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到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鋪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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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12月15日訊】膠著的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是何人、何黨會當選的選戰,更是正與邪的大戰,而且關乎美國會不會由自由民主、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體制。為何川普總統三番兩次拒絕社會主義,甚至極力批判?究竟社會主義是何物?其可怕之處又在哪?日前偶然間翻閱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在2003年出版的《活用經濟學》(Applied Economics: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17年前面世的舊書,覺得很可以提供一般民眾以寶貴參考。

我知道本書作者索威爾是在1994年4月,當時的台灣《卓越》雜誌製作了一個「《到奴役之路》五十年紀念」專題,邀我寫一篇簡介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文章,另一篇就是索威爾所寫的〈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那是取材於1994年1月17日出刋的《富比士》(Forbes)雜誌上索威爾的文章。當時我不但在文章中引用了索威爾的論點,而且對其人印象深刻,因他對海耶克這位看似孤獨、實則堅強且樂觀的「終生在揭露社會主義真相」大儒的思想底蘊,有著清晰獨到的理解。

社會主義為極權主義鋪路

索威爾在1994年初那篇文章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對「世界的未來」之看法,我在此將該段全文如實抄錄如下: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裡所指的『熱的社會主義』,從一九四零年代開始,已在它實際所到之處,以及看得到它實際後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澤。當時他真正憂慮的對象是:他稱之為『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這些人不是有意地追逐極權體制,但他們個別鼓吹的政治主張全部加起來就是極權主義的理想。

在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因為被現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於心神恍惚地想像經濟與社會體系也可以當做是工程問題來加以處理;另有一些人則是希望建構『某種具有合作精神的社會,其中各種產業組合均擁有半獨立與半自治的〈封建特權〉』──好比是當今的『產業政策』和『醫療聯盟』所保障的特權地位。

《到奴役之路》發表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就更長了,它還包括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政治主張的人士,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公開主張極權主義的,但是他們的行動都會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我之所以刻意抄錄這段文字,旨在凸顯二十六年前索威爾所指稱的「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名單更長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憂心的是:《到奴役之路》書中所描繪的世界並未隨蘇聯解體、中共經政、東歐改制等似乎顯示共產和集權主義已全面崩盤而消失,反而藉由在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這與歐洲早年的自由主義正好相反)包裝而大行其道。無獨有偶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 1912~2006),這位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經濟鬥士及捍衛者,在1993年2月於其最重要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82年版中文譯本自序中指出:

「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

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就某層次而言,可說更能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

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索威爾和弗利曼的警語在2006年所謂「中國經濟崛起」,並廣被正面稱頌的時節,更顯現出「暮鼓晨鐘」。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著自由經濟外衣的「中共政權」所蒙敝,共產主義其實並未如弗利曼所說的「瓦解」,反而像是「披著羊皮的狼」在隱蔽處更為活躍、危險。借屍還魂的中共已夠讓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裡「擴大了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單」,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國健保計畫早已受質疑

索威爾在當年那篇文章最後曾寫到「克林頓政府的健保計畫可以說已是美國為購置社會主義而預付的一大筆訂金,未來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額勢必比現在宣傳的還要大上許多。不管是以金錢來衡量,或以失去自行購買適當醫療服務的自由來衡量,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國人民來承擔,這可是不折不扣攸關個人生死的問題」。但柯林頓主政八年中,美國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竟曾神奇達成平衡且尚有盈餘,而1990年代涵括柯林頓政府期間又被稱作「狂飆的十年」,指的是繁榮盛世。然而民主黨政策卻接近美國自由主義的偏向管制、保護,身為柯林頓策士的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史迪格里茲(J. Stiglitz),在2002年、2003年分別出版《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狂飆的十年》(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藉著檢討其在七年官場生涯和柯林頓政府施政,提出他「邁向新民主理想主義」的願景,可說等同於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所描述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知性模型』,它可以比作一部車子的設計,然而卻是用紙製作以為可以上路的一部車子。

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迄今全球最具影響力者之一,原本就是著作等身頗富盛名,再加上在柯林頓政府的七年全身而退的成功官場生涯,造就他理論和實務俱全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最高榮譽諾貝爾獎桂冠的加持,更加重他一言九鼎的力道。此外,由上提他的兩本通俗著作,完全可以感受到其人「擁有一顆溫暖的心」,且坦率、真誠,並具有正義感。這樣一位人物,我們當然不能否定他「為弱勢者,進而為增進全人類福祉」的心意,雖然他也似乎認同市場的重要,但在他「市場和政府取得平衡」的理想願景中,卻隱含著深重危險性,特別在現代「上下交征利」、「自私自利極度凸顯」、「政治掛帥」下,政府干預陷入「政府失靈」死胡同幾乎是可以確定的。史迪格里茲自認是凱因斯學派,他不但在總體經濟政策上主張政府應扮演重大角色,且在個體經濟的「管制經濟」領域上學術成就非凡,也因為有此成就,他對所謂「市場失靈」自認非常了解,對政府介入也信心滿滿。

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

對於這樣一位學養俱佳的好人,我們實在不忍批評,但回顧歷史,還是必須再搬出當年海耶克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描述。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認知是:任何社會只須有同情心,都可以透過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為每個人創造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道德標準或是從效率標準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必須依據海耶克所謂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須假定我們已擁有全面性、鉅細靡遺的知識,因此,只須再多一點同情心與意志力等主觀決心,社會主義的優越理想即可實現。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在此一行列之中,有許多人「其真誠與無私不容置疑」,也有許多「學術聲望卓著」的人物。社會主義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時,高估可能達到的目的,卻低估附帶之危險之人士。

海耶克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幫極權主義開路」。礙於自身的道德矜持,他們沒有能耐去從事讓極權國家機器得以轉動的那些骯髒醜事。因此,在其理念邏輯所要求的極端行動之前,他們就縮手不管──讓位給那些無所忌憚的冷血人物收拾殘局。海耶克就是這樣剖析納粹黨徒在德國之所以崛起,乃是因為維繫法治、政府分權與市場經濟等自由社會的觀念與價值,先被社會主義者摧毀殆盡所致。

對照海耶克描述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史迪格里茲是不是很類似?他在《狂飆十年》書中強調「經濟管理失靈」,將雷根、大小布希與柯林頓比較,貶前三者揚後者,而以通用的總體經濟指標數據,好似可以提供佐證。問題是:可用這樣子的「實證」方式嗎?21新世紀啟幕新經濟泡沫破滅,狂飆十年結束,是因為小布希政策錯誤或柯林頓主政時對科技產業過度縱容且管制失當所致呢?經濟體系當真可以「妥當管理」嗎?對「能否妥善管理」的認知正是關鍵所在。史迪格里茲批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對政府經濟管理失當的批評,與一般社會學家的說法類似,他們認為是「管理者無能」,而非「鬆綁不必要的管理或廢除這些已完成階段使命的機構」,他們期待「聖人、能人」的出現。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諸如蔣經國晚年的「善心獨裁者」,但由歷朝盛世晚期的墮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飛鏢的「甚低機率」產生之仁君,就可知這種主張的危險性。索威爾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應該再加入「凱因斯管制、干預學派」。

政府無法適當管理經濟體系

史迪格里茲「打著市場旗幟懷疑市場」,憧憬「政府可適當管理經濟體系」,可能為極權者開路已如上述,關於他對「中國經濟崛起」抱持極為肯定的看法,更顯現其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本質的膚淺了解。他在上提兩本書中都貶抑俄羅斯的改革(所謂「震盪療法」)而頌揚中共經改,亦即「贊揚」漸進看貶「急進」,完全忽視當時已經由三次民選總統後成為「浴火鳳凰」的俄羅斯之成就,卻對早已出現「後發劣勢」、系統性體制性貪污舞弊、社會問題異常嚴竣,抗議和血腥鎮壓頻頻出現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中國經濟予以高度評價,他還曾在《亞洲週刋》專訪中,對中國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給了「巨大的成功」之評價,他認為中國已吸收了充足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這種只看到表相、完全忽視內部真相的看法,十足顯出史迪格里茲只能是「頂尖的經濟工程師」,根本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但由於其言論的巨大影響力,恐怕早已鼓勵全球資金加速流入共產中國,充當極權者打壓異己的資源,並延遲「體制改革」,讓中國經濟的黑洞更為擴大,此對中國人民、台灣人民、以至世人都不是好事。

海耶克七十多年前揭穿社會主義及其擁護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茲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辭世。不過,不必失望,我們還有索威爾,雖然他的名氣難望史迪格里茲項背,但索威爾的功力不可小覷。說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茲兩本著作出爐的幾乎同時,索威爾也出版了《活用經濟學:跳脫單階段思維方式》這本更為通俗的著作,書中論點正好可戮破凱因斯學派和管制經濟學者的似是而非說法。關鍵就在「單階段或短期或政治觀點」以及「第二輪效果或長期或經濟思考」之區別,凱因斯的名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鮮活點出了「急功近利」,以及為政客們不負責任政治主張和飲鴆止渴經濟政策(亦即不必顧慮龐大不良後遺症的政策主張)掩護的用意。

揭穿社會主義迷障的通俗著作

在索威爾的書中第一章開宗明義就剖析這個基本課題,他以「成本效益」、「機會成本」,以及人應由「試誤學習」中長大等等觀念彰顯出價格機能的威力;第二章就「人」本身點出唯有自由選擇才是累積有用「人力資本」的最佳方式,政府管制、保護政策如最低工資等,對弱勢邊際勞工有「愛之適足以害之」的相反悲慘後果。接著第三、四、五章,各將人生中最重要的「醫療」、「住宅」、「風險」,以及「歧視」這些生活要事,揭開政府管制政策的迷霧。最後一章則由各國經濟發展差異問題駁斥「剝削理論」、保護政策的謬誤。

這本書和50年前享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那本《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所標榜的「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異曲同工,點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是有必要仔細閱讀這兩本書。不過,這兩本書都是生活事件的應用,有必要再出現自由經濟思想的根本哲理性著作,我們期待索威爾完成這項任務!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約研究員

大紀元首發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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