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1月27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Theodore Dalrymple撰稿／程航編譯）進步主義教育在北美和歐洲持續已久，雖然不一定更為深入，但已產生令人吃驚的效果：它極大增加了支持極權主義的人數。我們的年輕人受此教育影響之深，以至於他們正以扭曲的意識形態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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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意識形態日後可能會轉變，但其帶來的一味狂躁的心態卻將持續。
此刻，一個人對變性慾（transsexualism）的態度竟成了人們在政治上的試金石，至少對知識分子是這樣。
我們不能肯定，癡迷於這種意識形態在10年後會帶來什麼結果，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心態會對不接受它的人、或以溫和方式提出質疑的人，採取凶猛和報復的方式。
現在如果有人否認「變性女人」是女性，或相信生物學在男女性別差異上有所定義，他將在道德層面被等同於黑衫軍（義大利的一個法西斯組織）或（納粹）突擊師（S.A.）。
革命往往會吞噬年輕人，而政治正統觀念的變化趨勢往往會讓前幾代的激進分子和激進主義者落伍，他們反倒被認為是法西斯反動派。
最新的政治正統派的信徒們認為，他們終於找到了絕對的政治真理，並打算把他們的觀點強加給後代、傳續千年，直到被下一個新的激進主義時代「超越」。
這就像斯大林的追隨者們之後遭處決，他們反而被後來的激進分子認為是反動派。
被《衛報》逐出的記者
以上趨勢的一個現實例子是英國記者蘇珊娜‧摩爾（Suzanne Moore），她自稱是左翼女權主義者，曾在《衛報》撰稿多年。該報已越來越被英國知識分子視為「真理」。
摩爾在該報的338名同事聯名致信編輯，抗議摩爾的一篇文章，這最終導致摩爾辭職。如果自己在同一個機構中被1/3以上的同事投訴，誰還想在這裡繼續做下去？
摩爾到底寫了什麼，讓這338位同事感到如此被冒犯，以致於他們認為必須向老闆投訴摩爾的文章？那些冒犯的文字摘錄如下：
「激進的女權主義觀點認為，性別是一種社會構建（不一定是生理現象）——女孩和女人不必註定是女性，男孩和男人也不必註定是男性。然而我們被告知，性別是天生註定的，在出生時就存在的；性別不是一種感覺。雌性定義適用於所有生物的生物學標準。如果你可以產生大量的不動配子（生物學詞彙），你就是女性。這個概念並不複雜，儘管那些少數的雙性戀者應絕對受到尊重。」
在我看來，不要說那338名知識分子，任何人在看了以上用生澀語彙來解釋平庸道理的做法，都會發怒。然而，針對這些文字的抗議信卻是這樣寫的：
「我們對《衛報》一再發表反對跨性別觀點的文章，感到非常失望……發表這種仇視性文字已經干擾了我們的工作，並正在讓《衛報》加劇成為反對跨性別權利和反對跨性別員工的出版物。」
上面這段話是說，如果有人暗示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有來自生理學的決定因素，他就會被認為、將對打算改變性別的人產生敵意。然而，在大多數人眼裡，想改變性別的願望是無法完全實現的，其結果將帶來悲劇。（大多數人只是沒有直白表達這種觀點。那些表達了這種觀點的人，就該被仇視或被認為對改變性別的人有敵意嗎？）
文人式的恐嚇
以上這種來自知識分子的恐嚇方式，意味著不加分析和無控制的仇恨，它遲早將導致對某事物或某人（群）的仇恨。
這種恐嚇方式的特點是，與其讓某種不願看到的事物發生，不如首先遏制其發生的可能。因此，這些以文明方式進行恐嚇的做法是，不與持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探討，而是首先取締其發表看法的可能。
人們不難想像，如果這個世界由《衛報》的338位小列寧式的知識分子掌控，將會怎樣。他們會認為這種控制權是他們理應得到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道德才是更高的。
列寧認為，任何有損其學說的做法，無論多微小，都是對其事業的完全背叛。這種做法恰恰反映了《衛報》338位簽名人的心態。
無論從形式上或內容上，我都不讚賞摩爾的文章，但這不是問題的重點。我是個老式的自由主義者，我捍衛的是摩爾表達其觀點的權利，也捍衛她反對《衛報》可能成為「薩沃納羅拉斯」（Savonarolas）的權利，後者的野心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認知，打造世界（不允許其它的可能）。
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教育體系似乎正在不斷輸出此類人才。
原文 Our Education to Totalitarianism and Transsexualism發表在英文大紀元。
作者簡介：Theodore Dalrymple是一位退休醫生。 他是《紐約城市日報》(City Journal of New York) 的特約編輯，撰寫過30本作品，包括「底層生活」(Life at the Bottom)。 他的最新作品是《禁運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本文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的觀點。
責任編輯：高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