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2月1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Walter E. Williams撰文／文蘊編譯）經濟學課的第一課就是，每一個行動都有成本。
這與政治領域的課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政治領域，政客們幾乎忽略了成本，只談論利益和免費的東西。對於某一個行動、政策或計劃，如果我們只看到利益，那麼我們就會不顧一切做任何事情，因為任何行動、政策或計劃都會產生利益。
試想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估計，2019年有36,096名美國人在機動車交通事故中喪生。如果我們設定一個5英里/小時的速度限制，幾乎所有這些生命都可以被拯救。限速5英里/小時的巨大好處是，這三萬六千多名美國人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在高速公路的車禍中喪生。
幸運的是，我們看了限速5英里的成本之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拯救這三萬六千多條生命與付出的代價和不便相比較而言並不值得。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在談論生命的時候，明確地權衡成本與收益，太無情了。
我們只是說，限速5英里/小時是不切實際的。
那麼應對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成本和效益呢？很多醫學界和政客都說，封鎖、社會疏遠、戴口罩才是解決辦法。CDC的死亡率數據顯示，如果是35歲以下的人，死於COVID-19的機率比死於自行車事故的機率低得多。那要不要封鎖自行車？
哈佛大學醫學教授、生物統計學家和流行病學家Martin Kulldorff博士，牛津大學教授、具有免疫學專長的流行病學家Sunetra Gupta博士，以及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醫生和流行病學家Jay Bhattacharya博士，他們是《大巴靈頓宣言》的發起人。
超過5萬名科學家和醫生，以及六十八萬二千多名普通人簽署了《大巴靈頓宣言》，反對第二次因為COVID-19的封鎖，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弊大於利。
鑒於大多數人甚至不會意識到自己感染了COVID-19，或者只會出現輕微的症狀，為防止非常年輕的人感染COVID-19所做的努力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它推遲了一個國家擁有群體免疫力的時間。
根據CDC的數據，COVID-19在年輕人（從嬰兒到大學生）中的死亡幾乎不存在。第一個為死亡人數提供實質性貢獻的年齡組是45～54歲，他們占所有冠狀病毒死亡人數的近5%。超過80%的死亡發生在65歲及以上的人群中。如果將55～64歲年齡組包括在內，則增加到92%以上。
因此，只有極少數25歲以下的人死於COVID-19。然而，學校被關閉，數以千萬計的學童被剝奪了課堂教學。強制要求5歲的孩子在上學期間戴上口罩，簡直是無稽之談。虛擬學習可以作為課內教學的替代品，但它的效果好壞參半。有些家長可以為孩子提供必要的工具，或許可以請家教，並積極關注孩子在網上做什麼。很多其他家長則沒有興趣、能力或時間。
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封鎖的問題。政府當局允許雜貨店和藥店在封鎖期間繼續營業。他們允許沃爾瑪、好市多和山姆俱樂部等商店繼續營業。然而，這些商店出售的商品也是被鎖定的商店所出售的，如梅西百貨、J.C. Penney、J. Crew Group、Neiman Marcus和Bed Bath & Beyond。
由於缺失公平的待遇，導致很多員工失業，很多以前財務狀況良好的零售商紛紛申請破產。
正如政治諷刺家H. L. 門肯所言：「實用政治的全部目的，就是用一連串無休止的、全部是想像出來的怪物來威脅民眾，使他們進入驚恐的狀態（從而叫囂著要把他們引向安全地帶）。」 順便說一句，嚇唬人、做錯事、堅持做錯事的最好時機，就是做錯事的成本由別人承擔的時候。
原文Costs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Benefit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E. Williams）博士是費爾法克斯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約翰‧奧林（John M. Olin）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撰寫了數本書，並獲得許多獎項和榮譽，目前是多個董事會和顧問委員會成員，其中包括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以及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高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