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2月02日訊】2020年中共提出的經濟政策中，最突出的當屬「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可是，「國內大循環」不暢的現實，卻是習當局無法迴避的。而「國內大循環」不暢背後的利益固化格局，就習這幾年的施政風格來看，是難以打破的；筆者所說的中國經濟四大問題，這是其中之一。
「國內大循環」不暢的現實，習近平、李克強都是心知肚明的。例如，9月9日，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又發明了一個新名詞「消費堵點」，稱「要打通制約經濟增長的消費堵點」，「更大釋放內需，增強經濟恢復性增長動力」；同日，習近平主持財經會議，研究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和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問題，也談堵點。「堵點」之外，黨媒也還有「斷點」一詞。堵點和斷點無處不在，「國內大循環」如何暢通得起來？
筆者在「『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勝利的持久戰」一文中，給出了「國內大循環」是「一個幻夢」的五點理由：「諸侯經濟」問題；全球產業鏈重組，「去中共化」無可避免；對外科技依賴；民營企業的生存困境；中國民間消費能力嚴重不足。這裡不再重複。本文簡要討論「國內大循環」不暢背後的利益固化問題。
本文把「國內大循環」的堵點、斷點分為四類，各自背後的利益固化格局是不同的，破除起來，難度迥異。
第一類，個別性、技術性堵點、斷點。舉個例子。全國許多地方都能見到「斷頭路」，不僅給交通帶來了堵點，也成了當地市民心中的痛點。「斷頭路」本身並不是多麼大的問題，為什麼長期解決不了？為什麼普遍存在？都是形形色色的利益攪在一起，有人渾水摸魚，小病拖成頑疾。所以，當看到諸如「2020年度深圳市政府民生實事提出『打通15條斷頭路』的任務目標」，「西安計劃2021年4月前打通58條斷頭路2019年打通了幾條」這類新聞，是不是讓人啼笑皆非？
中共搞拆遷，那可是雷厲風行，效率特高，各種手段層出不窮；怎麼到解決「斷頭路」這類問題時，就婆婆媽媽、優柔寡斷、左顧右盼了呢？一句話，既得利益在做怪。舉一反三，「國內大循環」之不暢，在微觀層面，這類堵點、斷點之多，既得利益者的千勾百結，也就無需多說了。
第二類，歷史性堵點。中共搞跛足改革，經濟巨大增長的同時，中共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更強了，攫取的經濟資源、利益更多了（例如，許多年裡GDP的增速趕不上稅收增速）。中共政權成為最大獲利者，把老百姓拋進權貴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的泥淖來，對老百姓的歷史欠帳都不管、不給補償，任老百姓自生自滅，這就形成了一個個歷史性窟窿，最終轉化為一個個堵點。
舉個例子：養老金問題。計劃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共建立了一個畸形的社保體系：五險一金合在一起將近是40%的繳費率，繳費水平如此之高，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即使這樣，養老金也不夠用（2019年4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稱中國養老金坐吃山空，2035年後耗盡累計結餘）；而且，統籌級別低，確定的2020年目標也只是全面完成省級統籌。
2020年11月1日起，社保轉由稅務局徵收（之前是人社部門）。有體制內知名專家建議：趁著已消除了原來幾十萬管理繳費的機構、隊伍的既得利益阻礙這樣一個有利時機，向前推進基本養老金提升為全社會（全國）統籌，這是說了十多年的改革任務。但是，中共內部充滿各種各樣的藉口，都是不成立的藉口，不知為什麼就是下不了這個決心。
第三類，結構性堵點、斷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聯結起經濟循環總過程，這四個環節都存在結構性梗阻，突出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供給側轉型升級落後於國內需求側升級換代；資金過多流向非生產環節和部門，一方面導致金融業資金空轉、房地產價格虛高，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發展困難；行業壟斷和地區保護。這些就使中共吹噓的「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成為一個大氣球，往天上飛去，落不了地，這個氣球還隨時都可能爆炸。
結構性堵點、斷點，是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問題，是各種矛盾的集中表現。習當局喊要打「持久戰」，也是深知其難的。但是，這些結構性堵點、斷點，是與中共的這個體制結合在一起的，是各類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體現出相當強的利益剛性，不可能就事論事式的通過個案方式解決，而必須是全面、系統的整體性解決（結構性解決與體制性解決相結合）。
「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不僅早就無效了，反而成了拖累。習近平對此也不是沒有感覺，提出了「頂層設計」的說法，但就是不敢向「整體性解決」方向邁步。
第四類，體制性堵點、斷點。這個話題是老生常談了。這裡僅舉兩位大陸學者的觀點，供大家參考。第一位是北大教授周其仁，他認為中國過去30餘年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於改革急劇降低中國的體製成本，開放使中國大步邁入全球競爭。但是，中國的體製成本先降後升。他在「中國經濟的五大體製成本」一文中，作了如下列舉：一、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二、市場准入成本：要從體制上解決；三、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價格機制不能靠規劃；四、移動、退出的成本：企業要研究的戰略問題；五、修訂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條規定，拖累全局。他認為，在全球競爭的格局中來看，中國的成本優勢已經弱於印度、越南等國，但又尚未形成真正大規模的創新力量，亟須突圍。
第二位，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趙建，他在「尋租型社會是經濟內循環的最大障礙」一文中指出，如果市場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徹底，權力的觸角與市場、資本糾纏不清，那麼就會形成普遍化的尋租，也就是權力的變現和資本化。如果越來越多的資本被異化為尋租資本（包括靠行政壟斷獲取利潤的資本）和投機資本（比如炒房，炒藥材，炒剛需物資），那麼將會為經濟循環製造越來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說在有外循環加持的情況下，這些成本可以被開放體系消解，那麼在內循環為主的體系下，這些非生產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經濟能不能穩態循環的大敵。長期來看，這種尋租模式會使經濟慢慢走向崩潰。
通觀以上「國內大循環」的四類堵點、斷點，我們可以發現，中共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集團，它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人員，壟斷了國家權力和社會核心資源（並不僅限於經濟資源），以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體；雖然它們內部之間有爭奪、搏殺，但整體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製造了中國經濟嚴重畸形的現狀，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最大障礙。
習當局如果真想暢通「國內大循環」，那就真得革中共的命了。如果沒有這種膽識和謀略，「國內大循環」就只能是個夢幻了。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