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各類災異普降，社會動盪不安。戊戌變法後的中國，西學東漸，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言論自由的概念漸啟民智。
時代呼籲變革維新，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後逐漸開放報禁，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創辦報刊的熱潮，災荒中講真話、真實報導災情、關懷民生成了各大媒體自覺的意識與責任，無形中加速了時代的轉型與變局。
清末報刊熱與言論自由
清末，中國政治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報刊熱可以看作是那個時代的風向標之一。報刊不僅數量激增，而且呈現民間化趨勢，新聞報導和評論越來越擺脫官方的鉗制，而凸顯廣泛的民意。
知識分子群體在報刊上的話語，喚起了民間群體意識的覺醒，形成的公共輿論氛圍和言論自由權利，滌盪著沒落王朝的污垢，為中國社會向全新的方向發展做出了輿論的引領與推動。
據統計，1890年中國報刊總數僅為76種。1906年清廷啟動預備立憲後，當年新增報刊113種，以後每年新增報刊都過百數，1911年，全國新增報刊209種。清末十年，白話報紙覆蓋面十分廣泛，東部地區從內蒙到香港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均有報刊。
清末的報刊民間化趨勢明顯，中文報刊中，清政府控制的報刊不到10%，而士紳、商人、新型知識分子創辦的民報占了九成以上。民報運轉資本化、商業化，信息源多元化，貼近民生，廣開言路。
清末報刊評論異常繁榮，報刊評論是否符合時代潮流成為衡量報紙好壞的指標，也是報紙發行量大小的決定性因素。報刊評論的作者群大都具備中西合璧的知識結構，既有著深厚的傳統國學底蘊，又有著近代西學的眼光。近代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革命先驅及大師，如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于右任都是當時名噪一時的報刊評論作者。
《東方雜誌》真實報導東北鼠疫死亡數字
《東方雜誌》於1904年創辦，終刊於1948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發行，共計44卷810期，增刊2期。1911年前為清廷御報，文章內容多以保皇為特色，1911年後內容多傾向於多元化，在當時的中西文化之爭、「物質」與「精神」之辯、質疑科學主義等重大時代議題上展開多次的公開辯論。
1910年—1911年，東北發生鼠疫，《東方雜誌》儘管當時為清廷所用，但對此次大瘟疫卻給予了真實的報導與理性的關注。
在疫情的死亡數字上，《東方雜誌》1910年5月刊出了「萬國防疫會記」的記載：「東三省疫勢蔓延，侵入於直隸山東兩省，先後傳染疫斃者四萬餘人。」「死亡枕藉……日斃數百人」。報導中還公開表明清政府也承認這次疫情「人口上之損失」巨大。
1911年2月20日清政府在下達的官方文件中闡明疫情給經濟上帶來的重大損失，《東方雜誌》亦公開刊登：「疫而斷交通，致京奉鐵路虧耗五六百萬，是商業上之損失。」同時報導還公開清政府因疫情而消耗掉的政府經費「東三省報告防疫經費，共計四百餘萬，京津兩處已用五六十萬」。
當時清政府並沒有把東北鼠疫當作是什麼不可外揚的家醜，更沒有刻意向世界掩瞞疫情，而是著眼於阻止疫情迅速蔓延的出發點，批准了東三省總督錫良的關於國際合作的奏請，《東方雜誌》公開了這一批准：「由外部通電各國，請各派疫科專門醫士到東，研究治法，協助中國，並定期開一大會，以研究所得，宣布世界。」
東北鼠疫歷時大半年結束，沒有造成全國範圍乃至全球災難，和清政府開明的國際合作防疫心態以及媒體公開客觀報導疫情是分不開的。
創刊早期的《大公報》 直面京津大瘟疫
初期的《大公報》是由英斂之1902年在天津創辦的，是當時變革中的社會現狀記錄者與推動者。其在辦刊之始，就遇到了發生在京津直至中國東部的瘟疫。
報紙對疫情造成的死亡傷害並不避諱，報導天津至7月初死亡620人。名流死亡情況也在其報導之列。如天津名紳嚴修之子嚴智庸，本來打算出洋留學，「不意偶患瘟疹，醫治無效，遂於上月底逝世。」「英國駐津某武弁，年僅二十六歲……已於六月三十號染疫殞命，殊為可惜。」
報刊甚至連皇宮內的疫情也敢抖露，「京津瘟疫盛行，近聞大內嬪妃中亦屢染時病且患目疾者尤多。太后慈躬亦連日進藥餌以防疫氣，故太醫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云。」
清廷為防控疫情採取了措施，包括在京師安置流丐、設立立醫、制定隨時醫治章程、給民眾「加恩賞銀一萬兩」「以衛民生而迓天和」都做了相關報導。
1902年京津瘟疫是霍亂引發的，當時的《大公報》對疫情的發生原因進行了深入公開的討論，瘟疫期間，還介紹預防和治療知識，開始將健康議題納入新聞報導。
報紙還報導了不少紳士或者商業主捐獻義地以供掩埋屍棺的善舉，也對屍體埋葬的傳統給予了肯定和強化。
可惜1949年後，《大公報》已轉為親共媒體，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6年和2019年的民調，其公信力評分收費報章中排名倒數第一，成為全香港公信力評分得分最低的傳媒。而當初英斂之在創刊號上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在1949年中共篡政前的二十幾年裡，該報也曾以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
其今昔景況對比，想起來令人唏噓不已，就不知現在依舊以「大公」為名的這份報紙，還會不會重拾初心，回歸到媒體應有的位置上去。
《申報》饑荒中的民生情懷
《申報》1872年創立於上海，創辦人為英商安納斯脫‧美查，1949年中共竊政後停刊。共辦刊77年，出版報刊總計25600期，被史家譽為「中國近代史的檔案館和百科全書」，同時也是「商業報紙的典範」。它發行時間僅次於《中央日報》，堪稱是中國近代史上歷史最悠久的報刊，影響力卓著。
《申報》堅持新聞的客觀公正原則，這也就是《申報》能在新聞界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申報》對清末「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客觀真實而市井獵奇式的報導，向國人和同仁展示了近代報紙應有的新聞報導標準。
災情報導是《申報》一個經常關注的題材，據學者統計，《申報》的災荒報導共約一萬餘篇文章，主要包括水、旱、冰雹、瘟疫等災荒報導。
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間，華北地區發生了一場罕見的特大旱災饑荒，史稱「丁戌奇荒」，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約一千萬人死於饑荒。《申報》對這一災情的報導文章多達1200篇。報導形式多樣，真實客觀，並對民生展現了極大的關注與關懷。
《申報》「丁戌奇荒」期間總共發表了163篇社評，真實客觀地陳述災民的悲慘處境，同時呼籲社會各界伸出援手，並用傳統的「善終有報」的思想，鼓勵人們賑災救濟，《申報》自身還通過義賣書籍賑災。
報紙還對政府的不作為進行揭露，並積極匯集各方面救災意見。在救災安民過程中，《申報》對流民、婦女、兒童的生存狀況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1887年，黃河在流經鄭州市的急轉彎處決口，導致大水淹沒了開封以東大約數千個鄉鎮，約有150萬人喪生，《申報》同樣義賣書籍賑災，並呼籲社會救助。
《申報》中的專業團隊，無論是外方主辦者還是中國秀才，都具備著很高的道德情操與民生關懷心態。災荒報導中，對官員的貪污、難民的安置以及救災信息透明化等方面，發揮了輿論監督的強大作用。
多難甚或亡朝 真話才能興邦
真實性是新聞報導的生命力，言論自由則是媒體發揮監督社會作用的必然條件，也是法治社會公民的人權。1949年中共篡得國家政權後，在兩年內就利用公私合營的名義將所有的新聞媒體和出版單位收為「黨產」。此後，媒體講真話在中共治下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偽命題。
中共治下的百年來，人禍催生的自然災害，即自然災害中的官禍、黨禍，屢屢刷新人類的歷史紀錄。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講真話變成了「犯罪行為」，喪事喜辦、「歌功頌德」已然成為制度性常態。
「多難興邦」語出《左傳》，春秋昭公四年，楚靈王派使者去晉國，讓他們幫著邀集諸侯參加盟會，晉平公不想參加盟會，司馬侯就勸他答應下來，以免開罪楚國。
晉平公不以為然，他說：「我國地勢險要，能攻易守，且有好戰馬可用；齊國和楚國多災多難。這三條都是我們戰勝楚國的有利條件，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司馬侯直言諍諫晉平公說，這些想法是很危險的。
司馬侯說：「古代聖王都是以修德祈天來治理天下，沒聽說依仗險要地勢和戰馬就能守住疆土的。」並說：「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顯然，古人司馬侯眼裡的「修德祈天」才是實現強國夢的第一要素，「鄰國之難，不可虞也」的意思是說，鄰國出現的災難，是不能從表面上來判斷其結果好壞的，如果鄰國君王能借著災難修德濟民，反而是興邦固國的大好時機。
唐代房玄齡所著《晉書》中云：「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所指的多難固邦，也是有前提條件的，「多難」的本身並不是前提，「多難」中的反省自修、幡然醒悟，從而廣施德政、濟世愛民才是「固邦」的前提。
然而中共向來拜無神論為其教義，不敬天地、不講道德，引來的天災人禍致使國家生靈塗炭，還視講真話為犯罪行為，這樣的主政者，多難只能是其朝代滅亡的前奏。歷史變局後的美好未來屬於講真話的勇士們，中共必定會消亡在變局之中。以史為鑒，真正聰明的人自會做出明智的選擇。@*#
參考資料：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
桑兵：《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與社會變遷》
姚琦：《中國近代報刊業的發展與百年社會變遷》
朱傳譽：《中國民意與新聞自由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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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婧鋮
