更凸顯出那「小紅書」內容之荒誕、惡毒與反人性。

那本簡體版的「浮生六記」我沒有買，主要是不習慣那「向左翻頁」，橫向「由左至右」的排版方式。我這食古不化的「老古董」，還是期望哪天能在書店驚喜地找到一本以中華傳統方式，直向排版，「往右翻頁」的「浮生六記」，了我心願。

淺談「浮生六記」

以我的工程師背景，加上國文水準只有高中畢業之程度，那兒有寫書評的本事？只能淺談一些我對「浮生六記」故事的感受。其實幾十年後才意識到，它也直接地影響到我現在的寫作方式，與在「講故事」時之布局。

其實說穿了，沈復只是個市井上的小人物，既非「才高八斗」之輩，也無「開天闢地」的創業精神，所以他大半生寄人籬下，這書呆子還又不善理財，導致經常手頭拮据，手上偶爾有幾兩銀子時，就來個「今朝有酒今朝醉」，迅速地把它花得個精光，如此這般地渾渾噩噩過了一輩子。與出生時的小康家世對比，他的晚景確實十分淒涼（見「坎坷記愁」），妻死子亡，家無隔宿之糧，最後「怨天尤人」地鬱鬱以終。

沈復是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典型儒生，雖無功名，但是讀書人具有之基本文采，讓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起伏，寫成了一本細膩而感人至深的「自傳」。雖然與「紅樓夢」相比，這只是「小品」文，但是經過我一向景仰的林語堂大師之英文傳譯，它早已成為頗受西方文學界重視，在探討中華文化時，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我相信沈復（三白）在十八世紀寫「浮生六記」之時，應該沒想到他這「自傳體」的文章居然會流傳後世，得到許多文學家的賞識。沈三白在他三白（白髮、白眉、白髯）之際，於落魄潦倒的生活中，憑著深植於腦中的記憶，寫出他一生與芸娘之間的細膩互動，這款「煮酒賞花」的平凡日子，在他筆下，居然被描述得如此有滋有味。

當然，你也別傻啦，「浮生六記」中所描述的細膩「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首先，像沈三白這樣懂得生活情趣，還兼具文采的男人，百中難得其一。至於那溫柔婉約，善體君意，與夫君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還又忍辱負重地伺候公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怨無悔的芸娘，即使是在「民智未開」的滿清時代，也是百中難得其一的。基本來說，他們兩人在心靈上可說是完全契合的。

回歸我這退休工程師的本行，讓我們來算算沈復「配」芸娘之或然率吧！以「百中得一」與「百中難一」之標準，這「絕配」的機遇豈不就是「一百乘一百」嗎？那可是萬分之一的機遇率耶。

再者，芸娘居然還是沈復的親表姐（沈復親舅舅的女兒，比他年長十個月），兩人是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古人無知，以為只要姓氏不同，即使是近親也可以結為連理，對現代之優生遺傳學完全沒有概念。證之於「浮生六記」中，他倆所出之一對子女好像都有些「弱智」，身體也不好，獨子尚未成年即夭折，可能與近親聯姻是有關係的。

其實，這例子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最近花了一點時間研讀「資治通鑑」，赫然發現各朝代自開國之君以降，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近親通婚簡直就是家常便飯，難怪這近親通婚經過幾代以後，產生出皇帝「一代比一代笨」的現象，也就是說愈來愈易出現「覆巢」之昏（或是笨）君，其朝代焉有不亡之理。

回想起來，當年父親把「浮生六記」藏起來不讓我讀，是絕對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十八歲那年也確實不可能領會到此書之意境。

再說，我那時若是真的體會到世上有「芸娘」這麼可愛的娘子，定會浪費時間，放眼四周去「尋她千百度」，在雜念叢生之下，「大專聯考」想不全軍覆沒也難。

不過「浮生六記」的背景是三百多年前的中國封建社會，原則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其實在那個年頭，全世界的女人的社會地位都不高，只是在中國更糟，隨便舉個例，前清有「纏足」之惡習，沒有自幼就纏足的漢族女人（滿族女人倒是不興纏足），會被貼上「出身貧賤」之標籤，其社會地位更是低下。

看來，在這男女平權的二十一世紀，男人若是執意要在芸芸眾生中找個「芸娘」做終身伴侶，那麼他這輩子「打單」的機率，應該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還有一個想法，沈復寫「浮生六記」，有可能是先訂出目錄才開始寫的，他晚年貧病交迫，寫完第四記就升天成仙啦。有後人見目錄上有「六記」，乃畫蛇添足地補上兩記。其實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獨特之思觸或筆調，這後兩記與前四記是如此之不同調，偽造之可能性非常大。

有一位西方古典音樂作曲家舒伯特，寫了一首後世定名為「未完成」的交響樂，這是他寫作的最後一首交響樂（第八首），不知何故，原來應該有四個樂章的交響樂只寫了兩個樂章後就打住，也從未發表（那時離他的去世尚有六年）。直到他死後三十多年，友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原稿，立即興奮地公諸於世，廣受愛樂人士之喜愛。舒伯特在世時頗不得志，與沈復一樣，在貧困中潦倒而逝，更糟的是，他才活了不到四十歲而已。

如同沈復的「浮生六記」，十九世紀末，也曾有某好事音樂家，畫蛇添足地補上兩樂章，結果招致各界惡評，只得匆匆下架，維持原樣。這東、西的兩個「未完成」的作品，都各有其「缺陷美」，一點兒都不影響它們受後世推崇之程度。

「浮生六記」這麼薄薄的一本「自傳」，其文學歷史地位雖然不及「紅樓夢」等巨著，但因其簡單易懂的文體，僅「三言兩語」，就將一個可愛的「芸娘」活脫脫地呈現在普羅大眾（以別於文學鑑賞家）之眼前，其對傳統中國「草地」文學影響之大，絕不下於那些長達百萬字的中國經典名著。

後記

時光飛逝，自從我在重慶南路的書店中第一次讀「浮生六記」，匆匆已近一甲子，當年與父親共處一室的日子已是如此地遙遠。世事滄海桑田，這些年少時不經意的一堆小事，涓滴入河，匯流成海，不停地在我腦「海」中起伏，擔心它們總有一天會消逝在我的人生夕照中，只得仿傚沈復之模式（我那兒敢自比沈復，只是借用其模式而已）來個「浮生留紀」，用粗淺的文字來保存我這一生自覺珍貴之回憶。

十年前返台一行，懷舊之情揮之不去，特別到重慶南路逛了一圈，半世紀前的眾多書店，只剩下少數幾家而已，且全都門可羅雀。看來，在這網路世代，平面出版業的確是比較艱辛的行業。

我是愛書的人，有時候在睡覺之前打開床頭燈，躺在床上翻幾頁想讀的文章（直到看得睡意漸濃），還是比正襟危坐地打開電腦，上網找網站、找文章要方便些，也有「自然入睡」的催眠效果，不是嗎？

這世上像我一樣愛書的人多得很，所以平面出版應該不至於被全盤淘汰，尤其是在教育系統中，與實質性的文化傳承上，自有其存在之價值。

有時候我伴同達兒（我的小兒子）在湖畔釣魚，坐在樹蔭下，一卷在手，心曠神怡地細賞前人之精華作品（例如林語堂大師的散文集「無所不談」），也算是人間難得的精神享受之一呢！

【謝行昌2020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