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五部分 第三世界(142)

《共產主義黑皮書》:共產主義的直接後果

作者:西爾萬‧博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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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12月30日訊】政治恐怖

在蘇軍的支持下,戰爭不僅針對平民,而且伴隨著阿富汗共產黨人控制區的政治恐怖。蘇軍占領的阿富汗實際上轉變為一座巨大的集中營。監獄和酷刑被系統性地應用到任何反對該政權的人身上。

政治恐怖是阿富汗祕密警察KHAD的職務範圍。KHAD相當於克格勃。KHAD控制著所有的拘留所,並大規模實施酷刑和謀殺。儘管祕密警察名義上由穆罕默德.納吉布拉掌控,但「年約四十歲的蘇聯塔吉克人瓦坦沙(Vatanshah)……在蘇軍進入該國後,負責KHAD總部的酷刑和審訊部門」。在巴布拉克.卡爾邁勒剛上台時宣布的大赦之後,普里查基監獄便被清空。它並沒有長時間空著。1980年2月,卡爾邁勒實施戒嚴令之後,監獄再次迅速滿員。伯納德.迪佩涅(Bernard Dupaigne)這樣描述普里查基:

「該監獄由8座像車輪輻條一樣排列的翼狀建築所構成……1號街區是為審訊已完成但尚未接受審判的人預備的。2號街區關押最重要的囚犯,尤其是來自失寵派系的共產黨官員群體的倖存者……4號街區關押著非常重要的囚犯……3號街區是最可怕的,因為它位於其餘街區之間,接受不到任何陽光直射。最難馴服的囚犯正是被關在這裡。它的牢房很小,以至於囚犯既無法站立也無法伸展四肢。人滿為患司空見慣……監獄的規模在1982年春因地下牢房的建造而增加。囚犯們如此害怕地談起「隧道」時所指的可能就是這些地下牢房……有12,000至15,000人被監禁在普里查基。我們還應當把其它8個拘留所和喀布爾其它監獄的至少5,000名政治犯加到該數字中。」

1985年初,聯合國一份關於阿富汗人權狀況的報告指控KHAD是巨大的酷刑機器。該報告指出,KHAD控制著喀布爾的7個拘留所:「(1)被稱為Khad-i-Panj的KHAD第五局;(2)KHAD位於薩薩拉克(Shasharak)區的總部;(3)內政部大樓;(4)被稱為西達拉特(Sedarat)的中央審訊局;(5)被稱為Khad-i-Nezami的KHAD軍事部門辦事處,它在西達拉特大樓附近有兩個私人拘留所;(6)艾哈邁德.沙汗(Ahmad Shah Khan)拘留所;(7)瓦西爾.阿克巴.汗(Wasir Akbar Khan)拘留所,即KHAD在霍瓦扎伊.班卡特(Howzai Bankat)區的辦事處。」KHAD除了其在主要城鎮的監獄和軍事哨所以外,還徵用了首都周邊的200所個人住宅。

這份聯合國報告繼續寫道:

(阿富汗政府)所實施的酷刑,其手段範圍廣泛,引起了報告人的關注。在他的陳述中,一名前祕密警察列出了8種不同類型的酷刑:對男性的生殖器和女性的乳房施以電擊;扯掉手指甲,並伴以電擊;從囚犯牢房中移走所有的廁所設施,為的是過一段時間,他們被迫在其獄友的眾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將木製品插入肛門,這種做法尤其用於年長或受人尊敬的囚犯;拔掉囚犯的鬍鬚,對於老人或宗教人物尤其如此;讓囚犯窒息以迫使其張開嘴,然後嘴裡被撒進尿;使用警犬來對付囚犯;無限期地用腳倒掛;強姦婦女,將其手腳捆綁,並將各種物體插入其陰道。

這些肉體折磨,還應加上各式各樣的精神折磨,包括假處決、當著囚犯的面強姦其家人,以及假裝要釋放囚犯。蘇聯顧問參與了審訊,並協助劊子手。

克里斯托弗.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譯者註:劍橋大學近現代史名譽教授、情報歷史學家)和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譯者註:前克格勃特工,從1974年至1985年為英國軍情六處效力,冷戰時期曾為英國提供重要情報)堅持說,「克格勃在阿富汗領土上重演了斯大林時期的一些恐怖事件。」KHAD僱用了7萬名阿富汗人,其中包括3萬名平民,並由1,500名克格勃官員所掌控。

儘管共產黨政變後恐怖政治立即隨之而來,但抵抗組織仍在擴散,炸彈雨點般地落在共產黨的統治中心。示威也發生了。學生們於1980年4月27日舉行罷工,以自己的方式慶祝政變。他們最初的示威受到鎮壓,60名學生遇難,其中包括6名年輕女孩。罷工持續了一個月,以眾多男女學生被監禁而告終。其中許多人隨後遭到酷刑折磨。「幸運者只是暫時或永久地被學校開除。」非共產黨人士被剝奪了許多機會,而且對學生和老師的鎮壓也變本加厲。「為了嚇唬女學生,劊子手們會帶她們參觀抵抗戰士遭受酷刑的恐怖屋:法里達.艾哈邁迪(Farida Ahmadi)看見軋斷的四肢散落在KHAD大樓的一個房間裡……這些從學生環境中挑選出來的受害者隨後被釋放回社區,在其夥伴中散布恐慌,以便他們的經歷可以作為對其餘人的教訓。」

1983年秋,大赦國際發布了一份報告,並發出呼籲爭取一些囚犯獲釋。哈桑.卡卡爾(Hassan Kakar)教授是專門研究阿富汗歷史的歷史系主任,早前曾在哈佛大學任教,後因幫助過旗幟派成員(儘管他不是DPPA成員)並為其他幾人提供庇護而被捕。對他的審判是祕密進行的,不准許律師為他辯護。他被控從事反革命活動,並被判刑8年。他的兩位同事也是教授,分別被判8年和10年徒刑。阿富汗唯一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穆罕默德.尤尼斯.阿克巴里(Mohammed Yunis Akbari)於1983年被解職,同時未經指控就被逮捕和拘押。他已於1981年和1983年兩度被捕,又於1984年被判處死刑,最終於1990年被處決。屬於研究和討論團體的知識分子,遭到系統性的監禁。這些團體的目標是找到結束衝突的途徑。對於任何被認為對政權構成任何形式威脅的人來說,等待他們的命運也差不多。

在整個共產主義時代,信息都受到嚴厲控制。未經政府認可的外國人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記者和醫務人員也一樣。他們被捕時,被帶到中央監獄並接受審問。他們沒有受到肉體折磨,因為人道主義組織總是知道他們在該國的存在,並會立即要求將他們釋放。但是,當他們受審且檢方的指控是基於偽造的證據這一點變得明朗起來時,他們常常被迫承認他們一直在為外國政府刺探情報,並參加了抵抗力量,儘管他們純粹是以人道主義的身分出現在那裡。

儘管外國人被人討厭,但他們既沒受到酷刑折磨,也沒被殺害。相比之下,被捕的阿富汗嫌疑人則常常遭受酷刑並被殺。例如,來自1966年成立的阿富汗普什圖社會民主黨(Afghan Mellat)的激進分子,於1983年5月18日被捕,儘管缺乏證據表明他們支持過抵抗行動。大赦國際公布了阿富汗社會民主黨18名成員的一份名單(後來加進了更多的名字)。這些成員因據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反抗者而被捕。1980年6月8日至1982年4月22日,政府正式宣布,以從事反革命活動罪判處逾50例死刑。1984年宣布又判了77例,1985年宣布又判了40例。

1986年夏,沙.巴茲加爾擬定了一份名單,其中包含喀布爾的52,000多名囚犯以及賈拉拉巴德(Jalalabad)的13,000名囚犯。根據他的數字,共有10萬多名囚犯。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占領了普里查基監獄,釋放了4,000名囚犯。1992年5月,在附近發現了一個萬人冢,裡面包含12,000人的遺骸。

巴布拉克.卡爾邁勒於1986年被免職時,取代他的是穆罕默德.納吉布拉。這位總統與戈爾巴喬夫極為相似,通常自稱為「納吉布同志」(Comrade Najib),以避免所有對阿拉(Allah)的提及。掌權後,為了民族團結,他恢復了自己的姓氏。納吉布拉是旗幟派成員,也是一名退休的內科醫生,曾任駐伊朗外交官,極為親近莫斯科。1980年至1986年,他一直擔任KHAD首腦,並因在那裡的工作而受到長期執掌蘇聯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稱讚。後者接著成為了蘇共總書記。納吉布拉被其兄弟塞迪庫拉.拉希(Seddiqullah Rahi)稱為「公牛」。他曾將納吉布拉比作拉夫連季.貝利亞,並聲稱他在6年內簽署了9萬人的處決令。除了擔任情報機構首腦外,納吉布拉還應對親自折磨無數人負責。為數極少的倖存者之一如是說:「由於我幾次否認指控,納吉布拉走近我,對我的腹部和臉部打了好幾下。我跌倒在地。在地上,半昏迷中,我依稀記得臉上和背部受到了更多的踢打。鮮血不斷從我的嘴裡和鼻子裡湧出。直到幾個小時後回到牢房時,我才恢復了知覺。」

盲抓誤打時常在鎮壓中扮演重要角色。曾在查希爾統治期間擔任國會議員的一名商人被誤抓並受到折磨,隨後獲得釋放。

對我的逮捕發生在晚上9:30左右……我和另外兩名囚犯一起被關進一間牢房。其中一名是建築工人,來自喀布爾以北的卡拉漢(Kalahan);另一名是在農業部工作的官員,來自楠格哈爾省(Nangarhar)。顯然,那名建築工人已經被打得非常嚴重。他的衣服上沾滿了鮮血,手臂受了嚴重瘀傷……我被帶走接受審問。我被告知,在過去幾週內,我訪問了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訪問的目的是,在當地民眾中散布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事實上,我有六個多月都沒離開過喀布爾。我堅決申辯自己是無辜的,但我一這麼做,就開始遭到雨點般密集的毆打……一部老式電話機被連接到我的腳趾上,他們用它來對我進行電擊……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受到審訊。兩天後,參加過審訊的KHAD人員中有一人進入我的牢房,告訴我我將被釋放。他說,KHAD確信,逮捕我是一個錯誤。

恐怖還被用在阿富汗兒童身上。他們被逮捕並送往蘇聯,在那裡被訓練成兒童間諜,為的是被派去滲透抵抗力量。兒童被注射毒品以限制他們的獨立性,較年長的則獲得妓女服務。一個名叫納伊姆(Naim)的男孩告訴沙.巴茲加爾:

我來自赫拉特。8歲時,我輟學了,被安排在Sazman(阿富汗共產主義青年組織)裡,然後送往蘇聯9個月。我父親是名共產黨員,他對此表示支持。那時,我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再婚了。在家裡,除了一個兄弟和一個姐妹外,每個人都是人民派的人。父親把我賣給了蘇聯人。幾個月來他都這樣賺錢……我們的任務是當間諜。

當巴茲加爾問納伊姆是否曾見過小孩死亡時,這名男孩回答:「見過好幾次。一次是被電死。那個小孩的身體騰空躍起約一米高,然後摔在地上。那名小孩此前拒絕做間諜。還有一次,一名小孩被帶到我們面前。他被控沒有告發他的一位同志。據說,此人在一輛俄羅斯裝甲車下面放了一枚炸彈。我們看著他們把他從樹上吊起來。他們大叫道:『如果吩咐你們的事你們不做,這就是下場!』」逾3萬名6歲至14歲的兒童被送往蘇聯。如果父母敢抗議,就被貼上抵抗戰士的標籤並投入監獄。

恐怖令全民受害。每個年齡段的人都淪為這場全面戰爭和政府壓制性政策的受害者。蘇聯占領軍試圖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鎮壓抵抗力量,包括運用不加選擇的恐怖行動、轟炸平民、屠殺全村以及將無數人流放。政治恐怖總是伴隨著平民恐怖(civil terror)。所有大城鎮都有專門的監獄,被拘留者在那裡遭受酷刑,然後通常被殺害。

干預的後果

共產黨政變和蘇軍隨後的干預對阿富汗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20世紀60年代,該國走上了繁榮、現代化和民主的道路;由共產黨人支持的達烏德政變終止了經濟發展,並使阿富汗深陷內戰。該國被迫靠戰時經濟勉強維持生存。這種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向蘇聯傾斜。(毒品、槍枝和其它物品的)走私變得很常見,經濟迅速淪為一片廢墟。今天,這場災難的規模仍舊難以衡量。在約1,550萬人口中,有5百多萬居民已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他們如今在那裡生活在悲慘的條件下。死亡人數極難確定,但大多數觀察員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奪去了150萬至200萬條生命,其中90%是平民。有200萬至400萬人受傷。在伊斯蘭極端主義運動的發展中,以及不同族群間緊張關係的重燃中,共產主義所扮演的直接和間接角色是無可否認的,儘管它可能難以量化。阿富汗曾一度走上現代之路,但如今卻變成了一個戰爭與暴力似已成為社會中心參照點的國家。(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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